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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轼诗文浅析北宋饮食

2020-03-27夏雨婕

艺术科技 2020年3期
关键词:北宋饮食文化诗文

夏雨婕

摘 要:苏轼是北宋知名文人,一生随宦海沉浮,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留下了无数诗篇。通过苏轼的众多诗歌,我们是否可以初步了解当时各地各异的饮食结构?是否能够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北宋饮食脉络?而透过这些记录在诗歌章句中的饮食习惯,我们是否还能够推断出其他信息?本文以苏轼的诗文为出发点,根据时间地点顺序,依次浅析北宋中后期的饮食。

关键词:苏轼;诗文;北宋;饮食文化

1 北宋大众饮食的总体特征

北宋时期是继唐代以来的另一个文化交流的高潮,民众的饮食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而日渐丰富。但是北宋时代关于饮食文化的记载,大部分但是关于汴京的市坊,系统记述汴梁之外饮食的文献资料较少。

苏轼一生宦游南北,涉及的地域相对广泛,同时其创作诗词数量众多,多以一个文人的角度细致地记述了其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所尝。因此不难从中略看出北宋饮食的特点:其一是饮食的地域差异较大,饮食结构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的土产;其二是无论南北的人民,都有食用野味(野菜)的习惯。

2 中原游历:北方物产及饮食习惯

苏轼虽然足迹遍布南北很大的一片区域,但是其诗文频繁提及饮食或者菜品的,多见于固定的几个时期:两度赴汴京应试途中以及凤翔在任期间、在杭州任期间、乌台诗案前后、贬谪黄州期间及远贬惠州和儋州期间。他一生的这4个时期几乎跨越了当时北宋统治范围的南北,因此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依次分析叙述。

早在嘉祐四年,苏轼随父亲和弟弟从眉山至开封途中写下《夜泊牛口》一诗,记录下了傍晚时分船只停泊在牛口,被砍柴劳作回来的居民“煮蔬为夜飧”招待的事件。在诗中,苏轼清晰地说道这些“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的村镇居民是“安识酒与肉”的。这是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一个总体的缩影:虽然物產相对丰富,但多数普通百姓依然过着相对艰难贫苦的生活。早年“民间文士通过乐府民歌的方式表达出人民的心声”,[1]而此时少年苏轼对民生艰难的记叙同样能使后人一窥当时的状况。

宋英宗治平元年,苏轼于凤翔在任期间,有一次尝到他人从鄠县渼陂捎带来的活鱼,曾做《渼陂鱼》一诗。“宋代以来,诗歌的‘盛唐气象已然邈焉难继,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坛不关注诗歌的兴象与韵味,只追求典故的运用,以才学为诗。”[2]这样的习惯屡屡为后人所诟病,而苏轼全然不是这般。他写他瞧见当日“携来虽远鬣尚动”的活鱼,甚至“烹不待熟指先染”。接着,苏轼借由当日的鱼,回忆起第二次前往开封过程中“黄鱼屡食沙头店”之事。这一回赴京走的是水路,特别是荆州一代,当地渔业资源丰富,以至于出现了“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的情况。

因此不难看出,古代某一地食物价格的高昂也许并不完全因为其味,而是因为难得。就像上文所写渼陂的鱼以及荆渚的黄鱼一样的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验证了宋人饮食结构十分依赖当地的自然环境,也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虽然有自然限制在前,但宋人不为地理环境所桎梏,而是积极寻求其余山野美味。同年,有人送苏轼一只称作竹(鼠卯)的动物,而且“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这个动物对今人来说相对陌生,根据诗中“腰腹大如盎”和“两牙虽有馀,四足仅能仿”推断,大约是形似豚鼠的一类动物。苏轼觉得这个动物“微陋质”,不愿意去吃它。

对于这一事件,当时同在凤翔的其弟苏辙也用次韵作诗一首,为这一只被兄长嫌弃的动物感到可怜,继而延展出“愚死智亦擒”,为“百物”感伤。“人类受自然的影响非常大,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较高的价值。”[3]由此也能看出宋人对自然、对野味的一种思考。

3 南方见闻:江淮一带饮食特点

补外至杭州的苏轼对江南饮品的兴趣大于对食物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仅仅是茶叶一项,他就记录了许多,如惠建茶、大龙团、小龙团等,品种繁多的茶叶再加上不同的水和煎茶方式,更是数不胜数。文人朋友之间也经常以茶为礼相赠,种种情形都显示出当时南方茶叶以及饮茶(煎茶)文化之盛况。

除了茶叶,南方还有许多特别的饮品。苏轼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二)》中提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其中的鸡苏和莺粟,前者是今天的龙脑,同时也称作鸡苏薄荷,因为其可以煮鸡故名“鸡苏”,后者即罂粟,在北宋时期同样被用作一味药材。这两者与饮品的结合,成为日常茶饮的选择,显示出在北宋时期的南方,传统的药材已经逐步与日常食物相结合,渐渐进入大众生活。

在杭州之后,苏轼下一个关于饮食的记述的高峰出现在元丰年间。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的低谷,也是他转而用饮食排解被贬谪的苦闷的时期。

黄州虽然远离京都,不够繁华,但珍贵之处在它的自然和朴实。“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小森人,他们的心在自然的感化下都会变得细腻起来。一颗细腻的心自然懂得‘共情,也就自然会有很好的人情关系了。”[4]日本电影《小森林》中人们因为亲近自然,才培养出温雅的性格,做出朴实美味的菜肴。对身在黄州的苏轼来说也是如此。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黄州的鲈鱼和笋都是极好的物产,苏轼屡屡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品尝:无论是携白酒与鲈鱼重游赤壁,还是拉着自己的好友兼学生黄鲁直就饭食用竹笋。

简单的饭食在人情味的增味下,愈发显现出另一番滋味。

如果说年轻时候的苏轼还停留在单纯享受美食的阶段,那么在黄州的这段时间,他更近乎于在饮食中寻求一种意味。

“世俗的柴米油盐中,并不是清贫度日,而是享受精神上的快乐。”[5]在这段被贬的漫长时间里,他筑雪堂,亲自躬耕种植,将清贫单调的日子过出了清雅温暖的意味。

元丰四年正月,苏轼偶然获得了一只牛尾狸,并送去与朋友徐使君一同享用。牛尾狸即果子狸,因为面部有形如牛尾的花斑而得名。冬月的牛尾狸极其肥美,作为糟品食用并大有醒酒的功效。据林洪的《山家清供》载,牛尾狸的做法一般是去皮掏空,塞上香料后蒸熟,再经过一夜的压制,最后切成薄片佐酒食用,不得不说是一种十分细致而讲究的做法。苏轼在诗中写到“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尝牛尾狸”,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雪夜里与朋友围着暖炉、佐着糟好切片的狸肉、喝着温酒、吟诗作赋的画面。

等到冬月,他便亲自熬煮豆粥,“地堆舂粳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豆粥的做法简单,需要的仅仅是粳米和小豆,先用沙瓶将红豆煮烂,沸腾后再和粳米同煮,难得的是熬煮豆粥所需的时间。苏轼说此粥“更识人间有真味”,将豆粥上升到此种高度,应该说更多是珍重其中含有的安闲平淡的意味。这种追求反映在饮食上,为后人所学习和继承,形成了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饮食文化。

酒历来是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伴侣。“对于杜甫来说,酒不但是个性张扬时的催化剂,更是他苦闷之时的象征物”;[6]而对于苏轼来说,酒则是寄托苦难、转化不平心境的途径。他获得了西蜀道人的酒方,自酿蜜酒;贬谪的万般失意,都被他酿成香甜的琼浆,变成了《蜜酒歌》中的词句。其中“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几句,清晰而形象地记录了蜜酒酿造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诗人由此实现了对传统伦理情感的‘突围,真实展现了对视觉欣赏上的追求。”[7]适当的比喻与精准的描写使得蜜酒的酿造过程在苏轼的笔下极具生机地活了起来,由传统寻常的一种农业活动变成了充满文人雅趣的闲暇消遣之事。而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酿造酒类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私酿酒的出现展现出了宋人粮食的富裕。

4 滞留岭南:两广及海南饮食习惯

最后迎接苏轼的是远贬的结果,他自宋哲宗绍圣二年起,一直滞留在惠州。[8]

初到惠州的春季,苏轼提着白酒和鲈鱼去拜访朋友,和朋友一起食用槐叶冷淘。对于这一次朋友聚会中的菜肴,他是如此描述的:“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这里的槐叶冷淘是从唐时流传下的风俗,用新鲜的槐芽汁液拌入面中,在锅上蒸熟后切成小块过凉水食用。北宋有食用冰品的习惯,但此种“冷淘”却只在南地的记录里出现,成为当地一种别有特色的食品。

绍圣四年四月,苏轼离开惠州,辗转渡海,在这年的七月到达了儋州。

此地远不同于惠州,土人每顿以薯芋为主食,喜爱薰鼠烧蝙蝠一类的菜肴。当地猪肉一类食材的稀少,使得苏轼最初也不能适应。当他听闻兄弟因为不适应南方饮食而消瘦时,也说“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诗中的蜜唧,也就是乳鼠活吃,现在的广东一带还留有此旧俗。种种一切,都证明了地理环境与人文素养的双重限制,决定了当地饮食的未开化的特征。

即便如此,苏轼也积极适应当地的物产。他和他一同渡海而来的儿子苏过,就曾用山芋拍碎了煮汤。此菜源自苏轼早年自创的“玉糁羹”,因为儋州寻不到主料白萝卜,所以只能用当地的山芋替代,结果倒也是“色香味皆奇绝”,苏轼甚至高度评价其“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这样的一种创新应用,显然是因地制宜的一个绝好事例。由此一道菜肴,不难看出即便地域不同,宋人都竭尽所能地物尽其用,继而来满足对饮食美味和风雅的共同追求。这样的习惯流传开来,在靖康之乱以及王室余脉南渡杭州之后,在《东京梦华录》等书的记载中更为常见。

5 結语

一方面,苏轼写下的种种诗词,是以文人的视野及观察角度,间接地反映出北宋时代饮食文化的一个缩影,其中既显示出北宋大众饮食的丰富与多样,同时也展现出饮食在各种限制下的历史局限性。

另一方面,苏轼作为文人、地方官,在任职期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地的一些习俗,他的一些菜式做法也流传开来,为后人所效仿、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北宋乃至后世的大众饮食文化。

参考文献:

[1] 范瑞懿.汉乐府民歌音乐性探微[J].黄河之声,2019(19):6-7.

[2] 范瑞懿.《沧浪诗话》诗歌理论初探[J].艺术科技,2019(7):129+138.

[3] 周林晔.从《瓦尔登湖》看梭罗的生态观[J].汉字文化,2019(12):91-92.

[4] 刘新元.浅谈电影《小森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J].戏剧之家,2019(26):97-98.

[5] 陈思璐.浅析《浮生六记》中生活之“乐”[J].汉字文化,2019(10):30-31.

[6] 周林晔.杜甫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分析[J].戏剧之家,2019(27):226-227.

[7] 范瑞懿.从《月夜》看杜甫对宫体诗笔法的吸收与升华[J].戏剧之家,2019(20):215-216.

[8]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15:61-62.

指导老师:郑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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