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梦 瑶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20世纪40年代，傅乐焕考察辽代四时捺钵制提出：“就全盘观察此等捺钵可大致为‘东北’，‘西南’两组。东北组为经常游跸处所，西南组则偶一临幸。”[1]近年来，学者对辽代捺钵制的探讨多言及辽帝东北之行的情形[2]，对西南之行则仅限于辽帝巡行某一地的情况，如探讨巡视西京与辽代兴衰的关系[3]。对辽帝巡视西南地区，包括倒塌岭节度使司、西南路招讨司、大同府、朔州、应州、蔚州以及奉圣州[4]的情况及其原因较少论及。

一、《辽史》所载辽代诸帝西南之行情况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时间和地点见于《辽史》本纪、列传及游幸表记载，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一览

表1(续)

表1(续)

依据记载，辽代诸帝西南行次数：辽太祖5次；辽太宗9次；辽世宗2次；辽穆宗5次；辽景宗12次；辽圣宗33次；辽兴宗12次；辽道宗15次；辽天祚帝11次。在1122—1125年，辽天祚帝在西南之境或是逃窜或是抵抗金人。辽代诸帝历年西南之行的总次数为105次。所至最多之地为炭山，共计30次。

二、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主要活动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作战和督战。契丹建国前，势力范围就已经扩展至西南。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率领40万大军攻河东代北，俘获众多。唐天复三年(903)，“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6]2，辽太祖与李克用商量共攻后梁，却没有践行约定。随后，辽太祖忙于攻掠黑车子室韦、奚、霫和女真等部族，直至神册元年(916)，辽太祖又一次对西南用兵，“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6]11。神册二年(917)，辽太祖在可汗州(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作战，后因暑热班师。神册五年(920)辽太祖攻下唐天德军(治今五原县内东土城)。天赞三年(924)，辽太祖“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6]22。之后，辽太宗继续对西南作战，天显九年(934)，“次云州”，随后便“拔河阴”“略地灵丘”“阳城降”[6]38，一举得胜。会同五年(940)，石敬瑭过世，石重贵继位，对辽“不称臣”[6]56，辽太宗有了南伐后晋之意。会同六年(941)八月和会同七年(942)七月，辽太宗分别前往奉圣州和炭山两地。奉圣州位于燕云十六州中间区域，西达云州，东过居庸关达幽州，交通便捷；而炭山距离上京不远。所以，这两地成为辽太宗南伐的始发地。辽世宗继位后继续推行辽太宗的南征战略。天禄四年(950)，“如山西”[6]73，此次出行西南，目的是发兵南下。天禄五年(951)，辽世宗“自将南伐”[6]74，不料还没行动便被刺杀于祥古山。应历十八年(968)，辽穆宗“猎于西京诸山”，此行与战事有关，宋兵直击北汉都城——太原，辽穆宗“诏挞烈为兵马总管，发诸道兵救之”[6]94。辽景宗在保宁年间6次游幸西南地区，是为了平定党项叛乱。值得注意的是，辽景宗每次巡幸归化州后都会直接继续南下，幸“南京”。归化州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南京即今北京市。从张家口市穿过居庸关便可直达北京，居庸关是北京市通往蒙古高原的重要关隘[7]，这便是辽景宗游幸归化州而后前往南京的原因。979年，宋灭北汉，随即欲取幽云十六州之地，但在宋辽高梁河之战中宋惨败。乾亨二年(980)，辽屯重兵于雁门关。辽宋战争期间，辽景宗每年都到西南地区，乾亨四年(982)，“次焦山，崩于行在”[6]113，焦山在今内蒙古丰镇以南。辽圣宗即位之初正讨伐高丽，不曾临幸西南地区统和四年(986)，“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6]128，西南朔州、应州和蔚州等节度使相继据城而叛，此后被辽军一一收复，辽圣宗也亲自到居庸关和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区)等地鼓舞士气。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枢密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6]263，同年，辽兴宗因为对夏战争4次到达西南边境地区，并“改云州为西京”[6]264，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西南地区的政治地位。这次辽夏战争，辽兴宗并不占上风，但是攻夏之心未泯，直到重熙十七年(1048)二月，“夏国王李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6]272，辽兴宗欲趁新主年幼国疑之际，在丰州(治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村)“命铎轸相地及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6]1 517,以便过黄河伐西夏。重熙十八年(1049)，辽兴宗“亲征”西夏[6]274，这次辽夏战争辽军小胜大败[8]。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活动之二是四时捺钵。四时捺钵的主要目的是处理对宋夏事宜。辽景宗于保宁三年(971)至保宁五年(973)6次游幸西南地区，尤其是保宁五年(973)，西南边境党项作乱，辽景宗命“惕隐休哥伐党项，破之”[6]101。统和四年(986)至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圣宗频繁巡幸西南地区，处理与西夏有关的政务，“西夏李继迁叛宋来降”，“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6]135，辽圣宗以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这一时期，辽圣宗几乎年年临幸西南地区，关乎“宋杨业之陷，康保裔、王继忠之败，与夫澶渊之役”[9]，处理与宋有关的事务。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宋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开启辽宋和好的时代。重熙十二年(1043)，因为重熙增币及党项犯边，辽夏矛盾升级，辽兴宗便巡幸至山西，此时已有伐夏之意。此外，辽代诸帝前往西南地区捺钵时还有狩猎活动。辽太宗于会同三年(940)七月“猎于炭山”[6]1 151，会同七年(944)七月，“障鹰于炭山”[6]1 152。辽穆宗在应历五年(955)九月“猎于西山”[6]1 153。据《辽史·游幸表》，辽景宗到西南地区的塌母城、胡土白山、应州、归化州、羊城泺和炭山游猎。辽圣宗多次到炭山打猎，也到蔚州南山、桑乾河及榆林等地射猎。辽兴宗狩猎于炭山、鸳鸯泺和阴山等地。辽道宗也多次去西南地区的炭山、鸳鸯泺及西京等地游猎。辽天祚帝在乾统五年(1105)两次射猎西南地区。

三、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原因

辽代诸帝前往西南地区的首要原因是开疆拓土和加强边防。辽太祖征伐西南地区的唐天德军辖区，吞并吐浑、党项和阻卜部落，拓展了辽国西部以及西南版图。辽太祖迁移唐天德军军民，“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6]580，即把民户由今乌拉特前旗迁往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村，设立西南面招讨司，并由皇室贵族任西南面招讨使和天德军节度使，以管控西南边境。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为继续扩大国土面积，于应州受唐节度使迎见。天显十二年(937)，辽太宗在云州进行射鬼箭的活动。会同元年(938)，石敬瑭反唐自立，向辽献上幽云十六州之地。辽太宗灭后晋后，一度深入中原腹地。辽国南线在辽太宗时期延伸到今河北和山西两省中部。出于经营幽云十六州的目的，辽太宗也多次出行西南。会同三年(938)，辽太宗亲临燕云十六州的奉圣州。会同四年(939)，发生“以朔州叛，附晋”[6]54之事，辽太宗遂巡幸其附近，“次奉圣州”，“幸归化州”[6]54。辽世宗因为助北汉攻打后周而抵达西南地区，归化州等地是直捣中原的战略要地，辽世宗两次进入西南地区皆为对抗渐强的后周，巩固边防。在《辽史》的记录中，辽穆宗在位19年，仅5次游幸西南地区。应历三年(953)三月，辽穆宗“如应州击鞠”，因几月前后周军队攻北汉，辽派将击退，“汉以高模翰却周军，遣使来谢”[6]79。虽然辽穆宗政策保守，但为避免唇亡齿寒，当北汉临敌求助时辽出手帮助。应州紧邻北汉，辽穆宗于此悠闲击鞠，“汉遣使进毬衣及马”[6]79。辽景宗至西南地区，前期是为解决党项叛乱之事，后期则关乎辽宋军事较量。辽兴宗到西南巡幸的主要目的是对夏作战，控驭西南地区的党项部族。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的另一原因是巡视并稳固西南地区。应历三年(953)十二月，辽穆宗“驻跸奉圣州。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6]80。奉圣州距离南京道较近，辽穆宗来此是为了了解南京官员所报告的南京水灾问题，并采取措施赈济。应历五年(955)九月，北汉因频频被周所侵而求助于辽，辽穆宗到达紧邻北汉的西山打猎，同时处理与北汉有关的一些政务。“鸳鸯泺，为辽诸帝于西京道的主要春捺钵地。”[10]辽圣宗以后，西南地区的夏捺钵地点在炭山。统和二十三年(1005)至统和二十八年(1010)，辽圣宗多次巡幸鸳鸯泺和炭山，除因这两地有湖有山，水草丰美，适于游猎外，最重要的是其距离上京和随后兴建的中京极近，或已被辽圣宗视为上京与中京的中转站和后花园。统和二十五年(1007)“建中京”[6]177，辽圣宗在此前后每年临幸西南地区，极大可能是商榷“建中京”事项以及讨伐阻卜之事[6]177，治理阻卜之地。此后10年，辽圣宗或因忙于东方边境征伐高丽之事，故未曾涉足西南地区，这也表明西南地区已安泰。开泰九年(1020)春夏两季以及太平六年(1026)春，辽圣宗共3次抵达西南地区，在鸳鸯泺和榆林等地巡视游猎，以维系与西南地区诸部族及西域诸国的朝贡关系。咸雍四年(1068)，辽道宗巡游鸳鸯泺和炭山，并且对西南地区的饥荒进行了救治，“遣使振西京饥民”，“振应州饥民”，“振朔州饥民”[6]303。咸雍九年(1073)，辽道宗“幸阴山，遂如西京”，因为早在辽圣宗太平年间，西南面招讨使就奏报阴山有金银矿，“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6]1 032，辽道宗此行是其重视阴山金银矿的明证。此后大康、大安和寿隆年间，辽道宗共8次巡游西南地区，在西南游猎的同时也常常询问地方贫民受灾、山林之禁、役徒以及宋夏辽战况等政事。《耶律俨传》载：“驾幸鸳鸯泺，召至内殿，访以政事”[6]1 558。天祚帝时，西南地区是其谈判与逃难的最后屏障。女直阿保机在天庆二年(1112)显露不臣之心以后，天祚帝并未戒备，天庆八年(1118)“幸鸳鸯泺”，“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议和”[6]376。然而合约未能订立，辽国内叛外侵，烽烟四起，天祚帝此后渐渐败退至西南地区边境，多年逃匿于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等地，最终被擒，辽国灭亡。

西南地区是辽太祖较早征服而纳入辽版图的地区，也是辽代末帝天祚帝的最后藏身之地。在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和辽景宗时期，诸帝巡幸西南地区多是因为南伐；辽圣宗时期则重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辽史·兵卫志》记载：“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6]452此外，鸳鸯泺与炭山、西山、奉圣州和归化州形成一个“游幸圈”，得诸帝喜爱，这不仅是因为其天然的好风景，更因其占有独天得厚的地理位置，距离上京、中京、南京和西京都较近。诸帝频频到来，亦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辽兴宗因西夏战争频频到西南地区，战争虽然有消极影响，但在客观上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地位，令西京确立。辽道宗与天祚帝耽于游猎，曾多次到西南地区游山玩水，这说明西南地区发展得较好。辽末若不是内政腐败和人心尽失，以西南地区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可助天祚帝东山再起。可见，辽代诸帝的西南之行与时政以及西南地区的发展息息相关。

注 释：

① 文中出现的辽代地名之地望，若无特别注明，皆以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