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兵

（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224002）

2019年9月2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科学规划了新时代中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战略任务，即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众多领域，需要站在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层面解决多元问题，其中职业体育作为勾连甚广的领域需要有所作为。经历近30年的发展，中国职业体育赛事体系基本成型，国内、外影响力不断彰显，伴随管办分离与协会改革的深入推进，以足球、篮球为代表的中国职业体育已开始从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进而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或者说，新时代中国职业体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工作从追求体系建构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强调内涵提升的高质量发展，以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和体育强国建设需求。当然，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问题需要有基点，需要探解当前存在哪些问题。只有清楚了当前的现实困境，把握发展路向，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应体制与机制改革，进而提升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推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1 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特征辨识

1.1 中国职业体育的源起与发展内嵌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体育强国”的提出始于20 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原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正式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目标”（仇军 等，2016）。当然，作为后发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体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樊纲，2004）。要实现这一愿想，就要客观分析我国体育的现实，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发展经验和发展举措。

源起上，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组织专业化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以竞技体育俱乐部为运行主体的组织方式，可以追溯至17 世纪西方社会赛马等俱乐部的成立；而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商业化性质的竞技体育运行样态，则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体系化的竞技体育赛事赚钱效应的出现催生了这一实践。随后，经历了不断积淀的西方职业体育形成了独特的运行体系和治理结构，并伴随全球化的历程影响着世界体育的发展，成为当代体育极其显性的运行模式。高水平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团队及其培养体系，独特的运动竞赛和运作体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氛围和娱乐休闲型消费社会需求，对我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体育发展是一个逐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认识深入而优化调整的过程，推进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举措。1992年，红山口会议的召开，以足球为代表的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议题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实践中，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较于西方更为复杂。从国家层面看，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同步性。在社会化、市场化初期，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竞技体育条件相对较差，早期职业化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等，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并不突出。同时，沿承传统专业队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相关项目的群众基础较差。此外，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法律、信用、舆论等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加上国内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机制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市场规则、规范体系不完善，增添了职业体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运行实践的欠规范性，并造成职业体育市场主体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在时机条件上，我国职业体育的源起与发展时逢西方体育全球化加速推进阶段。在国际环境方面，我国是后入者、是弱小者，在体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够，无法在国际市场交易环节中获得有效话语权。国外先发职业体育的资源禀赋、模式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在为我国提供参照的同时往往成为我国职业体育有序发展的约束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

伴随我国体育体育事业的有序推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顺应之，中国职业体育也走上了较为正态的发展演化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联赛建设和运营机制体制初步成型。以中超、中职篮为代表的中国职业体育，已经完成了俱乐部的法人实体化改造，职业俱乐部成为遵循市场原则、按照市场要求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社会组织。2015年11月，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上市成功，标志着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与世界顶级俱乐部全面接轨。同时，职业联赛体系基本搭建完成。2004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SL）、2005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以及2017年中国排球超级联赛（CVL）的先后推出，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在赛制、赛程方面实现了联赛模式的跨越式发展，而涉及中超、中甲、中乙及地区性联赛的较为完整的职业足球联赛体系的形成则预示着中国职业联赛组织和运营体系的基本成型。伴随管办分离以及随后足球、篮球等单项协会的实体化、社会化改革落地，与职业体育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次，我国职业体育竞赛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市场开发能力不断改善。竞赛水平的高低是职业体育的生命线，直接关乎消费市场的规模与质量。从1994年开始，我国职业联赛尝试多种举措（如引入优秀外援等）提升联赛水平和质量，并带来了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以中超联赛为例，自推出伊始其消费规模即始终处于上升通道，场均上座率在2011年开始成为亚洲第一，从2015年上升为世界第6（图1）。与此同时，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市场开发能力不断改善，联赛赚钱效应不断提高，如中国足球联赛的冠名费从1994年的120万美元，到2018—2022 赛季的5年10 亿元，增长了20 倍。而德勤《中超联赛——2018 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报告显示，2018年中超版权价格达到10年110 亿元，与此同时，中超联赛赞助收入在过去15年年复合增长超过30%，2018年总赞助金额达到4.65 亿元。此外，伴随中国职业体育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展，中介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职业体育对我国体育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诚如江小娟（2018a）所强调的那样，“‘比赛’确实创造了GDP，而且还将高速增长创造更多”。

图1 中超联赛场均上座率统计（2004—2018年）Figure 1.Statistics of Average Attendance in Chinese Super League

从另一层面看，作为我国体育领域改革的试点，职业体育改革实践具有很强的本土化特质。

1）采用从单项突破到综合改革、从易到难的探索式改革发展思路，如选择足球、篮球等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试点，探索改革路径，总结形成改革经验。实施思路则是首先通过联办形式成立俱乐部建立职业联赛，然后进行职业俱乐部企业实体化改革，接着围绕建立职业体育运行体制的总目标进行统筹规划，探索式推进综合改革。同时，这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推进的思路也反映在专项改革之中。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即首先在北京、上海、大连等11 个城市率先进行，待到相关实践取得经验后再全国推广。在职业足球运动员市场建设方面，即经过“顺序申报制（1998年）、顺序摘牌制（1999—2000年）、倒摘牌制（2001—2002年）、自由摘牌与倒摘牌相结合制（2003—2004年）、自由摘牌制（2005—2008年）”等尝试（雷振，2013），逐步建立涉及注册转会制度、准入制度、仲裁制度等的制度体系，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中国职业球员市场。总体上，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保证了中国职业体育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低波动性。

2）践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需求导向”、“市场取向”的逐级目标优化改革理念。中国体育改革不同于西方，前期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可循，其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而“中国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或者说转型”（张维迎，2010），本身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践。内嵌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也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秉持谨慎态度，摸索前行。在《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1992 体足协字110 号）中即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足球俱乐部必将发展起来。在相当时间内俱乐部和其他组织形式并存，这对整个足球事业的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在《关于建立和逐步完善足球俱乐部体制的实施方案》（1992 体足协字113 号）中则指出“足球界应把握时机，首先迈出关键的几步，……。建立足球俱乐部是当务之急”。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职业体育赚钱效应、社会效益逐渐体现出来，加之市场主体不断形成，增加市场要素、建构切合市场运行的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成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必然选择。在实践中，逐步明确职业体育市场化改革目标，按照市场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如早期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建立更多是一种尝试，中超公司的成立则意味着市场化取向的目标转变，而管办分离的实践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去行政化的落地则进一步明确了职业足球市场化发展目标。

3）重视政府力量的持续作用，遵从“边发展、边治理”的分阶段、问题导向型推进实践路径。实践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重塑，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也是关系体育强国建设成效的关键。事实上，工业革命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调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跳出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开启了政府角色重塑的实践，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到市场失灵中政府作用（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当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作用不限于填补市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以及解决市场失灵的范畴，政府在扭转产业弱势、实现竞争地位等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日本等国家的快速发展，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提升的实践已然证明政府在国家产业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对于我国职业体育而言，政府的作用不限于上述范畴。我国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或社会力量来达成，而必须依赖一个更强的动员与组织主体，这个主体自然非政府莫属。这不仅因为市场力量或社会力量的自然演化效能不足，更为关键的是后发的中国体育，内部存在众多需要协同与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全球体育竞争环境中，中国体育无法孤立发展，必须在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秩序中推进，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一个国家或政府力量出面动员协调、组织实施。依赖政府力量对原有专业队进行社会化改造，推行俱乐部制，搭建起职业体育联赛，我国职业体育快速高效的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联赛体制建构、职业运动员“调拨”，再到职业体育市场架构，宏观、微观层面都离不开政府行政力量的身影。当然，对于一个市场化趋向明确的职业化改革而言，政府行政主导推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往往会引致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之间的隔阂，政府行政机制的局限性逐级暴露出来。而与此同时，随着职业体育市场体系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出来，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化解政府问题，成为引领我国职业体育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社会资本进来以后，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又会造成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职业体育的投资逐利生产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呈现了不协调，并成为阻碍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驱动新一轮的改革。总体来说，逐级推进、分类解决问题的实践方式，在保障职业体育发展平稳性的同时，顺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节奏，有利于激发我国职业体育持续改进的动能。

1.2 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探析

我国职业体育选择了区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推进机制，从建立职业俱乐部、职业联赛等微观领域开始，逐级推进各类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建立，破除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并行推进，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并有效对接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作为一种转轨建构实践，我国职业体育内嵌于特定的体育变迁发展实践中，除了需要解决符合职业体育一般特征的基础性建构问题，还需解决转型发展所衍生出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发展问题。或者说，我们不仅需要遵循职业体育一般范式搭建职业体育运营平台、完善相关内部构件、处理市场运营问题，更要立足中国转轨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对于前者而言，在全球化的当下，模仿学习即可能解决；而后者，则更为复杂，对中国职业体育的影响尤甚。因为这不仅与中国发展传统相关，还与当前所处国际环境密切关联，而且作为后发的转轨样态，不充分不均衡发展问题往往伴生其间，作用与影响极大。

回溯中国职业体育近30年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发动与开局、建立新体制、全面深化改革3 个阶段（图2）。时间上，第1 阶段始于1992年红山口会议，止于2004年中超委员会（后更名为“中超联赛股份公司”）成立，着重解决了联赛体系、俱乐部体制及资源要素市场的架构问题，初步形成以政府调控为主的职业体育运行机制；第2 阶段则着力于联赛体系的完善、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发，伴随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去行政化的实施，宣告这一阶段基本完成；我国职业体育正处于第3 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谋求高质量发展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从机制依赖方面看，我国职业体育改革的动力机制经历着一系列变迁。源起上，我国职业体育离不开政府力量，是行政干预的产物，并依赖政府的力量建立了联赛、俱乐部以及相应的市场。待到市场逐渐完善后，政策效应引领下社会资本开始成为职业体育发展的动力源泉，资本力量陆续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水准。随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开始关注需求，重视联赛和俱乐部的社会价值提升和彰显，进入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重点的改革阶段，其动力机制开始逐渐转向。与此同时，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目标也从单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专业队模式向着服务于经济利益、社会需求的职业体育转型，从国家需求、投资者需求到社会、国家、市场需求变迁。顺应体育强国建设，当前我国职业体育正处于从第2阶段向第3 阶段的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阻滞我国职业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图2 中国职业体育发展阶段、机制、特征Figure 2.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1）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存在“单军突进”倾向，呈现逻辑偏差和不适应性。西方职业体育是在业余体育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业余体育作为体育的一种运行样态，实质上是一种有效的组织体系和人才培养供给体系。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优秀运动员跳出业余，走上了职业的道路。但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职业体育从来没有打压业余体育的发展，而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有效带动了业余体育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职业体育虽然是“谈钱”的，但是其隶属于竞技体育、根植于业余体育的本性没有改变，离开了高效有序的后备人才供给体系，西方职业体育也就失去了根本。事实上，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下，职业体育引领了竞技体育的融合发展，蕴含着市场的全球化、资源的国际化、训练的全球化、保障的一体化以及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西方职业体育的有序强势发展，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改变原有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格局，逐渐建构具有市场经济制度特征的职业体育体制。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发动与开局阶段更多是遵循理性建构主义理念，采用自上而下的实践方式，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待到时机成熟后，围绕市场效用发挥开启密集的制度变迁，最后谋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这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演化路径的内在规定性。脱胎于专业体育，是我国职业体育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专业体育的内核是涉及国家、省、市为主的三级专业运动队结构设置的竞训赛体系，它的有序运行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有效供给，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职业体育早期的发展更多是相对专业体育而存在的，随着社会发展才增加了群众体育的业余元素。由是，一旦单纯追求外在的经济性，忽视背后的专业体育及其人才培养，我国职业体育难免失去了支撑力。

当然，上述问题的产生可能还与我们存在发展逻辑上的偏差有关。诚然，从产生时间上看，我国职业体育远远落后于西方，是一个典型的后发者。作为后发者，如何看待先发者首先值得考虑，接下来才有如何顺应性地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评判自身发展、型塑自身特色。当前，有关职业体育理论研究大多借用西方路径，特别重视对西方职业体育理论体系的挖掘与梳理，涉及解决中国职业体育问题的研究也往往遵循已有的西方职业体育原则、理论进行中国化演绎推理和论证。这种过分外向的认识逻辑，往往引致背离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现实背景的实践。从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角度看，中国职业体育改革发展，在竞技体育方面需要解决国家竞赛与商业竞赛之间的关系，重塑国家队与职业队之间人才供给机制、运营管理隶属与协同治理问题；在商业运营层面，需要解决赛事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重构赛事运营的主体依赖、联赛与俱乐部产权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竞争层面，需要解决中国职业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提升及与国际先发赛事之间的关系，化解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所面临的不正当竞争、海外拓展问题。如此来看，虽然我们承认职业体育内嵌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之中，但是两者之间的切合和勾连度还有待提升，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之间协同发展的局面没有形成。

2）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不充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不清且冲突时有发生。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运行模式，市场竞争是其核心机制。职业体育领域的资源配置、市场主体激励与约束，都要依赖市场竞争来实现。当然，市场机制的作用离不开与政府行政机制、社会需求机制的协同与配合，三者的协调有序是保证职业体育健康运作的基础。如前文所述，政府行政力量的长期存在是中国职业体育的重要特征。在明确市场化趋向的前提下，从联赛创立到俱乐部企业化、联盟市场化，再到管理机构社会化，众多重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一样，“政府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雅诺什·科尔奈，2011）在一个尚待优化的职业体育中也时有发生。政府或者过于积极，或者过于消极，使得市场主体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必须不断调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增添职业体育改革发展的风险，还影响了改革的正常进程。例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成立作为顺应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强化了以项目为主体的发展方式和资源调动能力，显然是有利于职业体育发展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逐渐转变成阻滞职业化推进的力量，需要借助“管办分离”改革加以消解。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不清晰，最为重要的是往往引致我国职业体育市场主体地位作用不明显。从所有制性质上看，我国职业体育目前更多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特征，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存。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国家所有、混合所有、私人所有的职业体育联赛都是存在的，且都有运营很好的例子。但中国职业体育现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中，不仅存在资本权力上的不对称，还存在利益取向上的巨大鸿沟。诚然，赞助商、电视转播权等市场开发与运营活动是职业体育盈利的关键点，而青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投入点。实践中，国家资本代表的利益与社会资本代表的利益之间存在协同偏差，表现在可以赚钱盈利的领域如电视转播权的分销、赞助商的谈判、职业联赛规模等方面，社会资本想进入但是国家资本所代表的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力量却阻碍着其进入，相反对一些无法赚钱的领域，却又要求社会资本进入。如此，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造成社会资本活力的缺失，甚至于投资热情的散失，还会影响国有资本正常的活力激发，造成相互“扯皮”的现实困境，压制市场主体的应有作用。同时，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中，“左手管右手”现象又往往会将问题的矛头引向政府（郑永年，2016），于是又陷入“问题多发—政府介入—市场活力不足—政策引导—市场失衡—问题多发”的循环网络。在此背景下，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自然无法有效实现和确立，并引致职业体育发展中的协作机制效率低下，发展效能减缓。

与此同时，职业体育市场规则的法制化水平及其适用性也会成为问题。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在运行法规体系建构方面已经积累形成了大量的法规制度，但是相关规则更多基于职业体育管理便利或者促进职业体育发展立场而生的，在落实环节中往往缺乏有效的手段，形成制度虽多但效果不佳的局面。进一步讲，基于理性建构的中国职业体育市场的法律、法规，还欠缺实践磨合和文化支撑。此外，我国职业体育内部还存在多元化协同问题，如青训方面，涉及俱乐部、学校、社会（机构）、政府协会（国家队）等多元利益主体，如何协调就成为难题。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是职业体育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逐渐让渡权利激活社会力量参与，策略上选择了多主体、多形式的方式，以期达到“1+1 ＞2”的效果。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原有的依靠体校培养人才的模式逐渐瓦解，部分体校变为社会培训机构进行青训，作为专业化发展应然主体的职业俱乐部也有青训要求，需要建立一贯制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而各级中小学学校，特别是体育传统校和点校，也有青训体系。但问题是，青训组织多了，它们之间并未有效协同，各方责任不清，甚至出现体系之间互换“充数”现象，严重影响后备人才培养效率。

3）我国职业体育面临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我国职业体育经历了以政府主导型驱动模式与社会资本投资型驱动模式为样态的两个发展阶段，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累积了一定的风险。遵循经济社会演化观，生产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者说是消费需求带动的社会劳动扩张的过程。而前期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背离了社会需求拉动的一般规律，更多是按照政府意愿或资本逐利性展开，其后果往往伴生供需错位。当然，这种供需错位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备所致。伴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 号）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成为体育改革实践中的一个新亮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政策往往被市场所曲解，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职业体育领域，引致中国职业体育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即投资人驱动阶段。投资驱动型发展，从源头上讲符合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路。在奥地利学派的语境中，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获取利润是企业家行为的唯一动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05）。在利润驱使下，企业家会不断地创造性破坏，不断尝试各种资源、信息及其组合方式，并承担创新的风险。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组合结构，更有效率，也更能满足社会需求（不仅在量上，还在质上），产业升级由此产生。当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职业体育领域是有条件的。职业体育竞赛的优劣离不开运动员竞技水平，而这又需通过运动员长期的训练来达成。在运动员人力资本一定的背景下，投资驱动的后果，更多是运动员人力资本的重新配置，而非是运动员人力资源的挖掘与培育，结果往往会催生人力资本的价格变化。近年来，我国职业运动员虚高的身价和薪资即与此有关。进一步讲，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产生供需矛盾，要么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要么是内部资源要素配置之间的供需矛盾，抑或是国内供需与国外供需之间的矛盾。更为关键的，是从政府行政驱动而来的我国职业体育，前期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两者的叠加催生了当前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困境。

从特征上看，中国职业体育现有的发展更多是追求工具理性，实践中追求对俱乐部和联赛的控制，更多将目光盯着联赛的产权上，力图通过资产（人、财、物等）投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权，而忽视联赛的社会价值以及扭曲非权属性社会供需关系，这也就脱离了人们的体育竞赛消费诉求，走向异化或过度物化的境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伴生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并由此带动“职业体育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江小涓，2018b）。随之，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供给不足问题也凸现出来。以足球为例，与北京经济总量相当的英国首都伦敦，拥有13 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平均5.77 万人即拥有一家，而北京则仅有4 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平均538.55 万人拥有一家。即便是不能完整意义上以伦敦的人均俱乐部数量来类推北京的足球俱乐部需求，但是90 多倍的差距，多少意味着我国职业体育供给的不充分。再看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体系，一方面，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数量整体偏少，分布不均匀。2018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超、中甲、中乙）、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NBL）、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男子）共计113家俱乐部中，有69 家俱乐部分布于东部省份，中西部省份相对较少，分别为24 家和20 家；且近70%的相关俱乐部分布于所在省的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相对较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优质联赛结构，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过度重视顶级联赛培养而忽视基础铺垫赛事的培育，使我国没有形成从业余联赛到地区联赛，再到全国次级联赛，最后到全国性顶级联赛的自下而上金字塔式的赛事体系，并导致两难的发展困境。一边是顶级联赛的支撑体系不健全，赛事运作面临着孤立化；另一边则是顶级联赛的拉动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由此可见，我国职业体育不仅存在市场要素环节的供需失衡状况，还存在明显的供给结构和水平问题。

1.3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走向及其目标体现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作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承继与开拓，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史丹 等，2018），是从模仿、跟随发展到创新、超越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强调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谋求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的转变方面，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习近平，2017）。新时代，需要新担当、新作为，对于职业体育亦应如此。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导向，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需要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担当。近年出台的旨在推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专门性或专项文件中，大多包含职业体育的内容，涉及职业体育的建设目标、战略定位、实践机理、优化方向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国家体育事业与职业体育作为整体与分支之间的关系，指明了职业体育发展的目标任务（表1）。

伴随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我国职业体育从无到有，再到作为体育产业的一种样态存在，其背后动力与我国社会需求（特别是体育需求）的变迁密切相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及所带动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需求多元化，需要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体育竞赛产品与服务。职业体育所带来的专业化、高水平、常态化的体育竞赛产品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种基于需要满足的特性，改写和优化了原有体育资源要素的组合方式，体育的功能与价值随之多元化起来，并带动体育运作方式专业化、优质化，产业升级由此发生。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才显得有意义、有价值。于是，顺应新时代要求，回归职业体育本真价值，必须给工具理性增设前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扭转职业体育本位主义、利益至上取向，将职业体育赛事变成人民生活中的一份子，明确新时代职业体育的服务面向。同时，要立足社会需求，从提升竞技水平入手，切实提高中国职业联赛的观赛体验和社会影响力，从模仿建设变为本土化、特色化再造，以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走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由此，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对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1 近年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职业体育的目标任务Table 1 List of Goals and Task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Sports in Relevant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in Recent Years

1）职业体育竞赛产品的高质量。顺应新时代要求，回归职业体育本真价值，将职业体育赛事变成人民生活中的一份子，形成体育消费习惯与内需层面的深层驱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自然需要我国职业体育高水平发展，具有完备的产业链，提供高质量的赛事产品。这种赛事产品不仅需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相一致，还需顺应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在国际职业体育领域中有地位、有竞争优势。要积极为全球相关国家的体育观赏需求提供可资选择的赛事，丰富大众的业余生活。同时，要为许多像中国一样的职业体育后发国提供一个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模板，这是一个大国职业体育应有的责任担当。如此，我国职业体育竞赛产品的高质量对内主要反映在与人民高质量需求相吻合上，对外则体现在与大国相匹配的有影响力、有地位上。

2）职业体育行业结构的高质量。中国现有的职业体育赛事，多是在传统西方发展较好的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等。相关项目大多面临着西方激烈竞争，发展难度极大，市场话语权争夺激烈。为此，在强化传统项目职业赛事发展的基础上，还需积极探索推进切合我国民众生活的竞技项目职业化，如强化乒乓球、羽毛球等深受大众喜爱的职业赛事发展，开拓新业态。同时，顺应人民对赛事需求的多元化，还应补齐诸如冬季项目职业联赛等短板，最终形成传统项目职业联赛丰富有竞争力，新型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联赛强势，且无明显短板的职业体育赛事结构。

3）职业体育赛事布局的高质量。一方面，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导向，兼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体、三四线城市为补充的中国职业体育赛事布局体系；另一方面，在各个项目职业体育赛事内部，形成顶级联赛引领、次级联赛铺垫、大众健身赛事为基础的金字塔式赛事布局体系，释放赛事联动活力，以更好满足社会需求。

4）职业体育发展路径的节约化。作为后发的职业体育样态，发展与治理并存、国内与国外兼顾，如何少走弯路、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成果，也应作为考察是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所在。于是，遵循职业体育演化规律，与我国体制、与我国社会大众需求相匹配的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成为需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汲取西方职业体育的经验教训，还要善于总结过去近30年的发展成绩和心得，找出适合中国的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推进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2.1 把握重点环节，提升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不同于西方自序演化发展样态，我国职业体育更多带有建构主义色彩。建构主义在初始阶段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迅速的建构其基本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理，短期效果明显，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模仿别人搭的“台子”，是否存在水土不服情况首先需要客观审视；另一方面，“台子”搭好以后，要将“戏”唱得有水平、有竞争力，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还需要在内功上做文章。

为此，首先要搭建适合中国现实、有中国基础作为支撑的“台子”。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践遵循“试点—铺开”的推进路径，早期选择的项目，不论是足球、篮球都有西方成熟的运行模式可资参考，现实中也大多学习了西方，并使得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更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且东部城市为主的布局特征。这对于一个新创设的行业来说，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但是与满足群众观赏需求的初衷之间存在鸿沟。早期中国足球联赛冠名商缺失、上座率不足等问题，多少说明了我国职业体育前期“搭台”过程中存在建构主义理性的桎梏。职业体育是一种按照市场方式运营的行业，其布局和结构选择的主角应该是市场，是消费者（观众）。如此，放开市场准入的行政监控，转而依靠市场准入制度进行“搭台”，成为决定其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赛事的供给也应放弃传统样式，依据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明确职业体育作为一种赛事供给服务主体，什么时候供给、供给什么、供给多少。如此，才能搭建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职业体育“台子”，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推进职业体育的发展。

其次，要有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职业体育说白了是竞技体育商业化的运行模式，竞赛水平的高低是其“生命线”。或者说，是否具有高竞技能力的运动员是关键。西方职业体育联赛，不论是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还是欧洲足球联赛，其高水平都是因为网罗了世界最顶级的球员。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水平不高即与此有关，因此，让“唱戏人”水平提升尤为关键。在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员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自身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中国联赛的后备人才培养质量，有了这个基础，喜爱与优秀运动员为伍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运动员才会来到中国的“舞台”上，才会切实提升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水平。

再次，有了好的“舞台”和“演员”后，还要有好的机制，保障能够唱出高水平的“戏”。这就涉及良好的运营与治理机制建设。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体育赛事运营方式存在多元化的特征，职业体育俱乐部也存在多样化的产权结构，而它们有序运作的关键在于找到了与之配套的治理体制与机制。如北美职业体育联盟，采用封闭的职业联盟样态，与之配套的是公司事业部制的委托经营方式，不仅保证了联盟整体利益最大化达成的可行性，还使得治理成本大为节约。鉴于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处于转轨阶段，后续通过管办分离改革强化以单项协会为主体的运营、治理体系建设可能更具经济性。为此，需进一步推进协会改革，规范协会治理。政会脱钩以正当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为导向，以协会能力培养为源头，以权责利一致性为原则，将协会能干的事情给协会干，协会应该承担的职能让协会承担，明确协会地位，推进协会管理能力建设，规范协会在职业体育项目发展规划、项目推广、赛事服务等方面的运作流程。同时，加强对协会的指导、监督管理，建立政府与协会委托和购买服务制度，促进兼顾国家队、职业联赛、职业俱乐部多方利益的协同机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会互动机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管理与运行体制。

此外，强化对“观众”的引领也是必要的。回溯西方职业体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的发现：欧美国家职业体育主体（俱乐部）往往扎根于城市社区，以满足市民观赏、娱乐参与等为目的，以深受人们喜爱的、具有牢固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竞赛为依托，以高水平运动竞赛为手段，在勾连、对接城市社区体育的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自我生成系统，维系自身有序发展（张兵等，2017）。而带有建构色彩的中国职业体育，不论是政府主导推进阶段，还是资本主导推进阶段，都没有有效实现职业体育赛事与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会大众的勾连。于是，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我国职业体育还需补齐这一课，回归城市、回归社区、回归大众生活，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信息社会，网络覆盖的全面化也给职业体育深入消费群体带来新的空间，即网络空间的平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快捷。

2.2 理顺多方关系，型塑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由于其发展周期短、社会影响力欠缺，在职业体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够，无法在市场交易环节中获得过多话语权。中国职业体育竞技水平不高，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欠缺，加之运营经验不足，运营方式上存在需要改进之处，无法对我国职业体育有序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中国职业体育相关问题与中国职业体育发展方式关系密切，因为不论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还是社会资本投资型发展模式，都带有某种片面性，导致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脱节。摆脱当前发展困境，需要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社会消费驱动型发展方式，遵循供需逻辑，重视职业体育内涵建设，促进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表2）。

在中国职业体育不同发展阶段，相关主体的功能也发生着明显的转变，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职业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处理问题。遵循职业体育的本质运行规律，在这三者关系中，核心是市场，需要解决的关键又在于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策略上，首先要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和落实“放管服”改革、管办分离改革成果，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引导政府回位。要明确政府在职业体育发展中的职责定位，发挥其引导、服务、保障等作用，合理利用职业体育联赛中的国有股份导引职业体育发展方向，从规范政府行为入手切实解决职业体育领域中存在的“与民争利”问题，“扬民权、废特权、束公权”（汪玉凯，2010），引导政府顺应民意，从职业体育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从服务于人民需求的角度出发。其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将资本、管理、人力资源（运动员等）等多种要素的活力竞相激发出来，使职业体育市场运营更有效率。建立和完善职业体育联盟，让联盟成为联赛运营的第一责任主体，真正让其承担联赛推广、运作、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与义务；让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职业体育运作中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促进其成为注重联赛长久发展的战略投资者，而非短期投机者。此外，要强化社会组织建设，促进职业体育中介组织、球迷组织等相关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让球迷、赞助商、转播商、媒体等职业体育消费者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到职业体育的发展之中。

表2 不同发展方式下职业体育运行特征Table 2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总体而言，遵循职业体育运行规律，只有架构了政府管理服务到位、市场高效有活力、社会参与有力的格局，依赖市场、依赖社会，不断激发释放市场、社会活力，方能形成良性互动，为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3 推进体制创新，做实中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力

职业体育是市场（商品）经济的产物。按照市场体制的一般规律，职业体育存在复杂的运行主体和运行客体，主体包括职业体育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监管机构（政府、单项协会组织）、媒体以及运动员和教练员等，客体则有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运动员、职业体育赛事等。更为重要的是，职业体育主客体在现实运行中存在交叉和互动，如在赛事运作层面上，职业体育联盟通常作为运作主体，而俱乐部和赛事资源是其运作的客体系统。事实上，职业体育俱乐部也存在一定的运作空间，可以进行相关内部资源的经营运作，这无疑增设了相关运作的复杂性。针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运行体系，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相关的制度、体制建设，按照职业体育系统与内外环境协调共生的秩序发展规律，保障其长效高质量发展。

从职业体育内部运行体制来看，主要涉及3 个方面问题：1）完善产权和要素市场制度配置，消减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保证市场能够按照利益机制进行生产要素平等交换，遵循市场逻辑激励和约束职业体育经营活动；2）全面完善公开公平、透明高效的职业体育市场治理体系，促进其内部治理法治化程度提升，保障其职业体育督查调控和市场中介制度化、机制化，维系职业体育有效运行；3）建立健全内在联动机制，形成从后备人才培养、运动员雇佣，到俱乐部准入与运营管理，再到职业联盟运作与利润分配一体化的行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国际化、现代化的职业体育市场运作体系。

而从外部看，重点需解决4 个方面问题：1）解决职业体育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关系问题，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构筑一体化的职业体育运行生态；2）树立长期发展管理与短期宏观干预相结合的调控理念，建构国际交流合作互动机制，保障其对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逐渐实现；3）搭建职业体育与社会的互动平台，以解决职业体育如何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性问题；4）完善职业体育所依存的经济、社会、法律等宏观氛围建设，涉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激发职业体育消费能力，建全职业体育发展所需的宏观法律制定体系、优化诚信社会风气等。

如果说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关于常态发展方式转型与内涵提升的实践，那么，该实践必然伴随着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变更。同时，该实践也必然是作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良性运行机制，必然隐射于职业体育发展实践中，并作为基础条件促进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良性互动、协调均衡，并最终内化为职业体育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3 结语

紧扣新时代命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我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强国战略的根本要求。这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模仿发展、粗放式发展方式，把握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梳理成功经验，结合当前现实困境，抓住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突破。当然，中国职业体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尚在起步阶段，还存在众多问题需要探解与把握，而这恰应成为后续我国职业体育相关研究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