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说中的绝望与宣泄

2020-03-24吴志新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吴志新

摘要：柔石短篇小说《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人物形象荒诞而真实，通过对作品中不同人物悲剧命运的解读，挖掘闭塞乡村中人物生存困境与绝望命运归途的深层原因;透过“正常”与“非正常”皮囊下所隐藏的绝望与孤独，呈现出封建伦理禁锢下底层人物在绝望命运中扭曲异化的宣泄方式。

关键词：绝望;困境;暴力;逃避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20）03-0105-05

柔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典型的青年作家，他以谦虚的姿态时刻关注着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以及精神状况。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不仅为我们展示了青年一代的无奈与彷徨、苦闷与愤慨，更为我们书写了浙东农村劳动人民满目疮痍的苦难生活，使我们感受到农村的沉寂与绝望，农民的愚昧与无奈、隐忍与逃避，同时塑造了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精神与肉体备受摧残与蹂躏，仍然为生存而痛苦挣扎的人物形象。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和《为奴隶的母亲》中，他分析了无序状态下农民由希望走向绝望与堕落的缘由，揭示出中国农民在残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艰难的生存困境与殊途同归的命运归途，并以悲剧的理念方式呈现出乡村人物在生存绝望下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与逃避方式。

一、从希望到绝望：悲剧笼罩下的人物命运

（一）闭塞环境下男性人格的扭曲

传统的乡村生活以其一成不变的固有模式腐蚀着农民的血肉，侵蚀着农民的思想，他们在封闭中消极地隐忍而居，无法从固有生存状态中破茧而出，他们只能在无法改变的沉寂中麻木堕落，甚至以极端的方式疯狂地存在或者消亡。《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均为我们展现了在闭塞落后的农村环境下，人物由希望到绝望的悲剧故事。这里与新世界隔绝，残酷的社会环境与古老的传统礼教导致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尤其在生存压力和旧秩序的逼迫下，男性的生存尊严被剥夺殆尽。

《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写于1928年，刻画的是一个行为怪异、性格扭曲的鬼魅式农民形象。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大家都叫他“人鬼”。他没有“过去”，“将来”于他而言也只不过像“来世”般缥缈虚无，他只有一个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 “现在”。“人鬼”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笨拙而自卑，不轻易抬起头来看人们，目光时常是瞧在地面的。他擅于与死尸相处，可以极其巧妙妥帖地将死尸放入棺中，毫不嫌弃尸体的腐臭，小心细致地送走每一位安眠的人，但在数十年中人鬼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村民的尊敬，哪怕是获得人格上的平等。当他母亲极力解释他是仁贵而不是“人鬼”时，村民也不过是冷笑道：“仁贵人鬼，横直不是一样，况且名字也要同人底身样相恰合的。”[1]158人鬼在N镇被视为异端，是近乎幽灵的鬼魅存在，他很少讲话，低着头，吸着烟，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思着，他早已习惯被人们冠以凶狠狰狞、邪恶变态的标签，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残暴的动物，没有人格。因此，他用极端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存在。于是他终日与死尸待在一起，除了喝酒便是睡觉;他对自己的妻子不管不顾，却变态地与兽物相交;当村民传言自己的孩子是“野种”时，他便残忍地杀害了小孩，最终导致妻子的死亡。人鬼也是个有着天然人性的普通人，在妻子死后，他连“某”字也很少说了，“死了”“葬了”“完了”的观念成为他行尸走肉生活的支撑。由此可见，人鬼并不是一个冷血的怪物，而是周围环境致使他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小丑，在村民流言蜚语和冷嘲热讽的刺激下，使本来就“不正常”的他变得更加怪异和扭曲，成为N镇与尸为伍的“异端”。“人鬼”的彻底堕落也从侧面深刻地反衬出那些愚昧可恨的乡村民众的残忍与变态。在《为奴隶的母亲》中，“皮贩”是闭塞乡村中为生存而导致人格扭曲的又一缩影。身兼两职的他原本勤劳朴实，“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作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1]224穷困使他丧失了男性自尊，变成为人取笑的“黄胖”。为了所谓的生存，他毫无人性地拿沸水溺子，将妻子出典于邻村秀才，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男性固有的人格体现，变态扭曲的心理使其沦落为杀婴典妻的刽子手。而“秀才”作为没落知识分子的代表，彻底放弃了维护传统乡土伦理道德的责任，成为在封闭环境中苦苦维系自身地位的堕落文人，甚至以“典妻生子”的生殖方式延续和巩固自己的生存地位。

在落后闭塞的中国乡村，“作为封建宗法核心地位的男性群体在作者的笔下一步步向生物存续的最低层次倒退，是非感、同情心也随之丧失，残存更多的也只是那些腐朽的基因。”[2]在腐朽环境和生存压力的逼迫下，他们选择以丧失尊严和残害弱者来填补自己失衡的生活支配权力，扭曲极端的男性人格使他们成为一种近乎异端的存在，令人悚然。

（二）宗法制度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

唐代宋若莘作《女论语》言：“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3]在传统礼教宗法观念的影响和男性话语权威的压迫下，女性毫无选择的权利，她们沦为了男性的附庸，逐渐丧失自我独立意识，成为被任意摆布的符号性存在。

柔石的小说聚焦女性人物的生存與命运归途，为我们呈现出众多苦难悲哀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生存自由，在时代与社会的裹挟中充满枷锁地活着，她们毫无主体性可言，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妻本来有一个安静平和的成长环境，不幸的是在她十二岁那年，父母因病去世，于是她不得不去做了农家的童养媳。刚到十九岁，便和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小农夫成亲了。在她二十一岁时，她的小丈夫不幸夭折，她日夜被婆婆拳打脚踢，此后又被卖予人鬼当妻。再婚后的她经历了恐怖丈夫的不理不睬和刻毒婆婆的任意使唤。在她饥寒交迫的时候，隔壁邻居天赐给了她帮助，她黄瘦的脸孔逐渐丰满起来，眼里也闪着希望的光芒了。但是正当她对生活有所期待的时候，“人鬼的妻已经变作天赐的妻”的谣言铺天盖地地向她席卷而来，更悲惨的是她的儿子也被人鬼摔打致死，她的所有希望顷刻幻灭，最终导致其上吊自杀。人鬼妻在面对封建传统礼教的摧残时，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宿命式选择，她对丈夫的冷漠和残暴毫无反抗，对婆婆的谩骂和刁难又表现出一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柔弱姿态。她将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家庭和孩子，甚至于邻居天赐，女性独立意识的丧失导致其失去了对生存选择的权利，最终只能以死亡做了与命运流落到底的抗拒，可谓悲哀。“在封建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代是其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便得寻觅夫家，出嫁之后她便只具有别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从姓氏到整个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心内，她的一生是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下的名分之中_为女为妻为母。除此以外，她没有其他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4]《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就是一个典型的卑微女性，她没有姓名，在强大的封建道德力量的支撑下，拥有绝对话语权威的丈夫完全操控了她的命运。面对被典，她只“简直痴似的——简直连脏腑都颤抖，吞吐着问——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的爸呀！”[1]226于是，为了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她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屈从命运的安排，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一典妻厄运。进入秀才家，春宝娘发现所典给的丈夫温和善良，比过去的要好得多，加上秋宝的出生，旧的家，便渐渐地在她的脑子里疏远了，她甚至期待着典期能够延长，计划着让秀才把春宝也接过来。”她沉浸在短暂的‘母以子为贵的‘幸福之中。在此，中国女性身上特有的安于天命的特点被充分地体现出来。“[5]三年契约期满后，曾经对美好生活的设想不复存在，对两个孩子无法取舍的爱，成为她身为人母最大的折磨。离开秀才家后，她不仅失去了秋宝，与春宝之间也有了无法消除的距离感。至此，春宝娘对生活的全部希望变成了“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1]245。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乡土形成了极为稳定的文化形态，依附男性的生存定义以及生活贫困的绝望使妇女放弃了生存空间中所有的自我，没有经济上的丝毫独立，也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她们只能接受丈夫对其所有生活的设定。”[2]这显然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无法扭转的深刻原因，也是女性自我意识丧失的根源性所在。

二、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层透视

（一）悲凉的生存困境

“柔石小说叙事的难能可贵就在于当现实的历史的脚步夹带着个人的命运行色匆匆时，柔石更深切注目着的是个人命运的处境、个体在现实重重围击下的伦理困境。”[6]他着力表现的是浙东地区底层人物的困苦处境和生存状态。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中，柔石聚焦小人物的生存与命运，透过主人公在时代与社会枷锁下艰难的生存困境与绝望的命运归途，揭示了在封建伦理禁锢下人性的懦弱、悲痛、扭曲与绝望。

柔石笔下的悲剧人物虽然缺少崇高的悲壮美，但更能在朴实中打动人，令人深省。他们大都由于环境的逼迫，恶势力的摧残或自身的弱点而让自我陷于不幸乃至毁灭。他的小说着眼于现实，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去揭示普通人生存状况和生命过程，并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反映出苦难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是一位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家庭的穷困导致其遭受了“典妻”的命运，被迫与自己刚刚三岁的儿子分离。在秀才家的三年里，她小心翼翼却仍旧受大娘的冷眼谩骂和监视。更为残忍的是在生下秋宝后，蛮横的大娘又剥夺了她当“母亲”的权利，并将她赶回了旧家。更令人悲痛的是当她回家之后，原来可爱乖巧的春宝早已将她遗忘，她经受着同时失去春宝和秋宝的巨大精神折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的人鬼妻也同样是一个悲剧性存在，十二岁当了童养媳，二十一岁守寡，而后又被卖予人鬼为妻，过着令人窒息而可怕的生活。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帮助自己的邻居，生活有了丁点儿好转，儿子却被自己残暴的丈夫打死了。“人的生存依赖于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终极信念和希望的持久支撑，失去了这种支撑就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和恐慌。”[7]43支撑人鬼妻活着的唯一希望破灭了，残酷的现实和不公的命运最终导致她的自杀。柔石笔下的春宝娘和人鬼妻，正是承受着无比痛楚又被命运不断捉弄和嘲讽的典型的农村妇女。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封建制度的野蛮和灭绝人性，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丑恶。作者以她们的悲惨经历控诉和批判了黑暗的社会制度、冷漠的人情世界，揭露了广大农村女性悲凉的生存困境。《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的生活是一成不变、毫无生机的，他没有“过去”与“将来”，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冷淡而无关紧要的，他行尸走肉地过着“与尸为伍”的日子，对生活毫无追求。面对别人的戏谑与嘲笑，他毫不回击和反抗;面对生活，他对妻子不管不顾，除了抽烟喝酒便是麻木睡觉。他缺乏独立自省的基本生存能力，更没有反抗黑暗的责任和勇气，他懦弱无能却听信谣言将孩子杀死，最终酿成妻子自杀的悲剧。然而他并没有从中醒悟，依旧得过且过地活着，任由自己在堕落中毁灭。柔石小说中充满死亡以及对生存的绝望，他笔下除了有像人鬼一样充满奴性，缺乏独立自省和反抗精神的农民外，还有具有“专制”意识，“只要有行使与扩充自已权利的可能性就从中狠命的大肆渔利”[8]的索取者，比如“皮贩”。生活的窘迫和贫困让皮贩变得残暴而懦弱，为了生存他典妻溺子，在走投无路时，为求解一时燃眉之急，他以自己的男性权力100元便将妻子作为生育工具典给了别人，当春宝生病时他又厚颜无耻地找春宝娘索要医药费，他作为男性的尊严和体面在此刻消耗殆尽。如果说社会环境的恶劣是导致人生存困境的外因，那么人格的懦弱和无能便是自我毁灭的深层内因。正如“皮贩”一样，他无法克服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在黑暗的社会和生存的困境中愚昧麻木地活着，在索取中不断地沉沦堕落。

“人类命运天平上的悲剧是那种更深层次、带有更大的‘隐蔽性的因素而造成的悲剧，如社会制度的反动、黑暗、落后，社会权力的异化，以及在社会低级形成的人的精神上的愚昧、麻木、迷信，传统的惰性，社会的‘恶形成的某种‘势力、阴谋，还有扼杀人性、人的自由生存的‘礼教……”[7]32柔石正是通过对小人物悲苦的真实人生的描述，展现了他们在黑暗的社会和人性的冷漠中孤独的情感困境和悲凉的生存困境，挖掘出隐藏在社会制度下人性的阴暗、麻木、堕落和扭曲。

（二）绝望的命运归途

《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中都表现出一种生存困境下非常态的命运轨迹，当人性的丑陋、残暴、扭曲、病态轮番上演后，呈现出的是殊途同归的命运悲剧。柔石以生命的的荒诞与无常，书写了残酷社会环境下人性的卑微与裂变，表现出人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他们只能痛苦地煎熬着，忍受命运赋予的磨难，或者选择以死亡来终结苦难，无论何种方式，都表现出一种深刻而绝望的宿命感。

柔石的作品主要描写小人物悲苦的真实人生，展现他们在生存与环境的对立撞击下，孤苦无力的生存困境以及悲涼的命运归途。他通过底层人物近乎无事的生活悲剧，直击人的灵魂深处，揭示个体生存的各种困境。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境况的不佳和常年的积债使“皮贩”由勤劳上进变得残忍凶狠，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心的冷漠唤醒了“皮贩”人性中的恶，导致其为了生存做出“典妻”的勾当。他本可以拿着典妻的钱做一些买卖来缓解生存之苦，但他却堕落到仅仅靠这些钱来续命，完全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和行动，甚至春宝生病他都要厚颜无耻地去秀才家问妻子要钱。“皮贩”的懒惰和不思进取导致当典期结束春宝娘回来的时候，家里依旧和从前一样一贫如洗，而他们一家的命运也如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夜一样无限地拖延着……《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人们冠以“人鬼”的称号，他行为怪异，性格扭曲，在村民眼里他是一个非正常的存在。人鬼在母亲的安排下结了婚，本来可以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但是人们的流言蜚语让他在愤怒下打死了自己的孩子，从而间接导致妻子的死亡，最后他又宿命般地过上了一个人抽烟喝酒睡觉，与死尸为伍的悲剧生活。男性以其“与生俱来”的男性权威剥夺和觊觎着女性的权利，自私愚蠢、懒惰麻木是导致他们走向悲剧命运的关键因素。此外，在这两部作品中，柔石还描写了女性在传统伦理道德禁锢和生存窘境下无法自我把控命运的无力感和荒诞感，从而奠定了传统乡村中女性命运的悲剧感。春宝娘和人鬼妻都是善良朴素的农村妇女，她们深受封建礼教的侵蚀和摧残，她们有着灰暗阴冷的过去，但也都对未来憧憬过，可是残忍的现实从未怜悯她们的不幸，给她们以微弱希望。当春宝娘被典到秀才家时，她曾想过可以一直留在新的家生活，并奢望秀才能把春宝也接来生活，但是命运从未眷顾她，她最终还是被大娘赶回那个阴冷灰暗的旧家，她不仅失去了暂时的避难所，更为致命的是她同时失去了秋宝和春宝，因为三年的离别，在春宝的认知里早已没有了“母亲”的概念。她“母亲”的身份至此消解，这无疑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人鬼妻在经历了无数恐怖黑暗的深夜后，有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儿子，加上邻居天赐的帮忙，她悲惨的生活得以改善，但好景不常，村民的流言蜚语导致人鬼打死孩子，她心里的曙光从此破灭。在心灰意冷后，她最终走向绝望的深渊，选择以死亡来挣脱命运的枷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男性社会里，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以失去人格尊严和生命为代价的，我们可以不断看到女性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她们内心的挣扎、无力、悲哀与绝望。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她们是被损害的对象，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光顾。

柔石通过对农村人绝望人生命运和宿命感的悲惨叙述，展现了广大民众愚昧堕落的生活状态，控诉了社会制度的残忍无道以及伦理道德、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映射出时代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

三、绝望下的宣泄：暴力与逃避

（一）绝望的暴力发泄

人在面对绝望时会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情感转移，以此克服短暂的生存困惑以获得心理上的暂时满足。底层农民长期被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所禁锢，又受传统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变得扭曲而病态。在残酷的生存环境面前，他们往往懦弱无力，无法迅速挣脱困境。因此，他们以残害和虐杀弱者来转移自己的精神困境，以求得短暂的自我解脱。

柔石用绝望中书写暴力，用暴力转移生存困境给人造成的压抑感，并以此证明人性的悲哀。于是，人性的丑态、世界的深渊就在暴力的演绎中建立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多数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窒息压抑的世界里，他们从中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唯有绝望将其笼罩。他们在绝望中目睹人性的晦暗，以暴力来缓解个人在其中的无助挣扎。《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皮贩”由于境况不佳而负债累累，在生存压力的侵蚀下，他抽烟喝酒赌博，变成一个凶狠而暴躁的男子。在生存绝境中，他的道德感、责任感丧失殆尽。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残忍地用沸水虐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他无力改变与反抗现状，便以打骂儿子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为了生存，他以彰显男性权力为借口将自己的妻子像物品一样出典给别人作为生育的工具。在这里，“皮贩”重男轻女的封建伦理观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借宗法制男权核心地位以暴力手段滥施自己所谓的权力，伤害自己的妻子，扭曲残暴的宣泄方式令人悚然。《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是一个非传统的存在，他无论是外貌还是职业都与“正统”格格不入，被N镇的人视为异端。他虽长相恐怖，行为怪异，但也有人的情感，当他的孩子被村民叫作“野种”时，心底的占有欲和耻辱感喷涌而出，暴力和悲剧随之产生，为了释放自己的屈辱感，人鬼最终残忍地将孩子摔打致死。这里“男性因为心理优势的失衡和生活支配权利的缺失淹没了最后的爱与善，并最终走向崩溃和疯狂，进而逼迫、伤害乃至残害女性成了他们显示淫威的唯一手段。”[2]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大娘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又一施暴者，她以高高在上的“正妻”姿态对春宝娘随意使唤，为了传宗接代，她让秀才“典妻生子”，却难以挣脱自己的心理困境，于是她变得尖酸刻薄，对春宝娘指桑骂槐，变相地挖苦谩骂她，甚至在生下秋宝后把她当作佣人随意使唤。无法亲自延续子嗣和共侍一夫的尴尬使大娘变得残酷而冷漠，她把对现实的无奈、不满和怨恨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发泄在春宝娘的身上，以获得情感上的扭曲满足感。

无论是“皮贩”、人鬼，还是大娘，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中被丑恶环境和制度缠绕而不得自救的牺牲品，他们以不同形式的暴力证明着自己的价值，在生存的绝境中找寻存在的意义。

（二）欺骗式自我逃避

“逃避情结是人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所产生的一种本能性躲避心理，也是寻求自我保护的手段之一。”[9]当主观挣扎完全没有力量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压力会超出自我承受力的安全区，这时人便会以逃避的方式寻求心理上的暂时平衡。

逃避意味着人们在现实世界面前的微弱无力。人往往为了保护自我而本能性地拥有躲避心理，当生存环境无法满足自我的心理需求时，逃避便产生了。由于女性受生理、经济等客观条件制约以及父权文化的主观抑制，她们陷入家庭的“牢笼”，沦为男性的附庸。柔石在他的小说中露骨地展示了女性自我欺骗式的逃避历程，展示出她们隐忍无奈的生存困境。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中，柔石将闭塞乡村中人们在绝望现实的催逼下所产生的逃避心理展现得近乎完美。这种逃避思想可以说是其生活时代的一个缩影，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躲避的方式游离于现实之外，既有短暂而悲凉的“精神逃离”，又有可怜而可笑的“回避真相”，更有凄惨而悲痛的“自杀抗争”。春宝娘是一个经受着如鲁迅所说的“非人类所能承受的楚毒”的无休止地咀嚼着悲苦的典型妇女，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的禁锢，使其丧失了挣脱男性权威控制以求得自我解放的独立意识，于是她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任其宰割。当她被丈夫典卖到秀才家时，秀才的温良和善和大娘的殷勤态度让她产生一种缥缈的虚幻感：旧的家，渐渐在她的脑子里疏远了，而眼前的亲切竟使她慢慢熟悉起来了。此时的家没有贫穷的威胁，也没有丈夫凶狠残暴的谩骂，这里变成她短暂的精神避难所。“想象是我们逃避的唯一方式，逃到哪里去？逃到所谓的美好当中去——也许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或是一处更好的地方。”[10]秀才家显然是“一处更好的地方”，三年的典期生活让她有了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的念头，她甚至期望第二任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但这些都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屈指可数的三年契约只不过是她苦难灵魂的短暂逃离，最后她依然被秀才和大娘所嫌弃鄙视，她最终没能逃出命运的桎梏，又回到那个阴冷潮湿、米缸空空的旧家。《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我們还可以看到，人们因无法承受现实的残酷，而选择回避真相，苟且于生活。刻毒的人鬼母亲向她的同伴强调儿子叫“仁贵”不是“人鬼”，她否认儿子的鬼魅怪异，自认为儿子是一个老实听话，肚子里有计划的人。人鬼母亲活在自己想象的真相中，而真相往往是悲惨残忍的，所以回避真相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寻求自我安慰、获得心灵平衡的一种宣泄方式。人鬼妻历经苦难后迎来了儿子的出生，这是她对生活的唯一希望，可就在她幸福地设想儿子的将来和命运时，孩子却被人鬼残暴地摔打致死了。她心中唯一支撑自己活着的希望幻灭了，而她只能以死亡来逃避痛苦和绝望，正如她想的：“‘妈妈死了，我也可以死的！死实在是一件好东西，可以做命运的流落到底的抗拒。”[1]163“人，人的生命的最根本的灾难——毁灭，这就是抓住了人的存在最本质的悲剧性。”[11]人鬼妻选择以自杀来告别这种苦熬的生存状态，而死亡作为最根本性的毁灭，使其在逃避苦难的同时也消亡了自己，这是人生怎样的悲剧和不幸！

柔石在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们在面对困境时的欺骗式“反抗”是何其荒谬。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猾。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2]

四、结束语

柔石的短篇《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是两篇深沉而有力度的作品，它们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农村的枯冷萧条和百般弊病，令人惊惧。胡适曾对短篇小说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树身的‘横截面，数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个‘横截面。”[13]《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显然就是中国社会的横截面。它控诉了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戕害与摧残，集中体现了底层农民在现实面前的不思进取和懦弱无为，在内他们以欺负弱者来彰显自己的男性权威，在外却低眉顺眼、不知羞耻。封建农村固有的麻木愚昧导致他们采取扭曲的暴力行为和逃避方式反抗现实，但暂时的自我欺骗和逃离并没有使他们挣脱命运的藩篱走向超脱，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的灵魂堕落，他们终究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悲剧。柔石用其尖锐的笔力触及到农民的潜意识和劣根性，他的作品“显示了‘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的艺术形象，‘它却可能比个别的现实事件更为真实，因为它反映了现实中带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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