范振鈺（1927—2008）天津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从班德贵，曾与高英培合作多年，是相声界不可多得的“黄金搭档”，1979年与高英培双双加入全总文工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简称全总文工团），成为全国知名的相声大家。还曾与众多演员合作，留下了大量音视频资料，晚年回天津定居。2004年，范振钰在天津收徒前夕，笔者在其寓所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范振钰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介绍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经历、见闻、艺术见解等，有些系首次披露，形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史料。如今，范振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笔者借《曲艺》将之奉飨读者，并为曲艺研究人员及曲艺爱好者提供参考。

访谈时间：2004年5月22日

访谈地点：范振钰天津寓所

受访者：范振钰

采访者：佀童强

佀童强（下简称佀）：范先生您好，今天来打扰您，想请您谈谈您的从艺经历。

范振钰（下简称范）：首先我得跟天津的父老乡亲和尊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我是喝天津海河水长大的一名相声演员，我叫范振钰，今年78岁①。我这些年有过的一点点成绩，全仰赖咱们忠实的听众对我的抬爱。我这个成绩中王鸣禄和高英培得有一大部分，没有他们两个人也就没有我。我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电台，为嘛呢？他们经常放我们的节目录音，让我们有了知名度。

佀：您太谦虚了，您是怎么喜欢上相声的呢？

范：我从小喜欢相声，十几岁的时候就逃学去听。那时候我住在红桥区三条石，离河北鸟市最近，那有一个声远茶社②，我经常去。时间久了，认识了些相声演员，也渐渐和老先生们熟悉了。

现在叫业余演员，在过去叫票友。我从16岁开始在这个声远茶社玩票，但还没有做正式的相声演员。那阵子我和杨少奎先生、班德贵先生、刘奎珍先生、赵心敏先生走得更近一点。我第一次登台是跟鸟市一位丁姓女演员合作，第一个正式的段子是跟马三立老先生学的老《西江月》。开始的时候，有即兴表演，他们也拿我抓个哏，就这么大家越走越近。那时候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家里管得严，我父亲最反对我说相声。因为那阵儿还没演员这一说，都叫戏子，地位挺低，干这个给家丢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正业。

一开始我打算拜刘奎珍先生为师，他说自己不收徒弟，就把我引荐给班德贵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一直没说拜的师父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父亲也就管不了我了，我就进相声大会了。一开始我们是几个小学员一起，杨少奎先生的小徒弟，丁文元、刘文亨、王文进等，我们几个小不点就由杨少奎先生带着。

佀：那您具体是什么时候正式拜师的呢？

范：1950年，侯宝林先生他们带着北京曲艺三团③来天津，有一个集体拜师，我在那时就正式拜班先生为师了，同时班先生还正式拜马三立先生为师。我拜班先生，班先生拜马三立，地点是在劝业场内天乐戏院。当天挺热闹的，北京曲艺三团的演员们都来了，王世臣、王长友等老先生们都来了，天津几乎所有的相声演员都参加了。人很多，得有三四百，但仪式很简朴，就是茶水恭候，只管水喝。那天拜班先生为师的就我自己，他不喜欢收徒弟，他说收徒弟我就收一个，必须得教成材。

佀：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高英培先生合作的呢？

范：1951年和平区相声队④在南市东兴市场成立，高英培从唐山调回来也参加了，还有回婉华、刘玉凤、阎笑儒、尹寿山、耿宝林等，我们十几个人占一个小剧场。那时候我也逗哏，因为相声大会是轮换着表演的。1952年我和高英培正式搭档，我本身条件不是太好，班先生就认为，我逗哏方面没有发展，最好有个固定搭档，我来捧哏。班先生让我和高英培组成固定搭档，让我捧哏，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我认为班先生的评判是很客观的，我也有信心把这个捧哏做好了，当绿叶捧红花。我们俩搭伙了几十年，才分开的。要说我们两个是风格相近才搭档这么长时间，这不敢说。风格是观众看出来的，是对我们的评价。我们俩有的是真正的默契。我们刚合作时经常演的是《山东话》《八扇屏》《打白狼》。我师父教我做人更甚于传艺，他说学会了做人在台上你才能做出成绩来。不会做人，台下一个样，台上一个样，这不行。所以在做人上面，我是跟我师父学的。

佀：那您的艺术主要是向哪位老先生学习的呢？

范：跟高英培学到不少，不少段子是跟赵佩如先生学的。我们每天上午到他家去，赵先生给我们排练段子，还管我们饭。排练完了之后，赵佩如先生的老母亲和赵夫人杨玉华女士就把饭给我们做好了，我们爷仨一块吃饭，吃完饭赵先生休息，我们就上剧场了。那时候我和高英培才20多岁，赵先生很喜欢我们。我没拜赵先生为师父，但高英培是他徒弟，他不能教一个人啊，他一教教一对儿。我从赵先生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把关得把严，说段子得说到家。虽说我和高英培是他教的，跟他学了不少段子，我们大部分传统段子都跟他学的，但我们真正达到他的要求了嘛？我认为没有。还有其他的老先生对我们也挺扶持。和平区建立相声队，后来又和和平区曲艺队、和平区书曲队、和平区杂技魔术队等共同组建成立了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演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佀：您给我们讲讲与高先生在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时候的演出情况吧。

范：我们俩在1958年和1962年两次去福建慰问解放军，第一次是代表天津曲艺团去的，第二次参加的是一个全国性质的文艺慰问团体。那两次我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下过猫耳洞，在解放军炮击金门时我们也在地洞里边演出过。我们在这下头演着，上边炮弹响着，要说不害怕是瞎话。我们两次给前线战士表演的都是新段子，1958年回来后，我们带回一个《前线日记》，1962年第二次去时写了一个《英雄岛》，都是高英培、王鸣禄和我合作的。当时王鸣禄没去，是我们积累素材，回去后拉着他一块创作的。我们第一次去英雄岛，作品还没有成形，到上海作总结演出。完事之后，晚上大家伙从上海上车之后就要回天津，我们都上了火车了，行李都搁好了，广播就响了，“高英培、范振钰你们带着行李下车，有任务。”结果别人都走了，我们俩留下了，在上海劳动文化宫给全国劳模演出《前线日记》，是用段子给大家上课，是一个政治任务。在上海演了3场，演完后原来同行的其他演员都到家了，我们晚回去了3天。

后来我们大部分的新活都是王鸣禄写的，但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楚了。在天津市因为我们会的新段子多一点，所以我跟高英培率先提出放弃传统节目，全力表演新段子。大概是在1964年左右，当时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希望我们说新活。我们的老段子他们怎么听，后来我们上新段子他们还照样那么听。传统段子我们可以翻俩翻仨，新段子演完了之后还可以翻仨，我们比较火的是1958年以后，1958年以前还是平平常常，跟大伙差不多。我们在各方面的提高主要从福建前线回来后，剧场外边贴着一张报纸，“高英培、范振钰赴前线凯旋归来”，打那开始观众对我们更热情了，我们的招牌这才打了出去。

那时候高英培和我，还有刘文亨和刘文贞在和平区曲艺杂技团轮流攒底。原来攒底的是阎笑儒跟尹寿山，还有于宝林和冯宝华，我跟高英培是倒三倒四。后来我们的表演会比几位老先生的好些，我们这两场就跟他们掉了个个，他们提前了，我们上后边了，我们跟刘文亨他们攒底了。后来整个的底就交给高英培跟我。

当时我们在天津还没有上过大剧场，表演多在鸟市或者三不管这些地方可容纳二三百人的小剧场。最高峰的时候，高英培和我攒底，观众不听完我们的《山东话》不行，我们就必须得说，天天这样。《山东话》说完之后再说一小段，小段再说完了之后还得把《钓鱼》说完了，说不完不能散场。

佀：《钓鱼》是您与高英培先生的代表作，相声爱好者们都熟悉，请您介绍一下这段节目的背景好吗？

范：《钓鱼》最早是1958年说的，观众都会了，到最后高英培不爱说《钓鱼》，都说烦了。这个段子马三立先生也说过，郭荣起先生也说过，但他们两个人的《钓鱼》我们俩都没听过，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钓鱼》，在三不管我们剧场门口有一个卖膏药的，有时候为了拢观众他老说点小笑话，就有《钓鱼》中的一些原料。比如“有人他好说大话”“他钓鱼去，他没钓来他买去了”“四斤高高的”，就这么几句，后来我们又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什么“烙糖饼”“我可赶上这拨儿啦”，这都是我们加工出来的。后来相声界对我们这段还有个争论，说我们是听马先生或者郭先生的作品得来的，但我们俩确实没听过。当时还有一个变戏法的田宝鑫也说过这段，他说的与马先生和郭先生的脚本也是不一样。说白了，这个作品就是从一个小笑话中演变、拓展出来的。

佀：您和高英培先生是怎么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呢？

范：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去前线汇报演出之后，北京就来人，就是全总文工团打算把我们调到北京。当时因为和平区曲艺杂技团不是正式的国营院团，这个事情就搁下了。到1979年年底，有一个全国大调演，我们去演了《不正之风》。后来有人跟组委会汇报，说高英培和范振钰还有一个段子叫《满园春》，内容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正式演出没拿出来。后来我们就被要求在宴会上说这个段子，当时文化部的领导就拍案叫好，说这个段子最适合现在，当时演出时为什么不演？我说脚本没带来，领导就催促我们赶紧回去拿。那时都快午夜了，让我们回去拿脚本到文化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种认可了。文化部要连夜审改，要求我们第二天就上《满园春》，于是我们就快马加鞭连夜赶回去拿脚本。

有了这么一层认可，后来调动的时候全总文工团可能就积极些。当时负责我们调动的是全总文工团的一位队长叫李振英，他1982年10月在北京有个调研，当年中秋节跟国庆节是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的几位主席和很多的干部，在演乐胡同一个礼堂里要观看一场演出，有几个人就提议，请高英培和范振钰来演一段。可当时会场不让个人随意出入，这怎么办呢？那位队长就给我们递信，说有场演出，全总的领导们都参加，让我们去演一场。到时候车停在同仁医院门口，因为我们就住在崇文门地铁站附近，走两步就到同仁医院了。当天晚上我们俩溜达出来，正好车把我们接走。我们演完之后全总的领导看得挺满意。当场拍板，让把我们从天津调到全总文工团，还表示岁数大没问题，工资也可以恢复，住房这些都给解决（本段中范振钰先生回忆可能有误，按当前相关记载他与高英培先生是在1979年调入全总文工团的。）。

佀：看來您和高英培先生到北京还够曲折的。

范：确实挺曲折。北京这边协调好了，可天津方面不放人。那阵子高英培和我已经去电台上班了，时任天津广播电视局局长的李克俭给我俩一天一块钱的补助。那时候他们正在筹备恢复天津广播曲艺团，办公室也给我们腾出来了。于是李振英队长又返回天津沟通这件事，可时任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白桦已然下了命令，高英培和我，刘文亨和班德贵，魏文亮和孟祥光这3对相声演员绝对不许放走。可是他忘了我们那时候是工厂⑤职工，因为我们工厂属于劳动局管，所以北京来这找的时候直接找到了劳动局，劳动局局长支持调动。李振英队长拿着调函来跟局长商量，局长给出了主意，说人你们调走，就别通过我了，调一个工人用不着局长批，有下属直接管这个的，就这么把我们给放走了。我们办完户口迁移、李振英队长拿走我们户口的当天下午，天津实验曲艺团派人上我们工厂去调我们的关系了。工厂人事干部说，他们走了，上午就有人把他们的关系都拿走了，这个我们负不了责任，人家是调工人，不是调演员。我下午3点多钟到电台见到李克俭局长，李局长问我干嘛来了，是来上班的么？我说我不是来上班，我向你辞行来了。李局长当时就有些懵，说你辞什么行？我说我跟高英培一起，调到北京了。李局长说不可能，我不信，你们走不了。咱这曲艺团马上就建立起来了，还指着你们两个人呢，你们俩人走了这团我就不建了。我说确实走了，我们俩户口都调走了，人家都拿去了。李局长还是不信，问是真的吗？我说我们搭5点多一趟车就走了。李局长立刻给文化局打电话，时任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李树林接的电话，李局长当时就有些急，说高英培和范振钰我要了多少回了，你们不批，结果归到你们那儿还是把人放跑了。李树林主任也纳闷呢：“不可能，所有的地方我都打招呼了，不可能把他们放走，他们绝对走不了。”李局长急了：“人都在我这辞行了，人家上午就把户口都拿走了，一会就走了。”文化局一看确实是真的。我们当天调走，第三天文化局就去了全总，说人调到你们这里，这个不行，得让他们回去。当时还是宋庆龄女士的一位家属带着天津方面的人员一起去了，就是想请宋庆龄女士捎句话，把我们俩要回去。可宋庆龄女士可能把话听岔了，她以为是天津打算找北京要两演员呢，最后说了个两头雾水，到第四天天津方面再去全总的时候，全总接待人员就推脱着不见了。

佀：您为什么总说您与高英培先生的成就离不开王鸣禄先生呢？

范：我俩讲的新节目，80%是王鸣禄写的，所以我说自己没多大能耐，离开高英培、王鸣禄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就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着好人的光了。我在跟高英培搭档的时候，我对捧哏上不是太重视，反正一般传统段子人家怎么演我就怎么演，人家怎么捧我也怎么捧，自己也觉得不会比别人捧得好。后来我细心钻研，有了一个想法，这捧哏的怎么才能进一步？从那开始我就试着进入人物，我不是在那说说而已，把大伙儿逗乐就完。我是看话剧受了启发，总结出一条，不管演传统段子还是新段子，必须能钻进人物里面再退出来，既能理解人物又能充分品评人物，用个流行词汇说，就是自己先和人物“共情”，然后才能有那“三分样”，让观众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跟高英培的默契也就在这了，大家也觉得看我们的段子不闪神。尤其是《教训》这个段子，我们两个人就是剧中的人物，一盘菜。

既然打算当绿叶，我就要当好这个绿叶。在这个时候我又找了赵佩如先生，又跟几位捧哏大家，像朱相臣先生、李寿增先生等，着重学习捧哏的技巧。一开始就是跟着逗哏走，就递一句话就完了，口也松，也不注意。之后赵佩如先生就经常给我讲捧哏的应该怎么样，一个是要稳重，在台上不许闪神，不许死盯着逗哏的。“逗哏眼里有观众，你捧哏的你眼里边也得有观众。一个人一个口风，具体还得自己掌握。”

佀：您除了给高英培先生捧哏，后来还给很多演员捧过哏吧？

范：是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演员从业余的又变成专业的了，那时候我们凑了几个人给工厂演出，我给黄铁良捧过，也给赵心敏捧过。那阵子高英培还没有正式复演。

后来我还给崔金泉捧过，崔金泉和我是一个团的，有一次团里要上东北巡回演出，赶上高英培身体不太好，去不了了。可是那合同给人家定了，好像一场是5000块钱，高英培要是不去的话给减1000块钱，4000了。范振钰要是不来，还得减1000，3000了。团长就问我，你去得了去不了。我说他不去，我干嘛去？我自己也不会说单口的。他说这样，你带崔金泉去。我说我跟崔金泉我们俩没演过。他说，你甭管演过没演过，你答应去，就把他先给你，行不行？我说你问他吧，他要同意，我没意见。团长先跟崔金泉一说，他也没有意见，再跟东北方面的接洽人员谈，说高英培没法儿去，减1000，范振钰带一个年轻人去成不成。人家说可以啊，那就按合同走吧。这还有几天就要开拔了，我们俩又没段子。正好北京当时有个比赛，刘洪沂的哥哥刘洪溪写的段子拿了一等奖。我就把这个段子要来，结果还没本子，就一个录音带。

佀：没有本子您和崔金泉怎么排练啊？

范：确实啊，转天就要去哈尔滨了。我跟一般人说人家都不信，我是下铺，崔金泉上铺，拿着录音机，他在上边趴着扒词，他扒一篇就递给我一篇。都扒完了，就到凌晨3点多了，这段子这才完事。完事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对活。对段子对到凌晨5点多，早晨7点多车就到哈尔滨了，师胜杰他们在车站等着接我，意思是让我带着崔金泉一块走，或者吃饭或者上他们家去。我跟师胜杰说：“胜杰，我去不了，我们俩没有合作过，刚要的一个段子，我们俩在火车上面扒的词练的词，今天晚上演出，我们俩还百般不适，这一天得把它弄起来。”师胜杰说至于吗，我说至于的，总不能上台糊弄人家吧，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吧。

晚上演出的时候这段子的熟练度大概有80%了，倍儿熟还不至于，没到那个程度。原来安排是高英培跟我攒底，苏红（著名独唱演员）的倒二，因为我和崔金泉我们俩刚合作，就又给安排到了倒二，苏红攒底，晚上就这样派场上去了，到台上也熟了，效果非常好，又翻了两个小段，师胜杰他们整个团都在下面听。演出后师胜杰对我有意见了，说我一嘴瞎话，“你俩没合作过，这是第一个段子还没演过，这是第一次演，你这不骗人吗？”我说确实是这样。他说你这老头现在这脑子还真好。那年我60多了，新段子新词一天就背下来，他还不相信。高英培嘴快，崔金泉的慢，合作的话，有些习惯可不好改着呢。我跟高英培我们俩是嘴顶嘴的走，我得追着捧。崔金泉是慢条斯理一句一句的，我有时候恨不得上去推他一把。这一点一点的，慢慢我就掌握他的节奏了，效果也不错。

佀：您还为哪些演员捧过呢？

范：还有佟守本。当时天津方面请我过来跟佟守本录像，早晨我们俩就在饭店里边嘚啵了嘚啵。他有3个段子让我给捧，是《地理图》《万人迷》和《买卖论》。3天录完的，时间特别紧，一天一个。最不好捧的是《地理图》前面的《庙游子》，我以前没捧过这个。从前跟王鸣禄说《地理图》的时候，垫话也不是《庙游子》。当时我有些为难，一宿没睡觉，感觉捧的不到家。结果大伙听完了，说你《庙游子》捧得真不错，这么一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還有一件事更要命，有一次孟凡贵给我打的电话，说一会儿韩翔找我。再一问，才知道韩翔当天晚上有个录像，有个活想让孟凡贵给捧，结果孟凡贵没使过，就说了一句，“让范大爷给你捧吧，看看范大爷答不答应”。他们俩一说这个我怎么驳啊，我就问到底使什么活？孟凡贵说《大保镖》，我说这段我们有，我和高英培有这段，中午韩翔就给我打电话，下午4点多钟去我那里，也没对活光聊天了。后来到外边吃点东西，吃完了之后这都6点了，就被拉到通县录。到了后台一大帮说相声的，和这个聊聊和那个搭话，还得砸个挂找个笑话，我都没对活，就该录像了，爱咋地咋地吧，就这么上的台。其实和高英培不演这段也20多年了，但现场效果还不错，大概这也算基本功扎实吧。

佀：您现在还演出么？

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虽说是78岁了，我身体还挺好，我当了一辈子绿叶了，我退休之后回到天津，我还打算借我这点余热，在天津再培养出几朵红花来。

注释：

①范振钰生于1927年，2004年时年77岁。一般老人习惯称虚岁，所以自述中的年纪都按照虚岁记录。

②声远茶社是天津著名相声演出场所，坐落于天津红桥区鸟市大街，与南市东兴市场的联兴茶社并称为天津相声摇篮。20世纪20年代末开业，三四十年代开始兴旺，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郭荣起、杨少奎、刘奎珍、刘广文、张宝茹、马敬伯、赵心敏、刘文亨、丁文元等均长期在此演出，主持业务者为杨少奎。

③侯宝林先生1950年带领北京曲艺三团来天津演出的说法与史实略有出入。根据《中国曲艺志·北京卷》记载，北京曲艺三团成立于1952年，1950年尚无北京曲艺三团的说法。但天津《进步日报》1950年5月19日第一版刊载了题为“侯宝林领导北京市全体相声演员相声大会”的资讯。据此推论，侯宝林先生1950年确实在天津演出过，并有可能参加集体拜师的仪式。

④在公开出版的资料中，对和平区相声队的成立时间和高英培先生的加入时间记载不一，《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第40页对和平区相声队成立时间的记载是“本年（1955年），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建立，队长班德贵、于佑福。主要演员有阎笑儒、尹寿山、刘文亨、刘文真、耿宝林、高英培、范振钰等。”而《相声大词典》第421页对高英培先生加入时间的记载是“1954年进入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开始与范振钰合作”。为尊重范振钰先生的口述史，在此只将其他参考资料列为注释，供读者参阅。

⑤和平区曲艺杂技团1966年后改为战斗区长征文工团，1969年解散，大部分演员被下放到天津文庙中的天津市工艺针织厂。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