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地位变迁看家庭冲突的新特点

2020-03-25马兴帆陈露

法制与社会 2020年6期

关键词：个体化

马兴帆　陈露

關键词后家庭时代个体化女性地位家庭冲突

作者简介：马兴帆，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陈露，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304

一、研究问题与相关的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不平等的性别规范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女性早已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本能，在这种所谓的本能使然和思维惯性下，女性悟守男权社会强加于自身的不平等戒律。正如波伏瓦所言，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为女人的。可喜的是，女性的这种被动附属于男权社会的状态得益于中国特殊的个体化进程的“去传统化”的积极影响而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被边缘的客体化的女性身份转变成为积极追求男女平等的主体化的女性身份。传统的家庭、阶级等级制度一定程度上在慢慢消解，女性重新再嵌入到一个新的社会关系中，一种充斥着独立的空间又充满风险的社会关系。与个体化进程随行的是社会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职业市场化程度的增高、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女权主义价值观的渗透等共同形塑了推动女性地位意识觉醒的外部因素，而个体化带来平等与独立意识、自主能力的增强等则构成了女性地位提升的内在因素。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力共同塑造了女性的一些新现象，如：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职场女性的独立自强形象、女性晚婚比例升高、前卫的婚恋观、家庭掌控力提升等，这些现象都显示出相对以往传统的父系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当前女性已经拥有更多的自决权、更加注重自我建构，普遍反映出女性努力走向男女平等的倾向。

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家庭、职业、价值观、婚姻制度等角度进行有关中国女性地位变迁的解读。基于家庭角度，阎云翔从择偶和求婚、议婚和彩礼、婚后居和分家等方面论述女性青年的崛起。基于职业角度，风笑天指出，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了从五、六十年代的单一的劳模型模式，到七十年代末的劳模型、个人成就型、勇于斗争型并存模式，又到八十年代以个人成就型和女强人型为主的模式的变迁，总体反映女性独立、自我价值、经济地位的提升。基于价值观角度，陈方认为女性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思维方式从封闭到开放;自我意识从贫弱到凸显的转变，这些内在的心理变化显现了中国女性正在形塑一种新型的价值观，体现中国女性几十年对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追求。基于婚姻制度角度，虽离婚制度的发展折射出女性积极向传统婚姻观念及封建伦理规范的挑战，但离婚法并未改变压迫女性的性别权力结构，以自由为起点的离婚法最终走向其反面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

很明显，以往的研究着重从价值观念、职业模式、经济地位、制度建设等方面探讨女性地位变迁的一些表现形式，总体上呈现了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化的一面，但鲜有学者以女性地位变迁为切入点，探讨其对家庭冲突的影响进而揭示其呈现的新特点。可以想象，伴随着个体化进程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话语权，不断挑战着男性权威，且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下，横向的夫妻关系代替了纵向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这又是一种对传统家庭主义的挑战，在诸多对传统女性地位的挑战中呈现新的家庭互动形式将有可能导致家庭冲突呈现新面相。贝克也有关于将劳动分工、自我形象与生活计划作为影响家庭矛盾的潜在因素的相关探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研究的女性地位与家庭互动关系的出发点提供依据。有鉴于此，本文以贝克个体化理论为视角，在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后家庭时代”下女性地位上升所带来一些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下家庭冲突的新特点进行较系统的分析，进而探寻应对家庭冲突的有效方式。

二、后家庭时代背景下家庭面临的新问题

贝克个体化理论指出，在后家庭时代，个体化带来的突出变化主要表现在：（1）思维逻辑的个体化。个体独自设计生活的逻辑成为人生规划的主导逻辑。（2）需要满足的个体化。个体更多的是将自身需要嵌入到家庭之中而非单纯的趋从于家庭的需要。（3）家庭需要的选择性。家庭正从一种需要的共同体变成了一种选择性关系。此种变化情境反映了个人对家庭依赖的减弱以及传统家庭地位的式微，同时也滋生了个体需要与家庭需要之间的矛盾，即个体嵌入到家庭之中如何平衡个体自我选择与兼顾家庭成员间的需要，无形之中加大家庭破裂的风险性。伴随后家庭时代而来的是一些新的生活形式，如“独自生活、非婚同居、丁克、单身父母、同性伴侣关系或终生的友谊关系”等有别于传统家庭的生活模式，这些新的生活形式恰恰构成了未来社会家庭样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家庭时代虽然源自于西方的概念，但对中国同样有适用性。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性的个体化趋势势不可挡，因此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不同程度地适用于分析任何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化路径。同时，中国的个体化表现出一些特殊性，首先，中国模式中的脱嵌主要表现在解放政治领域，即依托个人与群体或制度的关系以获取生活机会和社会地位进而实现个人权利、获得身份认同的日常政治，而非将个人权利当做是“天赋”的;其次，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由于缺乏文化民主与福利国家体制，导致个体行为和国家制度间的失衡，一面给公民带来更多的流动和自由，一面国家在相应制度保障和支持上缺位;再者，中国的个体化是一种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国人误将西方关于追求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片面狭隘地理解为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最后，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国家管理下展开的，国家推动体制变迁并且引导着个体化走向。在此种情境下，中国“后家庭时代”下的女性地位上升给家庭带来一些新问题：

（一）寻求认同的后家庭时代：弱化的家庭功能

由于中国模式下个体的脱嵌主要表现在解放政治领域而非民主政治领域，因此，区别于建立在认可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西方的个体的脱嵌，在解放政治领域争取个人权利的前提仍传统地将个体当做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个人寄托于在公共场域寻求身份认同以重新界定个人-群体-制度之关系，因此个人的身份认同很重要，因为它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机会。传统社会中家庭履行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功能，个人必须依赖家庭以获得基本保障，个人从属于家庭，但如今随着后家庭时代的到来个体脱嵌于传统的家庭结构，进而投身于国家塑造的新制度、个体自己建立的跨越血缘、地缘关系的新群体中去实践自己的生活政治以获取身份认同。因此，家庭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予个人清楚的身份界限，每个人不再被称谓为“某某家的”，每个人都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每个人都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家庭对个人的定位功能和保障功能的弱化，男男女女对家庭的依赖降低，特别是急于挣脱传统束缚的女性一方。

（二）制度保障缺位的后家庭时代：不健全的家庭模式

在文化堕距的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变迁内部各体系变迁的不一致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个体化的文化先行，但与个体化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后家庭时代的个体现在被迫“为自己而活”，被迫去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去平衡家庭的关系，但同时又充满风险。一定程度上这种风险不仅指的是面临过多抉择需要快速作出决定的风险，还指的是个体生活缺失体制保护所带来的风险。现在的丁克家庭、单亲家庭、不婚家庭等这样一些不健全的家庭模式可以理解为是个体对风险的一种预防策略。不要孩子可以免于遭遇“毒奶粉”事件、沦为尴尬的“夹心层”的风险，单亲可以免于承受来自双方协调不当引发激烈冲突的风险，不婚则可以直接免于承受家庭破碎的风险。所以不管是丁克、单亲还是不婚家庭，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这已经不是仅凭男性单方面意愿就可实现的，女性的配合同样重要。这说明，女性的家庭话语权虽然提升了但是在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女性就有可能利用她的话语权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一些极端的形式来保护自己，继而引发不健全家庭模式的流行。

（三）自我中心的后家庭时代：利益化的家庭联结

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错误地被宣传为一种自私、不合群和功利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曾经乡土中国中的个人被编织到一个个差序格局中，人情味十足，可是在个体化和市场化的双层作用下，人们似乎越来越被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侵蚀。阎云翔在分析彩礼习俗变迁时指出年轻夫妻在建立新的家庭时不仅极力想要战胜父母权威，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要求获得更高金额的彩礼以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模式。传统风俗是男方的彩礼交给女方父母，可是现在一般是新娘代替她的父母成为彩礼的唯一接管者，且考虑到离婚的风险，她们一般不愿意和她的丈夫分享。现在的男女结合成一个新的家庭，女方比过去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如有房有车的硬条件。婚前财产也要各自理清以免未来发生麻烦等。现在的女性青年成家更倾向于考虑未来该如何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而非是考虑如何维护一个稳定安全的家庭。总体来说，对利益的追求掩盖了许多两性结合的激情，家庭中利益纽带的联结自然比感情纽带的联结要脆弱的多，发生冲突时更多地关注利益而非情感，也容易导致家庭结构的松散。

（四）国家推动的后家庭时代：紊乱的家庭角色

考察妇女地位的嬗变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以来，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得到长足的发展，父权制式微，女性在寻求性别平等上成绩卓著，如：男女平等的就业机会、行政职务配备妇女名额等，但也正基于此，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絮乱。虽然行政力量将妇女推向了社会，在观念上得到一定的解锢，却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维持功能的破坏。区别于传统社会在男女角色分工上的“各施其职”，在后家庭时代，家庭角色分工混乱，如家务谁来做？失去文化引导的家庭，容易滋生矛盾和角色冲突。

三、家庭冲突的新特点：一个个体化理论的视角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强调个体化进程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去传统化;二是制度性抽离与再嵌入;三是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四是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在我看来，这四个特征分别就是个体化的四个不同方面的“脱嵌”行动。新型家庭冲突的形成就是家庭中的个体不断“脱嵌”的后果。因此，后家庭时代的家庭互动形式先经由个体化进程下的女性地位变迁诱发冲突，再经由个体化的这四类“脱嵌”行动而得以形塑四类家庭互动形式并呈现了家庭冲突的新特点。针对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伴随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家庭冲突的新特点分别是：

（一）去传统化——人本位与家本位的斗争

去传统化使得个体日益从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等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进而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和多元。不同于以往家庭主义至上的传统观念，后家庭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体主义观念上升，再加上去传统化的脱嵌行动使得传统的制度约束趋于解体，并允许多元的個体观念的存在，乃至逐渐打开了“人本位”观念与传统“家本位”观念的斗争空间。有学者指出，家庭的现代化必定带来家庭利益观念的转变：从重视家庭利益的家庭主义转向个人利益的个体主义，个体崛起导致家庭的式微。中国家庭所谓的个人崛起更多体现在对上下差序束缚的挣脱，但阎云翔指出个体走出祖荫的逻辑并非是真正独立自己的个人的崛起，恰恰是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个人的义务。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奉献的家庭主义的冲突立显。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人本位”的确立，使得她们在生育意愿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她们就算选择生育孩子再也不像以前是出于家庭的利益。少了集体利益的考虑，个体更加注重个人的喜好造成的不良结果就是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家庭的延续功能日益式微，对于老龄化社会来说遇上这样的趋势，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因此可以说，后家庭时代一种“家本位”的路径依赖与还未成熟的“人本位”的斗争将持续存在。

（二）制度性抽离与再嵌入——新角色与旧角色的斗争

个体虽然经历了去传统化，但需借助各种制度机制（如教育、职业）去重塑自我，借此在一种新的互动中寻求“再嵌入”，以重新界定和产生社会关系。但在后家庭时代，女性个体借助职业构建以实现再嵌入的做法难免会使其陷入困境，一种新角色与旧角色之间的碰撞所引发的困境。贝克指出，妇女并未从传统轨迹中摆脱出来，“现代女性身份”带来更多的是标签而非实际的命运改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境下，妇女面临着诸多冲突，一方面，家庭劳动“去技艺化”简化家务劳动的同时也削减了人工效用，家务对妇女的重要性和依赖性在下降。另一方面，性别“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助推女性失业率维持较高水平。妇女虽然从婚姻供养中摆脱出来，但并不能获得自主的生活，在经济上仍依赖丈夫。总体而言，女性个体起初希望努力地再嵌入于职场，最终只是再嵌入于家庭中，这种目标不能达成的落差，诱发了职业女性新角色与传统妇女旧角色的心理冲突。实际上，在后家庭时代，妇女的生活一直徘徊在解放所获得新角色和复归旧角色之间。

（三）被迫的自主——求异与求同的斗争

“為自己而活”是一种被迫的自主，女性个体虽然有极大地自由和丰富的选择，但她们始终需要嵌入于社会制度之中，致使其不能任意地构建一个独特的自我。相同的制度环境形塑了相似的行动逻辑，塑造了同一化的生活轨迹，最终个体过上的却是相类似的家庭生活，导致个体缺乏个性。尽管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支持，但个体对社会制度的依赖依然存在，中国的个体依赖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而形成的现代化制度，来自社会的求同与女性个体的求异的斗争一直在个性磨灭前激烈地进行着。比如说，个体化进程赋予了女性崛起的机遇，但女性在很多方面又是缺乏个性的。就中国女性而言，尽管她们的“为了自己而活”而推迟了结婚、生育年龄，但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无法摆脱社会，最终导致她们需迎合社会对角色期待的普遍的规则和命运，如她们要在合适的年龄（普遍认为30岁前）为人妻为人母。再比如说，后家庭时代的到来使得女性群体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将自己塑造成鲜活的个体，且期望打破固有的统一的“以夫为纲”的妇女形象，但站在男性的角度，他们实践着的只是一种“平等上的修辞”。中国独有的政治制度下造就的官本位的政治思想仍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男权的优势地位，至今仍如此，因此，在个体化的变迁过程中男性为了保护这种优势而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不易改变。所以，最终她们的家庭生活仍只是男性权威下的一个被迫自主的个体。女性崛起的“求异”与家庭规则要求下的“求同”，与来自男性要求的“求同”逐渐把家庭变成了一个冲突的场域，家庭矛盾频发愈加刺激本来就建立在利益联结的松散的家庭结构，使之濒临崩溃。

（四）选择性人生与风险人生——事业自我与家庭维持的斗争

在后家庭时代，标准化的家庭模式变成了一种选择性的人生模式，与选择相伴而行的不确定性带来了风险。与此前已经在家庭或村庄共同体中事先就被规定好了的约定俗成的准则不同，如今个体需要在各种未知的风险中把握和甄别，甚至是婚姻也充满了风险。正如吉登斯所说“婚姻则是一个带有新的风险形式的、开放型强得多的系统” 。个体化加剧家庭关系的离散和不稳定，婚姻带来的保障和安全感正在式微，两性之间承担更多的家庭风险。对于女性个体而言，在高度个体化的工业社会中，单纯依靠爱情来维系家庭婚姻已经无法给予妇女承担相应风险的足够保障。当前，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一方面，经济上的独立性增强了其在家庭内部事务中的主导权和决定权，但另一方面，性别歧视现象并没有完成退出劳动力市场，妇女承担更大的失业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成为家庭内部和夫妻之间面临的难题，一般情况下，家庭双方必然以处于优势方为轴心，而劣势方就要进行迁就而承担不利的方面，劣势方的承担者往往为女性，如为了家庭，女性放弃职业身份跟随家庭迁移等，如若风险规避达不到预期效果，事业自我与家庭之间无法获得平衡，长期的不平衡心理作祟最终也只是以离婚收场，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悬崖边上的摇摇欲坠。现代社会离婚率的不断升高正印证了家庭正丧失稳定性而需承担更多的风险，孩子这一家庭维稳的中介因素的重要性正在式微。

四、总结与讨论

正如阎云翔所说，过去在许多社会里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束缚的女性个体的崛起使其变成了私人的个体，并逐步开拓自己的私人生活领域。她们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中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和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伴随着后家庭时代的到来，这种变迁却反过来塑造了家庭互动中一些新的冲突形式。后家庭时代的来临，个人脱离家庭到更广泛的群体和制度关系中去寻求个体身份认同的强烈动机弱化了家庭的定位功能和保障功能。家庭已经不能清晰地给人以界定，已经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保障，每个人也逐渐变得不是为家庭而活而是争取为自己而活。个体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世界里，又由于完善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家庭中的个体更倾向于利用一些极端手段以实现“提前预防”和“自我保护”的功能，进而导致不健全家庭模式的盛行。在个体化的持续作用下，自我中心主义被当成个体主义渗透到国人的价值体系中。慢慢地，家庭中的利益代替情感成为了主要的联结纽带，个体更可能考虑和守卫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家庭的稳定和长久。推动我们对男女平等追求的行政力量功不可没，然而国家至上而下打破既有文化模式的维持功能后却不能迅速地提供一套参考模式，后家庭时代中的个体大范围地陷入家庭角色的紊乱中，并且只能在混乱中、迷茫中去摸索。冲突隐藏在后家庭时代的家庭互动中并被个体化的脱嵌行动不断塑造家庭互动形式并形成新的冲突特点，涉及到人本位的崛起和家本位的式微之间、职业化的新女性角色和传统的旧女性角色之间、女性的求异和男性与社会对女性的求同之间、男女的事业自我和家庭维持之间这四类不同的家庭冲突形式。

中国女性刚刚从两种传统的束缚中脱嵌：一种是国家包罗万象的管制和保护;另一种是传统文化中有关性别和家庭角色的规范。然而，在制度匮乏、市场竞争激烈的场域中，为实现个体化的人生设计，女性需要借助现存的文化和话语资源保护自己。当前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风险、婚姻风险，而是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游走于新旧角色之间的冲突。现在出现的一些中国女性个体不得不重新再嵌入家庭以寻求保护的现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遭遇制度、结构、文化三种机制而作出的人生規划和自我选择的理性选择结果，也可视为女性在风险社会中寻找安全感不得转而回归家庭避难所的一种体现。在后家庭时代，面对伴随着女性崛起带来新的家庭冲突，我们应该首先打破结构上的种种不平等，创建一个公平、平等、包容的劳动力市场，并为家庭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性保障，最终将角色定位的抉择权回归女性，使其能够在流动的个体选择中获得积极的身份认同和自主的人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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