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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世的桃花:诗人批评家陈超

2020-03-23王永杨洋

扬子江 2020年1期
关键词:陈超诗学诗人

王永 杨洋

“一秒钟的飞翔改变所有的飞翔”。2014年10月31日凌晨,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先生不幸离世,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他离去的方式也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海子、戈麦、顾城和昌耀等非正常离世的诗人,原本作为一个哲学话题的“诗人之死”而今作为公众的刻板印象再次蚀刻到了“诗人”的身份标签里。所有的揣测都是无端的、虚妄的,“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陈超:《风车》)。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最值得做的就是守住陈超先生一生追求的“伟大而纯正的”诗歌信仰,进入他用诗歌与理论为我们搭建起来的诗学世界。

当一切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了人类生命中的一个精神坐标。1980年代,是一个启蒙、自由的时代,是一个话语交锋的时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超也迎潮流而上,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他自觉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在诗学从业的30余年里,陈超一直保持着攀登者、探索者、先锋者的姿态,如其自述,他是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的“双重从业者”。作为一个诗人,陈超一直强调着诗歌要“深入当代”,要保持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同时又不放弃对理想主义的追寻。在诗歌批评领域,陈超所建立的生命诗学、现代解诗学(诗歌细读和导读),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求真意志相融合的批评话语体系在诗坛独树一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诗人姚振涵曾言:“有陈超在,任何路过河北的诗人,都不敢昂头走路。”虽是一句笑谈,却可以从中窥见陈超在全国诗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诗歌,我生命的粮食”——陈超的诗歌创作

在诗歌从业的30多年时间里,陈超非常看重自己“诗人”的一面,诗歌写作成为了他在寒冷、孤独、阵痛日子里的一种自我抚慰。可以说,“诗歌,我生命的粮食,我的幸福本身”,就是诗歌之于陈超重要性最真实的写照。他在1991年的日记中两次写道,“我的最大愿望是成为杰出的诗人”,“做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我终生的愿望”。他也不止一次谈到,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次领受“诗的赐福”的过程。诗和诗人是相互成全的,陈超在创作中捍卫了诗歌高贵的精神血统,刷新了人类对于可能世界探究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又正是诗中所涵泳的“纯正的灵魂和丰盈的才智”,一次次照亮了他那敏感而细腻、多情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陈超一生中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他最重要的一部诗集就是2003年出版的《热爱,是的》。陈超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似乎看到另一个我在纸上行走。从不同时期逐渐变化的题材、主题乃至想象力方式和风格中,可以清晰地见出我走过了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论者,从主要写‘自我意识到更多地写‘生活和事物纹理的写作历程。”是的,从整体上看,陈超的诗歌写作经历了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世桃花”般的阵痛与精神高蹈,到90年代中期以来深入当代和日常生活的转变,经历了由青春期写作到中年写作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具体表现为由1994年以前词语的狂热、死亡意识的扩张、生命与爱的激烈辩证,到1994年之后对于时光与记忆的复述,呈现出激情、紧张到朴素、亲切的情感姿态的转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陈超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青铜墓地》《风车》《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博物馆与火焰》等重要作品。在这些诗作中,陈超以一个“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的姿态,主动寻求生存与生命的困境,持续探究时代与个人乌托邦想象错位产生的迷惑与哀伤,企图通过垂直向下挖掘自我内心和阴冷时代的黑暗地狱,以求精神上获得向上重生的力量。与陈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诗歌写作中保持精神的高蹈、灵魂的淬炼不同,从90年代中期之后,直至21世纪,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逐渐“深入当代”,向日常生活敞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早餐》《秋日郊外散步》《1966年冬天记事》《夜烤烟草》《未来的旧录像带》等,在这些作品中,陈超有着很强的截取生活及叙事的能力,试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展现个人化的生存经验,并借由着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怀念来寄托自我在思考历史与现实关系时的存在式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陈超的诗歌创作风格虽然发生了转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主义”的追寻。陈超这些向日常生活敞开的诗坚持着“历史的个人化”叙事以及“求真意志”的日常化表达,与前期无限向上的精神想象力诗歌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在精神仰望与现世关注的两个向度中的同时展开,在向上与向下的跋涉中,他捍卫了“伟大而纯正的”诗歌信仰。当然,陈超在诗歌写作中的一上一下的转换,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高度警惕性与敏锐性。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西方文化资源(如“新批评”“生命哲学”)的影响,以及理想主义缺乏所产生的焦虑,使陈超高举起了“个人乌托邦”的大旗,但到了90年代,由于更为复杂的社会语境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得“个人乌托邦”失去了活力,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需要重新思索,因而陈超有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新思考。从“个人乌托邦”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丰富性,就在于更为深入地处理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在诗歌创作中的策略性选择就是由对“个人乌托邦”的留守转向更为具体而现实的及物性的日常写作。

陈超诗歌的又一特异之处在于那些以诗论诗的“元诗”写作。“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它以“以诗论诗”的形式谈论如何写诗,通过写作过程呈现“诗之为诗”的本体论反思。诗人必然是经过词语与灵魂双重淬炼的人,由诗到诗,由词到词,最终解决的是词语的挖掘和精神自审之间的交互过程。陈超创作这种“元诗”自然是与他作为理论批评工作者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颇有关系,这也是受到法国诗人瓦雷里“一个好的诗人是能够把批评姿态或批评理念纳入写作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第三代诗歌的口语写作和新古典主义写作的策略选择。

“诗与真”“词与物”“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作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纵观陈超一生的诗歌创作,会发现他的一些诗作直接处理了以上的几组关系,同时也处理了写作经验以及对诗歌本体性的认知。这些诗作就是陈超所创作的“元诗性”诗歌,最具代表性的如《话语》《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一个新词》《再不会》《写作》《交谈》《堆满废稿的房间》《旅途,文野之分》等。“元诗”,这样一种既体现着诗人的写作自觉,又打通了写作与批评之间隐秘通道的文本,在陈超1994年之前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印证了作为诗人批评家的陈超的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的相互补充、彼此观照。与此同时,陈超很多后期的诗歌也具有元诗色彩,如《未来的旧录像带》就涉及了“时间的多重性”的探索。在这些具有“元诗”性的诗歌中,呈现了陈超对诗歌本体、诗歌语言、诗歌意象、诗歌修辞以及诗歌美学的独特理解与观照,也显现了陈超对语詞、话语、想象等诗歌元素的体验性沉思。陈超是借着“元诗”写作寻找着精神贫乏时代诗歌写作的“原乡”,从他的“以诗论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处古与今、中与外的对峙和交融地带的忧思,亦可以离析出他对诗歌标准的摸索以及对自我的信仰坚守与精神担当。

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都需要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不同俗流的创造力,因此在著名诗人西川眼中,陈超作为诗歌和诗评的“双栖”写作者,同样杰出,“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但现实情况是,当前诗坛普遍关注和看重的是陈超作为诗评家的一面,这种“高拔”就造成了对他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的长期遮蔽,他只是一个被“少数人”谈论的诗人,其诗歌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就对陈超的诗歌研究而言,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其“诗人”身份正名,在对陈超诗歌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其独特的价值。

二、“异端的贡献”——陈超的诗学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迥、性情、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谱系与精神坐标。他是一个昂首挺立、特立独行,不屈服于集体意识、大众传媒和市场逻辑的诗歌评论家,也是一个有着个人的鲜明话语意识的诗学理论家。回顾陈超30余年的诗歌批评历程,由于其学养、人格、才具,以及其一以贯之的诗学立场与诗歌理想,使得他一直保持着批评的激情和创作量的稳定,一直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着富于洞察力的可靠的支持。

陈超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位卓有建树、风格独标的“诗人批评家”,在诗歌批评的道途上一直笔耕不断,出版了多部诗学论集与专著。在当代的诗歌批评中,陈超是开“新批评”(文本细读)风气之先的,而奠定其“新批评重镇”地位的是《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后增补重版为《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部皇皇巨著。谢冕、西川、臧棣、唐晓渡等高度肯定了陈超对于诗歌细读所做出的努力,对现代解诗学所做出的贡献。谢冕在《“异端”的贡献》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陈超所做的文本细读的工作,唐晓渡更是用“工程”一词来形容他的体系庞大的诗歌细读工作。这些看似“没有什么难度”的诗歌鉴赏与导读工作,使得陈超在进行诗歌批评与理论建设时,始终有一座文本的高山作为背景,这潜隐地影响着他的诗学判断,使得他不至于失了水准说出一些外行的、应景的、对不起诗歌的、对不住诗人良心的话,这就决定了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与此同时,对于读者来说,陈超的这种保持了精神的高度和纯度的高质量的鉴赏与导读,对他们了解与掌握现代诗,甚或是爱上现代诗,都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两部诗歌鉴赏与导读的皇皇巨著之外,陈超还创作了包括《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在内的七部诗学论集与专著。从总体上看,陈超的诗学论文都是独立成篇的,他的这七部诗学专著也都是由独立成篇的诗学论文组成的。在陈超的所有论著中,也尚未发现他构建自己诗学理论体系的表述。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个总体的宏阔眼光来看待陈超的整个诗学体系,从而才能攀登到陈超诗学的最顶峰。在整体的考察与研究中,就会发现,从内容来看,陈超在这些专著中建构了以“生命诗学”“语言言说”“诗化哲学”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四个命题为中心的诗学理论体系。从风格来看,陈超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由于陈超对现代诗的言说有着强大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等方面的学养支撑,同时有着先锋诗歌发展的版图做参照,做到了“心里有底”与“笔下有数”,因而他的诗学论说既具有高密度的问题意识与超量的价值负载,又处处可见陈超颇具深度而又不缺乏才情的风格化言说。第二,由于陈超就像置身于弥漫着硝烟的诗歌战场的一名战士,始终保持着冲锋陷阵的姿态,因而他的每一篇诗学文章都具有强大的问题聚焦意识,每一篇诗学文章都是始于问题,回应问题,又通向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没有终结。第三,由于陈超就像置于空中的雷达,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文学场域、诗歌场域中所发生的一切,因而他的诗学批评具有极强的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使得他的诗学理论兼容了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实现了对语言、技艺、生存、历史、现实等的综合思考。

陈超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及理论建设,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核心,即生命/生存。生命/生存,既是陈超诗歌创作得以展开的内在动力,又是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本体性依据。与此同时,1985年或者更早一些的文学革命,其鲜明的旗帜之一就是回到生命本身,体现出强烈而自觉的生命本体意识。陈超便是在这一历史文化的语境之下,再结合自身内在的生命体验,建构起了他的“生命诗学”,即如美国诗人史蒂文森所说的,诗歌的理论就是生命的理论。在陈超的诗学体系中,“生命诗学”最早提出,影响也最大,贯穿于陈超诗歌从业的一生。在陈超看来,诗歌就是个体生命在语言中的瞬间展开,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就揭示出陈超基于诗歌本体论依据之上的“生命诗学”,是坚持着生命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的双重指向的。陈超认为,“追问生存/生命的姿势,是文学最动人的姿势”,因而“生命”必然要成为文学的一个话语中心,这就要求我们要从“生命”出发去理解文学世界,建构文学世界。在陈超的“生命诗学”中,“生命”一词包含着巨大的容量,体现在充分尊重个体生命和生存的前提下,更大限度地强调了生命个体对人类整体性生存的巨大包容性,表现为一种深刻广延的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的融合。在“生命诗学”中,陈超还强调着语言的极其尊贵而独立的地位,把语言界定为诗人存在的家园,生存的筑居。在陈超这里,诗的语言就是生命的语言,认为诗人与语言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驅策关系,而是一种互涉同构的状态,强调着语言与生命/生存在紧张尖锐临界点之上的对峙整合。

近30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是快速的、流变的,诗人的沉浮、流派的起落都在短时间内完成,让人目不暇接。作为诗评家的陈超,他的得力之处在于,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坛抓住先锋者,并在对这些先锋者的归纳、判断、跟进、助推的过程中把握当前诗坛的弊病与发展趋势,从而建构自己鞭辟入里直取要害的诗学理论体系。陈超诗学理论的体积与容量是十分庞大的,值得我们一再地探索与发掘。

陈超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陈超用其诗歌与理论文字为人们搭建了一座陈列、典藏与研究功能齐全的诗歌博物馆。陈超去世后,有人希望能对陈超在诗学上的贡献做一个盖棺定论,诗人、评论家唐晓渡却觉得,人虽然不在了,但有些还在生长,“精神这东西不好说,有时候它会用另外的方式在别人的笔下生长”。就陈超诗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尤其是2014年之后,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若论起陈超诗学的容量,以及他在诗坛的地位及造成的影响而言,当前的研究成果还是略显单薄。我们对于陈超以及他的诗学的研究就是为了让其精神、风骨、诗歌信仰、诗学理念不断发扬,因而在这研究之路上,须时时总结,时时拓展,让“转世的桃花”的清芬流布于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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