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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施展:制造业没有“逃离中国”

2020-03-24尹洁

环球人物 2020年5期
关键词:施展越南供应链

尹洁

施展。1977年生,辽宁阜新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越南首都河内有一处景点,叫还剑湖,湖边有很多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建筑,上面挂着中文书写的牌匾、对联;湖边的玉山祠建于18世纪,里面供奉着关帝、吕祖、文昌帝君等神像;离玉山祠没多远的地方,一个白人姑娘在用中文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姑娘四周的街边小店里,几乎都供着一个土地爷……

这是施展第一次到河内时看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中国,或者说,好像穿越回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

“闹哄哄的氛围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城市看上去杂乱无章,却充满活力和人情味。在这种地方生活,你或许会感觉不那么光鲜,但能卸下很多防备,感到舒适惬意。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舒适的地方,在经济上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呢?”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施展是带着研究课题而来的。作为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他到越南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真的“逃走”了吗?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真正擦出火花后,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工厂正大量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转移”的消息,似乎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危机。施展却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海外哪个国家和地区有条件承接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施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然而这种判断如果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说服力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在2019年,施展帶领团队来到越南,开始了从北到南的深入调研。而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从各种数据和信息看,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最大受惠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

考察了大半年后,施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2020年初的除夕之夜,在一台长达10小时、由55场演讲组成的《2020知识春晚》上,他与全国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小卷尺背后的大供应链

在施展眼中,越南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混合体:从河内机场打车往城区走,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给人强烈的现代化国家的感觉,但越靠近市区显得越乱:殖民时代的老房子,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新盖的现代化高楼,三者欠缺章法地混杂在一起。现代化大楼周边是新建的、规划得整齐有序的宽阔马路,而往旁边走一点就是拥挤狭窄、有着多年历史的老街,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呼啸而过。

施展在越南考察后写的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对越南当地人来说,无论属于哪个阶层,日常生活里都喜欢在路边摊消费,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施展问过摊主,那些豪华的现代化商场都是什么人去?回答是,基本都是外国人。

“与中国人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相比,越南人要舒服和闲适太多了。中国人为了赚钱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享受,甚至主动加班,在越南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施展说。

在《2020知识春晚》上,施展列举了一串“牛气冲天”的中国小镇: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近1/3的吉他;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世界50%以上的钢卷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73%的淡水珍珠市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60%的酒店用品;江苏省丹阳市生产了全球1/3以上的眼镜;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依托的是一个无比庞大而成熟的供应链网络。

“在淘宝上,只要花三四元就能买到一盒5米长的钢卷尺,去除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不超过2元。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

脱离这种供应链体系,虽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施展认为,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在越南考察期间,施展走访了一位在当地创业、经营近20年的家具厂老板任泽忠。他告诉施展,家具产业供应链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十几种配套产业,虽然目前越南已经发展起家具行业配套所需的本地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进行生产时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

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其中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生产家具时所用的夹板,90%以上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行业配套的五金产业,其中大约60%的铁要从中国进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就连用来包装家具的纸箱,原材料还是要从中国进口。

科技含量不高的家具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电子产品等行业了。施展告诉记者:“即使是一件不起眼的小商品,也是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零部件组成的,这些零部件在中国都有单独的厂家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厂家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到了极致,生产效率极高,同时各种厂家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还可以依据上游发包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了效率与弹性兼得的能力。这带来了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的人工成本是越南的几倍,每件产品的总成本还是能低一半。

至于外国厂家为什么难以实现零部件的高效生产,很大原因在于他们的市场规模不够大。

“专业化分工越深,越需要大市场的支撑。比如你是生产汽水瓶的,当市场对汽水的需求是每月1亿瓶时,你只做瓶盖就能活了;但如果市场需求只有1000瓶,你光做瓶盖利润太低,必须连同瓶身一起做。”

“所谓转移其实是溢出”

施展带着团队从越南北部到南部,跑了3个大城市、3个主要工业省份,走访了4个工业园、7家在越南的中国商会、不同产业和规模的近20家企业,并与越南工人、越南经理层以及几十位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做了深入交流。

“我们还拜访了越南政府的基层官员、两所大学的多位学者,甚至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会说流利中文的越南老板娘都成了我们了解越南民情的访谈对象。”施展说。

在河内一所大学调研时,施展问一位越南经济学者:“越南的产业政策是什么?”这位学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生产时缺什么东西,到中国广州去买就好了。”

2019年7月,施展(中)在越南北宁省的中资光伏工厂调研。

施展在深圳一家电子厂考察时拍摄的生产场景。

施展先是大吃一惊,接着想明白了: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同时由于越南市场规模太小,即便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中国市场有了新动作、新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其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2019年10月,韩国三星公司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搬到了越南。但施展在越南调研时发现,每天下午4点有很多集装箱卡车开到三星的工厂卸货,卸下来的主要是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4点从中国珠三角装车运来的。一位在广西做物流产业的何先生告诉施展,他的公司每天都从珠三角往越南的三星工厂运货,一年下来运的货价值好几亿美元,而这只占三星整个物流链条中很小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三星转移到越南的主要是手机生产中的组装环节,上游环节仍然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不管你是三星四星还是五星,不管你做手机手套还是手表,只要想控制生产成本,就得连上中国的供应链。”

正因如此,施展认为所谓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这个环节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通常是产品最终的组装环节。而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

“溢出”的结果是,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

“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施展说,“考察了一大圈之后,我的感受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谁能够替代中国强大的制造力。一方面,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工业不行,另一方面,今天全世界沒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工作。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感动我的是‘中干”

在胡志明市调研的时候,施展听到一个新词——“中国干部”。这并不是指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而是指越南台资企业里从大陆过来负责管理工作的中层人员。

这个群体经常自称“中干”,在越南有几十万人之多,却很少被中国国内媒体关注。他们在越南打拼的故事,是施展此次考察的意外收获。

“‘中干大多是台资企业培养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他们在越南工作几年后,很多人会自己创业建厂,又雇用了大量越南工人,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施展觉得,这正是他一直寻找的、衔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

在朋友的介绍下,施展接触了很多“中干”,家具行业出身的雷祖旋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雷祖旋是广西人,曾在东莞一家台资家具厂打工,不到3年就从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晋升为主管。2004年,他被老板派到越南建厂,3个月时间就学会了越南话,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2008年,雷祖旋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每月收入能有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的越南,三四千元的月薪就已经过得很舒服了。第二年,雷祖旋带着多年积蓄回国,准备大干一场,却痛苦地发现,短短几年间,中国经济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的行业、新的商业方式、新的人际关系圈,让他已经无法跟上节奏。

在耗费了几十万元积蓄之后,雷祖旋又无奈地回到了越南,继续经营奶茶店。郁闷和无聊中,他组建了一个QQ群,成员全部是在越南打拼的中国人,大家在一起交流各种感受,这个组织从几十人逐渐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规模越来越大。

几年后,在大家的提议和积极参与下,雷祖旋制作了一本通讯录。大家拿到它时特别激动,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雷祖旋告诉施展:“多年之后,这些人可以拿着这本通讯录,指着里面一个个的名字,和孙子吹牛,当年爷爷在越南曾经做过这样那样的事情。”

“中干”的故事让施展深受感动。他感受到这个群体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人记住,让自己获得更多价值感。施展感觉自己见证着一个新时代的“下南洋”。

“‘中干的出身并不高,但在海外的奋斗与努力让他们获得了比在国内更高的地位和身份。这个群体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的故事被大众看到,让他们以更深刻的方式进入历史。”施展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干”都无法适应国内的生活。前面提到的任泽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出生在重庆大山里,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东莞的台资家具厂打工,把很多老乡也带到了广东。后来台湾老板派他去越南建分厂,他又把很多老乡带到了越南。老家整个村子就这么被他带动了,从镇上最穷的村子逐渐变成全镇第一的富裕村。

现在,任泽忠和他的老乡们在中越两国家具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上开枝散叶,形成一个网络,把资本、技术、人脉、市场全部连接起来。这个网络在供应链上连接中国本土,在劳动力上雇用大量越南工人,在市场上对接美国,联通着全世界。

在施展看来,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带动着中国供应链网络向全世界延伸。“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就在于民间的力量,在于这些勤劳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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