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珍

摘    要： 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前沿”暑期培训班中，比较文学学界翘楚的讲座可谓精彩纷呈。笔者尝试对暑期班中专家学者的讲座进行归纳，针对“新时期比较文学何为？”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学者要注重四个纬度能力的相辅相成：扎实的多语种语言能力及广博的知识体系，“问题导向”意识及科学性思维，批判思维及创新思维能力，深切的家国情怀与丰富的跨文明视野。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学者    必备能力    新时期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前沿”暑期培训班于2019年7月17日至31日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期间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的100多位青年学者踊跃参训，诸多学界翘楚齐聚一堂，进行了精彩的讲座发言。学员们无不从这样一个思想自由争鸣、学术多元并包的高端学术平台中获益颇丰。

比较文学学者希望“建立一门跨越文化界限、通过伟大文学的教化力量将人类联合起来的学科”，以帮助重建人类共同的人文理想和普世价值观。然而，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绝非单单由“情怀”一个要素构成，正如《文学理论》指出的：比较文学……对学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有开阔的视野，克制本土和地方性的情绪，都不容易做到。比较文学学者在这里被描述成具有使命的人，是从事联和民族的比较文学工作的国际大使[1]。因此，除了某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追求或类似使命感的驱动力之外，笔者通过参会还切身地认识到，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学者需持之以恒地提高如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扎实的多语种语言能力及广博的知识体系

比较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一方面它研究各国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研究人类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其他学科，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既研究一国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又研究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领域的关系[1]。此次暑期班的主题跨度颇广，涵盖古典学、英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东欧文学、翻译学、现代诗歌、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儿童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授课中，学者们通古博今、学贯中西，展示了学者深谙第一手学术资料及语言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以阮炜教授的研究为例，他对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与司马迁的《史记》展开了多纬度的跨文化对比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中西两种传记体述史范式的异同，展示出扎实而深厚的学养。此外，正如陆建德教授强调的，我们仍需要打通学科（go beyond boundaries）积极地促进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融会贯通，否则很可能在研究中事倍功半。

二、“问题导向”意识及科学性思维

学者为学应讲求本心，明确“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勇于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文艺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2]（6）？具体而言，不论是跨文化的文学、翻译、还是教学研究，学者都应该坚持“问题驱动”导向原则，尝试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构想出有趣又有价值的选题，并围绕这个问题组织材料，以期实现“打通与对话”。以奚密教授的诗歌研究为例，在进行现代诗歌主题讲座时，首先就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modernity）和“中国性”（Chineseness）提问，引发大家思考“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体现在何处？”接着在论证时抽丝剥茧，逐步就古今诗歌在语言、形式、范式转化、运用等方面的异同展开论证分析。此外，宋炳辉教授在东欧文学研究中清晰地展示出了“问题驱动”意识的重要性，在“为何关注东欧国家的短命诗人”“弱势文学何为”“为什么‘弱势民族文学成为关注焦点”等一系列问题的驱动下，宋教授对东欧文学这种典型从概念、文学成就及文学传播策略等角度展开了分析，科学地论证了文学作品“译出”过程中思想与情感内涵与“译入”国文化契合的意义。由此可见，问题意识与科学性思维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三、批判思维及创新思维能力

首先应认识到，人类文明史上大多数影响深远的创新是在已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实应承认，创新对一个文明的成长壮大至关重要[3]。由此推之，在文本细读中，对原作的挑战就如同对经典或者“正确性”概念的挑战，单一阅读显然只是范围广阔的后现代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如今我们是可以以解码的身份进行阅读，而不是在阅读中寻找真理。要知道，整个阅读和再阅读活动正揭示出越来越多的差异和不确定性：通过重读那些对西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哲学家的作品，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文本中的压抑、省略、矛盾和语言流变，这些因素悄无声息地发挥着作用，并且削弱了那些文本正面解读时的确定性[1]。

诚如傅云博教授在其讲座中倡导的：“对于初学者而言，科学逻辑论证的扎实训练固然至关重要，然而，对于有相当学术造诣的学者，理论的灵活‘bricolage（拼砌）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以阮炜教授对《名人传》与《史记》的对比分析批评为例，他娴熟地融合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读者接受批评、文化批评等多种维度的讲解，未尝不是一种基于扎实的学养基础上的批评范例。《史记》中体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对“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的研究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在现代诗歌课程中，我们从奚密教授那里了解到艺术特别需要别具匠心，文字、形状、艺术、声音、形象是一种“操纵”（manipulation）。现代诗创作看似不受规则约束，实则更难创新。

实际上，批判思维的实现与学者的学养息息相关。学者应敢于对“常识”及对固有的“二元对立”（东方/西方、精神/物质、个体社会/集体社会、真理/谬误、宗教/哲学）等定势思维提出挑战，不仅不存在绝对的东方与西方、“个体社会”与“集体社會”，也不存在纯粹的宗教与哲学。实际上，不仅宗教中有哲学，哲学中也有宗教。不仅早期儒学认为一份超自然的、神秘的、主宰的“天”（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上帝”）支配着天地万物的运行，甚至不否定“天”具有人格性，而且几乎所有希腊罗马哲学家都相信，类似于“上帝”的超自然神秘主宰是存在的[4]。甚至连“中国文学”概念的界定本身也很复杂，并不存在“pure Chinese literature”（纯粹的中国文学）。陆建德教授指出“It is always dynamic， on the constant change.”（中国文学是流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无独有偶，傅云博教授也在其讲座中补充道：“World literature is in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世界文学处于互动生成的过程之中）。因此，如果我们固守某种“essentialist stance”（本质主义立场）看待问题，就会成为研究的阻碍。要知道西方文学经典是在历史语境中不断被生成的，其所承载的美德也是不断地被建构，这点应与中国文化有所区分。诚如阮炜教授所言：“文明间的对话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文明对话中，多元主义的真理观取代本质主义的真理观，也将不可避免。”[3]（55）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在研究中应避免对常识的赘述，避免轻易地“generalize”（泛化），而应积极地与现有文献发生关联，“公正对待文本”与“公正性”的批评显得至关重要，学者务必以文本的客观存有、作者的意图与文本呈现的一致性、读者的理解反映与作品表现及作者意图的一致性这三点为基准开展超越文本的批评;通过将文本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加以检验[5]（30-37）。

四、深切的家国情怀与丰富的跨文明视野

乐黛云先生曾言：“中国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轫以来，一直与民族的命运、民族文化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学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始终是在回应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之下进行的，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打破民族封闭状态的世界眼光……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比较文学在中国现代转型中具有的重大意义。”[6]（309-321）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学者提倡的“学无新旧、学无中西”“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到钱钟书先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实际上都是希望通过比较确立民族自身文化的新样态，归根结底是与家国情怀与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钱钟书先生尝试通过“运用中国古老而丰富的、与西方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古典文学经典重建中国的全球文学资本”为中国民族文学呐喊助威，其研究实际上构成了某种类似于考古学、谱系学及对中国传统的复兴。由此可见，在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取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掌握了解中国文学的现实（中国文学的创作规律、文学文本及文学作品的接受等）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前提[5]。

一方面，与会多位学者指出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方面的诸多问题源自“imbalance of power”（权力的不均衡），就此，不同学者尝试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宋炳辉教授的讨论侧重翻译的文化传播角度，他强调一方面不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另一方面在中外“译入”和“译出”失衡的背景下，他强调应发挥中西方不同的“译入”与“译出”经验，注重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研究;傅云博教授鼓励减少对外国文本的过度关注;创新多重分析模式;以期平衡英语在世界文学译介中的力量。李德凤教授则强调学者应具备“开阔胸襟，宽广的眼光及适当的民族自信”。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积极创造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才能取得成功”[5]。

另一方面，一个文明有待实现的可能性往往需要在异质的环境和条件下，甚至在一些与自己无亲缘关系的人类共同体中，方有可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方有可能在新的因素的参与下，在更大规模上得到创造性的实现[3]。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我国又在澳门大学举办最新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新时代中国比较文学已经从复兴进而逐步走向世界，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至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7]（132-147）。实际上，在全球化文明冲突时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面临着重大的调整与转折。窃以为跨文明文学比较研究（“跨文明研究”）正逐步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学术范式，以及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主攻课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学者扎实的多语种语言能力及广博的知识体系、“问题导向”意识及科学性思维、批判思维及创新思维能力及深切的家国情怀与丰富的跨文明视野这四个方面的能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唯有基于此，比较文学研究才可以发挥其人文特征，为社会培育具有独立深邃思想、有信念追求、勇于冒险、严谨认真、品质高雅、人格高贵、国际视野与文明素养的现代公民，从而推动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构建。比较文学学者唯有矢志不渝地潜心钻研，方能从容地应对新时代、新局势的需求与挑战。

參考文献：

[1]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M].查明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前线，2019（05）：6.

[3]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阮炜.理性的开显：古典时期诸“哲学”或精神形态的考察报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5]西奥·德汉.论西方文学理论接受的“中国特色”[J].长江学术，2019（02）.

[6]刘耘华.永远在精神求索的路上——乐黛云先生访谈录[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8（02）.

[7]纪建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之路[J].中国比较文学，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