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波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烽火很快席卷江南半壁。此时，曾国藩及由他组织和率领的湘军趁势而起，于咸丰四年（1854年）走出湖南，与太平军鏖战于湖北、江西、安徽等广大地区，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与八旗、绿营等清廷正规军不同，湘军属于临时性质的团练，士兵由自己招募，粮饷等后勤补给由自己筹措。离开家乡以后，由于缺乏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缺粮、欠饷一度成为湘军的生存常态，这让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十分头疼，常常即便是其百般腾挪也难以解决。所以，为了湘军的生存，作为理学大儒的曾国藩有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顾不上个人私交，不惜与当地官场撕破脸皮，全面“开战”。这其中，尤以其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最为突出。

一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当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向清廷上了一道措辞辛辣的奏折：《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列举了“粉饰欺上”“保举不公”“颠倒黑白”等几大罪状，严厉参劾江西时任巡抚陈启迈以及时任按察使恽光宸。此折一上，对于江西官场，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当时，曾国藩的身份不过是一名无地方行政实权的在籍侍郎，其统率的湘军自咸丰四年进入江西作战以来，虽为当地顶住了巨大压力，但依然不过是孤悬客居的“客军”，筹粮筹饷无不仰仗于当地政府的支持。然而，这一次“客人”竟要参劾“主人”，而且一次还要弹劾作为一省“一把手”和“三把手”的两名大员，这无疑是向整个江西官场公开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