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新疆师范大学）

一、“张伯伦论证”的源起

（一）诺齐克“持有正义”理论提出的背景

当代著名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成长于二战后的美国，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二战后的美国不仅笼罩在冷战阴影下，还受到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的干扰，另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黑人抗暴斗争也使得美国社会陷入危机。而美国此时仍然奉行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一时间通货膨胀，失业率猛增，福利政策饱受诟病，为了应对危机，新保守主义提出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日渐高涨。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公平、正义、权利等价值得到人们普遍关注和讨论，诺奇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持有正义”理论，阐述他对权力、正义和自由的看法。

为了反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分配正义”理论，罗伯特·诺齐克于1974年发表了《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提出了自己的“持有正义”理论，即“从正义的状态出发，经过正义的步骤，最终达到正义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只要初始状态能满足“诺齐克条件”就是正当的；只要资源转让能通过“张伯伦论证”（张伯伦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篮球巨星）的检验就是正义的步骤，由此导致最终的结果是正义的。

在自由主义阵营里诺齐克属于偏右翼的代表人物，崇尚自由至上，坚决反对干涉个人自由。罗尔斯则属于自由主义阵营里偏左的代表人物，重视自由也关注平等，试图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平衡点。本文主要关注诺齐克提出的“张伯伦论证”，探讨它引发的争议。

（二）“张伯伦论证”对“转让正义”原则的佐证

诺齐克在他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例证，为他的“转让正义”原则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就是“张伯伦论证”。

诺齐克假设人们同意把某种特定的模式化理论作为社会的分配理论，设为D1，观众愿意为了欣赏张伯伦的球技而支付给球队1美元球票钱，而他可以在每张球票中提成25美分。一个赛季结束后，如果有100万观众观看了比赛，张伯伦便能获得25万美元的高额收入。设为D2，因为已经假设所有人都同意D1的分配模式，所有人都有资格处置他的持有物，当人们自愿选择转让25美分给张伯伦导致新的分配D2就是正义的。按照诺齐克的逻辑，“张伯伦论证”想要说明“如果一种分配通过合法的手段产生于另一种正义的分配，那么它就是正义的”，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诺齐克的论证前提：“无论什么，只要它是从一种正当的状态中通过所有合法相关者的完全自愿交易产生的，它本身就是正当的”。

二、“张伯伦论证”引发的争议

自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问世，对“持有正义”理论的争论便从未停止，许多学者都对诺齐克的理论展开严厉批评，“尤其科恩的著作《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被认为做了釜底抽薪的批判。”科恩在反驳“张伯伦论证”时，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学者段忠桥认为，1995年出版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一章“罗伯特·诺齐克和威尔特·张伯伦：模式如何维护自由”和第二章“正义、自由和市场交易”，分别是他对“张伯伦论证”的初次批判和再次批判。科恩的初次批判认为“张伯伦论证”命题没有说服力，他采取实证的方法，用奴隶制来验证此命题，但显然奴隶制是非正义的。科恩的再次批判运用了概念分析法，进一步揭示正义的过程和正义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对“张伯伦论证”涉及的自由和正义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揭露出诺齐克是如何玩弄语言游戏的。科恩的批判有力反驳了“张伯伦论证”。

（一）如何定义“自愿”

在一个人不完全了解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也能被认为是自愿的吗？诚然，“在张伯伦论证”中，有100万人愿意购买球票去看张伯伦打球，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让张伯伦能获得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报酬，并借此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更进一步还会影响到后代，致使后代处于劣势中，他们还会这样做吗？答案可能会是否定的。在这场交易中，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会助长不公平的状态，没有意识到严重的后果。在人们没有完全理解交换协议的情况下，就说人们是自愿的显然不太合适。

（二）第三方的利益是否受损

诺齐克在“张伯伦论证”中也谈到了不直接参加交易的第三方利益，主要是说某些球迷把某些东西转让给张伯伦后，第三方仍然拥有合法的部分，利益并没有因此受损。第三方的利益真的没有受损吗？这里有两点需要明确：当一个交易发生时，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交易双方，还有第三方。在第三方被动、没有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张伯伦就占据了优势，第三方的分配状态就受到了影响，这还是正义的吗？还能说第三方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吗？一项占有对第三方是否有影响并不是立即能反映出来的，所以依据当下的情况判断是否有影响并不合适。

三、产生正义和非正义结果的论争

人们通常相信正义加上正义一定等于正义，但在生活中常常能找到反例，比如奇数加上奇数等于偶数，可燃物加上可燃物等于不可燃物。科恩提出正义的步骤也可能产生非正义的结果，而根据诺齐克认为，只要步骤不存在强迫或欺骗就是正义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造成了非正义的结果，这显然与诺齐克的“正义的步骤产生正义的结果”不相符，也就是说正义的步骤也可能产生非正义的结果。

四、由“张伯伦论证”看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

通过“张伯伦论证”，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

在极端自由主义者诺齐克看来，任何东西都不能侵犯自由，包括正义和平等，自由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张伯伦获得了高额收入，只要保证了他的自由，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诺齐克所不能接受的是对张伯伦财富的干涉，对他自由的侵犯。而罗尔斯要求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是被限制的自由，“这种平等的自由仅仅限于政治、人身、信仰、思想等”，并不包括财产。罗尔斯可能会同意对张伯伦财富进行干预，在他看来，社会中的每个人原本都应该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每个人出生的背景不同而造成了生活状况的不同，他赞成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

（二）关于自然天赋

还有一点就是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自然天赋。在罗尔斯看来，自然天赋较高的人通常能获得较高收入，在社会上占有优势地位，但是自然天赋的差别对于个人来说是偶然和任意的，所以他认为自然天赋应被看成一种公共财产，通过再分配的方式促进平等。张伯伦无疑就是那种自然天赋较高的人，当他运用自然天赋占据优势时，也应该回馈社会。但诺齐克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罗尔斯的做法是在对拥有较高自然天赋的人征收“人头税”，这会打击对方的积极性，会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五、反思与启示

尽管“张伯伦论证”有诸多争议，但是我们也能在对其反思中得到启示。

（一）反思

“张伯伦论证”很容易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因为看起来它不仅尊重了持有者自由分配的权利，并且使得拥有较高能力者充分实现了其价值，在社会地位上占有明显优势。但不管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张伯伦论证”如果被认为是合理的，都会产生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

张伯伦凭借他高超的球技获得了高额收入，与之相类似的是如今娱乐圈明星的天价收入。我们承认明星的高收入与其自身条件优越和努力有关，但明星巨额的收入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却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民众一辈子收入都抵不过明星一年的收入，这种巨大的不平等让人们如何接受？雪上加霜的是这种不平等不只会影响当代人，造成“代际不公平”。“代际不公平”简而言之就是由于上一代人的生活状况不同，导致同一代人之间的出生环境和生存状况不同，带来个人的生活境遇、素质能力、机遇和发展更大的不同。张伯伦的后代会因为张伯伦的持有占有优势而受益，明星子女也会因为明星的财富和地位而更容易获得成功，而普通民众的后代可能需要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才能改善生活状况，这种不公平会一代代的传递，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张伯伦论证”如果被认为是合理的，势必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秘密，看到富人的奢侈生活，再对比自己的生活，心里会更加不平衡。炫富等行为也屡见不鲜，贫富差距无形中被大众媒体放大，更容易引发普通大众的仇富心理和不满情绪。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越稳定，国家就会越稳定。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被认为是理想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极富的上层阶级和贫困的下层阶级都属于少数，中产阶级往往都接受过教育，思想趋于稳定，是促进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反之，如果极富的上层阶级或贫困的下层阶级在数量上形成优势，社会结构就会失衡，阶级矛盾就会激化，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二）启示

诺奇克的“张伯伦论证”利用精心组织的语言，利用人们熟知的、深信不疑的谬论，使自由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得到一部分人的追捧，对此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张伯伦论证”也提醒我们处理好自由和平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取得了思想、生活、创造财富等自由，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平等相对不足，最突出的就是贫富差距拉大。

自由、平等和正义是千百年来无数思想家不断探讨的话题，在当代，无论是罗尔斯的“持有正义”还是诺奇克的“分配正义”都为这些话题的探讨添砖加瓦，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之花将继续绽放，依旧对我们探讨自由、平等和正义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