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杰

(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随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的实施者一直是社会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我国建国以来对于“辅导员工作要求”在政策层面上有了多次变化，这些变化相应导致了“辅导员核心素养”的沿革。国家政策为“辅导员核心素养”的界定指明了基本方向，也为辅导员核心素养提升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本文以“辅导员核心素养”内涵的界定为出发点，利用NVivo11软件进行质性分析，一方面试图揭示我国国家政策层面对“辅导员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分析政策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政策文本的分析，明晰辅导员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核心素养与辅导员核心素养

(一)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基础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首次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成为你自己)引发了教育界对于素养的关注。1997年经合组织(OECD)启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研究项目，2003年，该组织出版了最终研究报告《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中将学生能力素养直接指向“核心素养”，并构建了一个涉及“人与工具”、“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三个方面核心素养的框架[1]17，构建了三类九种核心素养指标。2006年欧盟(EU)发布了《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参考框架》，该报告基于对个人发展自我、融入社会、胜任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认识，向各成员国推荐包括母语、外语、数学与科学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公民与社会素养、创业精神以及艺术素养八大核心素养体系[1]18。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研究报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以上关于核心素养的共同经验表明，核心素养是以人为中心、具有功能导向、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未来的关键素养。正如乔鹤等人所言“其目的在于解决个人与自我、个人与工具、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等根本问题”。

(二)辅导员核心素养

自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后，“辅导员核心素养”作为研究内容进入研究视线，相关课题研究与专题研讨也由辅导员的能力发展研究转向核心素养研究。当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辅导员职业发展为中心来构建辅导员核心素养，如李友富以职业发展为目标，构建辅导员政治素养、文化素养、职业素养；马林海以提升辅导员专业化为目的，从辅导员工作的使命、职责、对象、环境、队伍分析入手，构建辅导员核心素养“德、才、学、识”的思维框架。二是从保障辅导员队伍素质为出发点，构建辅导员核心素养，如周超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思想政治素养、职业能力素养、学习与科学研究素养，来破除辅导员职业生涯高原反应。对以上文献进行归纳与分析发现，对于辅导员核心素养的研究主题主要还是围绕辅导员职业化与专业化展开，对核心素养内涵的解读与论述集中在思想政治素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等五大方面。

本研究通过上文综述，结合辅导员的职业化、专业化要求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认为辅导员的核心素养包括提升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知识素养，保证职业定位与方向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素养，以及进行社会参与所形成的能力素养。这四大方面的素养将成为本研究中文本编码中的主要参考，并构成辅导员核心素养父节点下的各个子节点。

二、政策文本的选择与研究过程

(一)政策文本的选择

根据政策定义的来看，我国国家政策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基于对此定义的认识，我们认为政策文件具有阶段性、指向性的特点，并提出假设——辅导员的核心素养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在宏观层面上有阶段性和连续性。

出于验证以上假设的需要，本研究的文本选取在时间上要求跨度大，在文本类型上，要求多样。为此，我们摘出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主编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一书中的文本和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开的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仔细阅读之后，根据文件与辅导员核心素养的相关性，筛选出47篇文件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政策文本时间跨度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涉及法律、法规、通知、意见等文件类型，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所选取政策文件发布时间及类型情况统计表

(二)研究过程

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采用手工编码的方式对所选研究文本进行编码。我们将47篇文件导入Nvivo11软件，在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以上文对核心素养、辅导员核心素养的综述为基础，对文本进行手动编码形成4个子节点(表2为各个子节点材料来源、参考点分布情况与参考点举例)，然后通过可视化操作呈现我国教育政策在辅导员素养上的要求与变化。

表2 子节点参考点数统计及举例

三、研究结论

(一)强调思想政治素养

1.思想政治素养在政策文件中的体现。高校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养是辅导员职业与专业发展的基石，它不同于一般的品德，是在对一定的社会、政治、法律等要求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政治认知和实际行动的素养[3]。它从功能上保证了辅导员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从内涵上表现为辅导员的个人内在素养。当前辅导员在思想政治素养的要求体现为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良好的思想品德。当然部分文件还从政治辨别能力、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上作出阐述。

2.思想政治素养的政策变迁。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高度重视，1984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一文中，充分强调了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性。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0年的几个政策文件将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推向高峰，其后关于思想政治素养的政策文件在年份上比较分散，直到2018年才再次在国家政策文本中出现峰值。

国家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时代性，思想政治素养政策的出台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政治辅导员制度重新建立与推动发展的时期，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社会上、高校内仍然存在着轻视乃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4]，“四人帮”败坏政工干部的声誉还没有挽回，一些政工干部对自身的工作也产生了怀疑，面对这些问题，国家急需出台相关政策，故而，在1987年政策文本中出现的辅导员政治素养达到了峰值，此时的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内涵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使国家认识到社会主义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根本性问题，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此基础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相关政策文件对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的内涵要求表述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在培养方式上也有了重要的转变，199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和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这之后关于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的政策文件大都由中共教育部党组签发，以党组织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素养教育。随着辅导员思想政治素养的逐步提升，国家政策对此关注逐步减少，直至2018年再次出现峰值，主要原因是随着新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发展，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在注重辅导员职业功能外延扩张的同时要注重内涵发展，因而，国家政策逐渐转向“理想信念教育”“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以此来提高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养。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关思想政治素养的政策文件已经不再区分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单独以辅导员为对象就此素养提出要求的政策文件也越来越少，说明思想政治素养已逐渐成为我国所有教师共同的素养。

(二)突出辅导员的道德素养

1.道德素养在政策文本中的体现。如果说思想政治素养是辅导员的政治生命线，那道德素养就是辅导员的职业底线，是辅导员职业遵从的基本规范。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是道德素养的主要内容。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教师节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四有”好教师的重大论断直接指向教师道德素养——有理想信念、有扎实学识指向道德认知，有道德情操指向道德情感，有仁爱之心外显为道德行为。

2.道德素养的政策变迁。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以2010年为分界点，2010年以前，对关于辅导员职业道德素养的政策文本分布较散，2010年以后，国家政策对于辅导员道德素养的发展持续关注，要求越来越贴近职业内容，内涵建设更加具有针对性，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越来越契合。从文本内容上看，2010年以前，对于辅导员道德素养的基本内涵以“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与思想政治工作”“作风正派”“业务精”“纪律严”为关键字出现在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文件中，尽管也囊括了知识、情感与行为的维度，但该内涵与其他职业并无区别，无法体现作为老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2010年后，国家将高校教师道德素养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角度，并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1年、2014年、2018年相继出台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从内涵建设和制度保障对教师职业道德提供了政策指导，内涵要求表述为“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廉洁自律”“服务社会”“遵守学术规范”等与教师职业身份、学校育人功能、教师自身发展相关的道德素养。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发现，国家政策中体现的教师道德素养建设基本遵循德育过程规律，具体体现为以对道德行为表现的规定促进道德认知增强为主，典型示范教育带动道德情感共鸣为辅的方式，促进高校教师道德层面的知、情、意、行的互动发展。需要说明的是，鉴于辅导员是高校教师，所以我们将有关高校教师的道德素养政策等同于辅导员道德素养，都纳入分析文本范畴。

图1 思想政治素养编码参考点分布统计

图2 道德素养编码参考点分布统计

(三)强化辅导员的能力素养

1.能力素养在政策中的体现。辅导员能力素养是辅导员完成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辅导员对工作的胜任度、对所学知识的熟练应用度的显性反映，是辅导员进行社会参与的直接体现。在高校中，辅导员是实践、文化、网络、心理、服务、资助、组织育人的核心要素，如何更好的提升辅导员的能力素养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完成国家人才培养的任务，是各研究机构、各高校一直探讨的问题。从当前国家政策的要求来看，对于辅导员的能力素养已经完成了由基本能力素养向职业能力素养的转变。

2.能力素养的政策变迁。正如图3中所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对于辅导员能力素养的政策表述较为笼统，有关描述都是一笔带过，相关表述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所必须的能力”“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21世纪初，随着宿舍管理规范化建设、大学生就业指导等实际工作的增多，辅导员需要进行相关能力的拓展，基于此国家开始关注辅导员能力素养的内涵与要求，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表述为“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以及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但也不难看出，此时对辅导员能力的要求还停留在基本的工作能力上，与辅导员从事的相关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明显指向性；2010年以后，国家政策对辅导员能力素养的要求逐渐指向工作内容，从图3中的分布点可以看出，2013—2017年间国家对于辅导员能力进行了重点规划：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3—2017》出台，提出大力培养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大学生党建工作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运用网络的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2014年国家颁布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中对辅导员能力素养的提升与2017年教育部43号令规定的辅导员九大工作职责完全一致，说明从政策层面上辅导员的职业能力素养已经完成建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两个领域：一个是专业教育与科研，一个是实际工作。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属于后者[4]。能力素养是高校辅导员完成实际工作的必要条件，基于此分析，本文认为对辅导员能力素养的重视与关注，是高校辅导员政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根据文本的分析，以及图中的参考点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将高校辅导员政策分为初步探索阶段(1978—2000)、政策细化阶段(2000—2013)以及政策成熟阶段(2013至今)。

图3 能力素养编码参考点分布统计

(四)提高辅导员的知识素养

1.知识素养在政策中的内容体现。辅导员的知识素养主要是辅导员在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储备。辅导员的知识素养是国家对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体现的是辅导员的学科素养和理论素养，对这些基本理论的学习可以使辅导员在工作实践中顺利完成任务，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图4 知识素养编码参考点分布统计

2.知识素养的政策变迁。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辅导员知识素养的文件很少，参考点的分布也比较少，主要集中在2013、2014年。从内容上来看，对于知识素养的内涵要求在不同时期内涵是不一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辅导员知识素养的要求是“懂得所在学校或院系的一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文化科学知识面广”。出于这样要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清华大学的“双肩挑”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能够锻炼辅导员的能力，又能促进辅导员多方面发展，因而要求辅导员也要兼具教授专业课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1984年才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于思政教育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政治上的“又红又专”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故而此时的知识素养内涵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知识。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辅导员知识素养方面提出要求：要懂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哲学、社会学知识面；2010年以后，随着对辅导员工作职责和职能范畴的不断拓宽，辅导员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2014年在《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中对辅导员的知识素养一分为三，一是基本知识素养即具有宽广的知识储备，二是专业素养即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知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三是法律法规知识。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43号令对知识素养的内涵概括与2014年的政策文件大同小异，国家以法令的形式对辅导员知识素养进行了规定，至此辅导员知识素养的内涵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四、建议

(一)注重凸显辅导员职业特点的“道德素养”的政策制定理念

当前道德素养的内涵建设经由普适性的道德要求转向高校教师群体的道德规范。过往注重普适性职业道德要求，忽视了适合高校发展、社会需求的师德建设，导致许多高校教师出现了学术腐败等行为，究其原因，是没有把道德建设同教师职业内容联系起来，没有充分考虑高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辅导员道德素养发展来看，为了避免辅导员工作行为失范，也必须将道德素养与工作相关联。

从辅导员的角色定义来看，辅导员既是高校教师又是高校管理人员，他不同于一般的高校教师；从工作内容上看，他承担着国家构建高校“十大”育人体系中的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八大方面的工作，其工作内容的范畴是与其他高校教师有明显区分的。当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制度来约束辅导员的工作行为——2017年至今的资助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就是基于规范辅导员资助工作中的行为失范提出的。但制度约束终究属于“他律”的范畴，要全面提升辅导员素质，从“他律”转向“自律”这一内生发展，还是需要国家政策从辅导员工作的内容、性质与功能出发，构建辅导员道德素养。

(二)建立辅导员能力素养评价机制

辅导员能力素养的辅导员政策，在内容上明确了辅导员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所需要的能力，并对各个阶段的能力进行了符合辅导员工作实际的相关描述，并要求各高校对照文件自主建立辅导员培训体系，辅导员自主对照标准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从政策文件精神上说，由于各高校有自身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方案提升辅导员能力素养是符合我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认识论的。但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形成了两个矛盾，一是国家培养目标基本标准与各高校辅导员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为当前国家政策将培养主导权交给学校和个人，却又未对学校辅导员培养方案有相关评价体系的规范，这造成了政策中对国家培养合格辅导员职业基本要求落实的困难。二是能力素养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由于当前1∶200的辅导员配备比在基层难以实现，为提高辅导员工作效率，基层往往采用模块化的方式进行工作任务分工，辅导员得不到各方面的锻炼，这就导致了各能力要素发展不均衡。

为了在宏观层面对辅导员能力素养有整体的把握与提升，促进辅导员各项能力均衡发展，必须要在国家层面建立辅导员能力素养培养评价体系，并列入辅导员职业发展、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可以借鉴立足过程取向的《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进行指标量化，同时也应与《高等学校职业能力标准》相一致，在辅导员入职第三年、第八年进行中级和高级能力水平测验。

(三)构建以“知识素养”为基础的培养体系

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问题是教育界的经典问题。在辅导员核心素养体系中，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在政策文本中寻找答案。我们将能力素养与知识素养通过软件可视化对比发现(如图5)，在政策文本中，知识素养是真包含于能力素养的，这一情况的现实表征有二：一是根据能力的需要来寻找知识，二是用知识的获得满足能力的发展。尽管看起来符合“形势训练说”的论断——知识的学习是为了发展能力，但是从逻辑顺序来说是两种取向：前者是工作取向，具有目的性，后者是能力取向，具有发展性。当前国家政策中有关能力素养和知识素养的关系属于第一种表征。

图5 “知识素养”与“能力素养”参考点来源比较图

从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国家辅导员政策文件内容的历史发展说明了关于“能力素养”与“知识素养”的演变基本遵循“工作要求——能力发展——知识培育”的发展顺序，这基本体现了辅导员从工作实际向职业化发展，最终走向专业化。但在当前专业化发展上，政策没有给予支持，相关的关于知识素养的培育还是基于完成辅导员本职工作出发，且大都停留在“管理学相关知识”等笼统的描述上；现状也没有给予重视，从当前辅导员的在职培训来看，基本停留在发展顺序的前两部分——无论是校级、省级还是国家级的培训，均以辅导员实际工作能力如“创新创业教育”、“校园危机干预”等开展辅导员专项培训，对于知识素养中的相关要素的培训聊胜于无，且从培训的覆盖面来讲，辅导员在职培训基本上也只能做到每个辅导员一年培训一次。已有实证研究证明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指导、学业指导方面对辅导员的高期待与辅导员自身专业素质不够造成的矛盾，辅导员的知识素养亟待提高。[5]国家政策的制定应树立“能力取向”而非“工作取向”的理念，需构建知识培育—能力发展—工作要求的至下而上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素养”的关系，将知识素养的培养纳入辅导员在职培训。

本文的研究视角着眼于宏观层面，对于辅导员核心素养的内涵还需要在微观层面做许多探索。核心素养的内涵在于社会参与，如何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辅导员的核心素养进行社会参与的运行机理如何，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