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艳妮

张友清，又名张学静，1904年出生在陕西神木县。15岁时只身来到山西省城太原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9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1年2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等职。1942年5月，不幸被俘，后在日军太原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牺牲。他的一生，是“要救整个的痛苦民众”的一生，是“不做袖手旁观的人”的一生，更是共产党人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生。

“我的一切就都应该交给党，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张友清革命生涯的起点。这所学校是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摇篮，是五四运动以后山西传播新思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1921年张友清入学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在这个学校成立。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学会等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的影响，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与一些同学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主张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1924年寒假，张友清和同学王瀛、汪铭等回到神木县，在县立高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旧礼教，并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介绍给青年学生阅读。

1925年7月，张友清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国大学，在这里，他大量阅读《中国青年》 《向导》 《觉悟》 等革命书刊，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1926年暑假，张友清和汪铭、李香斋等其他返乡同学一起深入各行各业发动群众，建立起神木县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会。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他们领导群众进行了一场反对县知事庞仁安、县民政局局长乔济以及姜封齐等贪官劣绅的斗争。暑假期满，返乡同学即将返校时，鉴于斗争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张友清继续留在当地领导斗争。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陕西省当局被迫罢了庞仁安的官，乔济等人也被迫退出赃款，狼狈逃走。斗争告一段落后，张友清经过考查，介绍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贾拓夫、汪滨之、张维斌、王象山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遥远闭塞的陕北高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次斗争中，张友清初露锋芒。

1927年春，张友清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他在给大哥的一封家书中动情地写道：

“我既然是一个革命党党员，我的生命、自由……我的一切就都应该交给党，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说得明白一点，党若是需要我去死，我就毫不迟疑地去死！”“解决问题，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袖手旁观所能解决的。这就是革命党人的责任！”

字字真切，慷慨坚毅，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以后15年的革命实践，以及在日军监狱所表现的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张友清都践行了“不做袖手旁观的人”的坚定誓言。他一生几度入狱，却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坚贞不屈，令人敬仰。

“你们把我请来，我怎能不来”

大革命失败后，张友清先后被党组织派往暂编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任参谋、杨虎城部第十军任军部少校参谋、军政治处民运工作队队长。1928年任中共安徽省亳县特委委员兼鹿邑县委书记，被派往皖北组织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被党组织派到北方从事党的工作。他在给大哥的信中写道，本可于端午节赶回老家，同母亲、祖母团聚，但“现在因有几件要事，必须去做，所以我还得到几个地方走一走。明日即离此地他去”。1929年2月，张友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同年6月被捕。出狱后，张友清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他再次被捕入狱，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同时入狱的还有安子文、陈原道、殷鉴、周仲英、刘澜涛、杨献珍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张友清被押进草岚子监狱时，一个认识他的看守诧异地问：“怎么你又来了？”张友清蔑视地回答说：“你们把我请来，我怎能不来！” 这批共产党员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张友清、殷鉴、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都是支部骨干，领导狱中黨员和政治犯，以反对狱方“反省政策”为中心，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张友清担任支部委员，分工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他经常利用放风、上厕所等各种机会，向狱中青年进行革命气节和组织纪律教育，要大家勇于把牢底坐穿，经受住各种磨砺和考验，坚守住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在反迫害反虐待、争取改善狱中生存条件的斗争中，张友清表现得非常突出。1934年12月19日起，狱中党支部领导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张友清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狱中党支部劝他不要参加，但他硬是和大家一起行动。斗争第7天，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派来两个人同他们谈判，张友清作为代表之一被搀扶上楼参加谈判。来人凶神恶煞地吼道：“你们要立即复食，不然我们要采取断然处置！”张友清愤然回击：“你们是来谈判的，还是来威胁我们的？我们绝食就是准备着死的，要处置你们就处置吧！”在张友清等代表的坚持下，狱方答应了“政治犯”所提出的增加火炉、看公开书报、重病号可以下镣、一般“政治犯”可换小镣、延长放风时间等条件，绝食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大家团结一致，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为便于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紧缺问题，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张友清等50多位同志营救出狱。他们出狱后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力量，重建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在狱中坚持斗争了5年半的张友清，再次走出监狱大门，重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6年红军东征之时，由于阎锡山残酷镇压，实施各种防共、反共的严厉措施，山西党组织又一次遭受严重破坏。在刘少奇的主持领导下，北方局决定恢复重建山西工委。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宝森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同年11月，北方局又派张友清前往山西，加强党的工作，任山西工委书记。工委其他成员是：李宝森任副书记，赵振声任组织部部长，赵仲池任宣传部部长，徐子荣任秘书长。一些地区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随之相继建立或恢复。在恢复重建山西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张友清带领山西工委做了大量工作。

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一方面是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秘密发展党员、恢复组织;另一方面是通过公开工作系统的党员干部进行建党工作。在恢复山西党组织初期，一度存在干部不足的问题。张友清和工委采取了多种方法营救干部出狱。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7年5月狱中开展的绝食斗争。经过多方努力斡旋，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营救工作获得全面胜利，大批共产党员走出监狱，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截至1937年5月，山西工委恢复重建并直接领导的党组织有：太原市委、平遥区委、阳泉矿区区委、运城区委、临汾支部、祁县支部、寿阳支部、介休支部，以及在太原的军政训练班支部、政治工作员训练班支部、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支部、训导院支部、反省院支部等，共计党员360余人。

大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口号，表示支持牺盟会等群众性抗日团体。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山西工委抓住这一契机，对牺盟会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在牺盟会改组之后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派力量中，有一大批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很多还身居要位。因此，牺盟会的许多重大举措和抗日活动，实质上是在山西工委及其所属各级党委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支持和配合下展开的。比如说，在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中，很大一部分骨干力量和进步青年都是由工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推荐选拔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中的政治主任、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为以后组建的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抗日武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友清发动、领导和武装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张友清领导的山西工委和薄一波领导的公开工作系统相互配合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救亡运动在三晋大地如火如荼地组织和开展。罢工、罢课、抵制日货、政治示威等救亡活动此起彼伏，深入农村和工厂的各种宣传队、歌咏队、戏剧团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山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例如在山西省总工会和太原市工会组织下，1937年农历元宵节开展的歌咏宣传游行大会及“红五月”宣传活动，从公开的组织形式上看是由牺盟会组织发动，但实际上中坚力量多是共产党员。为响应中共中央“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牺盟会派遣大批牺盟特派员分赴山西各地开展组织建设、武装建设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宣传、发动民众，组织、武装民众。大多数特派员其实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很多非党员先进分子经过组织发展和培养之后被吸收进中共队伍。被改造后的政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从而为在山西各地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发动和武装群众，以及在广大农村建立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为以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要坚持下去，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1939年，张友清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工作非常忙碌，每天要处理大量文案。由于任务繁重，又加上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途中，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被日军四面合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作战中牺牲。张友清按总部的突围方案掩埋设备，周密地安排转移工作。在突围中，张友清坚持走在队伍最后，当他发现一位机关女同志吃力地奔跑还不时跌倒，就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硬将战马让给她骑。张友清由于在监狱遭酷刑落下腿疾，越走越慢，不幸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内。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友清异常冷静，清醒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牺牲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使别的负责同志受到损失。”随后，张友清沉着冷静地指挥身边同志销毁随身所带的全部文件，并在山沟中就地隐蔽，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被俘后，日軍将他们押解到太原战俘集中营，进行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张友清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始终不曾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在狱中，他经常教育其他被俘同志，要经受住这场最严峻的考验，相信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由于狱中环境异常恶劣而且经常遭受酷刑，张友清重病不起。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不忘鼓励身边同志“要坚持下去，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1942年7月7日，张友清牺牲。

家书

1927年张友清写给大哥的信（残件）

……

大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既然是一个革命党党员，我的生命、自由……我的一切就都应该交给党，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说的明白一点，党若是需要我去死，我就毫不迟疑地去死！大哥不要以为我是着了迷，为人所愚弄。要知道要救整个的痛苦民众，就不能不有一个重大的牺牲。有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饿死了！被残杀了！伟大的革命领袖被砍头了，被绞杀了，被枪决了！自己在世界上，算个什么？整个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什么都是黑暗的。但是解决问题，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袖手旁观所能解决的。这就是革命党人的责任！我没有按时写信，我不忍心又让你们着急。因为这是很合心情的，就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忘了你们，但是为了革命，我不能不向你们要求，对于我不要太恩〔思〕念的〔得〕利〔厉〕害了。

……

家里铺事劳大哥独力撑持，弟心非常不安，他人既不能合作到底，自亦无法，至于吃亏便宜都无多大关系。

关于地方情形，较前似好了，民众已经会组织自己的团体，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当然是压迫下的自然结果。关于地方改革的意见，我迟两天另写一封长信给各团体吧，现在不多说了！加游击队，真使人奋发！

……

祝大哥健康！

学静

七月七日

读后感

“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

——读张友清给大哥的信有感

“我的一切就都应该交给党，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樣！”这是80年前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张友清在给大哥的信中所体现的赤子情怀。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满含悲壮激情的家书之时，能否真正感受到这寥寥数语所承载的千钧分量。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这封信写于1927年，彼时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形势走向低谷绝境。山西党组织在国民党右派和阎锡山反动集团的残酷镇压下同样遭受巨大损失。“有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饿死了！被残杀了！伟大的革命领袖被砍头了，被绞杀了，被枪决了！”然而，山西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一封家书，一种情怀。民族危亡之际，是明哲保身享受片刻苟延残喘，还是“要救整个的痛苦民众，不能不有一个重大的牺牲”。张友清在他的信中给出了答案，其家书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为民之心，是四万万中华儿女在日寇入侵之时奋起抵抗的魂魄所在。鲁迅先生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张友清一生奔波流离，几度入狱，却从未表现出悲观颓丧之态，他调侃狱卒：你们请我来，我怎能不来！他在生命垂危时刻不忘鼓励战友：要坚持下去，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如今，这胜利之光已普照中华大地，张友清和他的战友们毕生奋斗之目标已经实现。

一封家书，一份担当。“解决问题，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袖手旁观所能解决的。”这是共产党员张友清在23岁时就具有的责任与担当。1936年，在华北危亡、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际，张友清临危受命，赴山西先后任工委书记、省委书记、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兼秘书长等职，为山西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山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作出卓越贡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责任与担当，让共产党人扛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挑起了强国富民的重任，担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一封家书，一片赤诚。共产党人亦心怀柔情，亦骨肉相连，然而自古忠孝安得两全？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民族大义，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放下心中对血亲的牵挂，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我不忍心又让你们着急”“家里铺事劳大哥独立撑持，弟心非常不安”。张友清难以顾全家庭，心中万分不忍，但他毅然告别父母亲人走向沙场，把满腔的热血、年轻的生命熔铸成永恒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张友清家书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看到了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与希望。

（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