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母女作家茹志鹃与王安忆有着许多异同。最典型的，就是她们都不喜欢塑造和描写所谓的“时代英雄”，她们更喜欢描写生活中的“小人物”。而作为女性作家，在她们塑造的众多形象中最为鲜活、有特点的人物无疑是女性形象。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王安忆与母亲就有所不同了。本文将针对这对母女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异同展开研究。

关键词：茹志鹃 王安忆 人物形象塑造

一、相同：被偏爱的“小人物”

与“注重琐碎日常”的素材选择相对应的是茹志鹃和王安忆都擅长写那些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平凡的小人物，在平凡中反映小人物的不平凡，或在小人物的身上得到反思。

同她的题材被讽刺为“小题材”一样，茹志鹃塑造的形象系列曾被讽刺为“小人物”。但是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将那些英雄人物都归于平凡，继续描写普通人的普通事。这些人物都具有平凡、质朴、善良的特点。但是，其性格又往往带有一种坚韧和倔强的品质。如《春暖时节》里的静兰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她的家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受生活中的小事影响。但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具有主人翁精神，并将自己的精力都用于提高工厂生产力的人，这样两个人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隔阂。而在她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集体劳动不仅培养了她的主人翁精神，同时也让她知道了生活不止在一个小屋子里。人物虽小却代表着一些广大群众，人们也更容易接受主人翁精神从而提高自己的价值。《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老寿是一个善良忠厚的老实人，并且还是个老党员。在战争年代，他支持革命、支持党的政策和部队，一心一意为国家；和平时期，他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兢兢业业服务群众，一心一意为人民；后来，老寿虽年近古稀，却为了人民和心中的正气毅然挺身而出，即使含冤，但仍然心系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茹志鹃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拥有无数朴实的闪光点的鲜活小人物，从而展现了现实生活的新面貌。

王安忆也喜欢写小人物，她笔下的小人物不仅有大城市的底层居民，还有农民、保姆、民工、手艺人、南下干部……形形色色，这些人物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王安忆通过人世间的真、善、美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她认为即使人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身上也存在令人敬佩的闪光点，只是因为关注的人太少，所以会被忽略。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王安忆作品中塑造的一位较为成功的家庭妇女形象，她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所特有的坚强和隐忍。在动荡的生活中，她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与公婆、小姑的相处中，总是退避忍让，成为家庭的靠山，她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处于危机之中的家庭能够挺过十年的艰苦。而《富萍》里的富萍则代表着上海的移民女子，不只是她，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生动地演绎着几代人从“浮萍”变成移民的故事。作者以一种赞赏又带有一丝同情的情感来塑造这类普通人的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上王安忆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同大人物相比，母女二人都更喜欢描写平凡的小人物，在“平凡”中挖掘那些“不平凡”的闪光点。

二、相异：“大女人”与“小女人”

在女性形象方面，茹志鹃塑造了许多在战争年代或日常生活中为了党、国家和人民，拥有“大爱”的“大女人”；而王安忆则更擅长写或浪漫单纯、或解放自我的大多关注自己人生和情感的“小女人”。

茹志鹃对待生活总是秉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有一双善于发现身边积极乐观事物的眼睛，对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女性有一种偏爱。其中，通过对《百合花》中的新媳妇对子弟兵亲人般的情谊的描写，为读者展示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让我们感受到崇敬子弟兵的这些可爱的人们会为了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高高的白杨树》的主人公大姐谈理想：“我有一个很大的理想，我巴望革命早日成功，像你这样想做护士的就当护士，想唱歌的就痛痛快快地唱歌。”她不仅是一个典型形象，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象征。《如愿》中的何大妈，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家庭妇女。她热心于街道生产组的工作，还成了街道生产组小组长。虽然儿子不能理解她有清福不享，非要忙进忙出的做法，但是她心中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人。在其精神世界中，既有旧时期妇女存在的影子，也有新时期妇女的精神，是体现主人翁精神的个性鲜明的人物。《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是一位质朴、善良、性格内向却热心的、从旧社会过来的妇女。她在产院工作期间平安地接生了300多个宝宝。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亲热地叫她一声“谭婶婶”。她的思想经过了一个由进步而保守、再由保守而进步的过程。作者细致地描述这个人物，赞颂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进取精神……这些看似平常的女性形象容纳了中国女性在旧社会的不幸和悲愤，也倾吐了她们在新社会的幸福心声。茹志鹃写的是新中国站起来新女性，是独立的、想要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而体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大女人”。

王安忆没有像母亲那样经历新旧两个时代，其作品的特点为塑造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拥有细腻的情感的。而她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更是非常多样和独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部分都是不受时代的束缚，勇于同社会挑战的形象。在小说《我爱比尔》中塑造了阿三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女性，她标新立异，在爱比尔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己，她在心理和对未来的幻想上依附于男人，但最终失去爱人与艺术生命，而迫于生计去卖淫。在“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等大量描写性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女性形象；在《流逝》中塑造了依恋家庭、坚强隐忍的中国传统女性欧阳端丽的形象等；在《长恨歌》中，作者更是塑造了聪明、独立、熟知怎么享受生活的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因为对富足生活的追求，导致其走上一条凭借美貌跟着有钱男人的路，甚至在没有婚姻指望的情况下接受和康明逊、老克腊的性爱关系。她与康明逊相爱，甚至在怀有身孕后又设法为他开脱而委身萨莎……经历了40年的红尘与俗事，不甘寂寞又贪恋红尘的王琦瑶面对男人和感情虽然沉稳老练，拿捏起老克腊游刃有余，但也件件惊心，飞蛾扑火似的用尽最后也是全部的真情。王琦瑶虽然贪图生活的享乐，却也是一次次为爱而“扑火”、为爱而坚守的“小女人”。比起母亲茹志鹃，王安忆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加倾向于比较关注自我的人生与情感的、具有自我意识和强烈个性的“小女人”。

参考文献：

[1]吴苏阳.茹志鹃、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比较[J].语文学刊，2004（02）.

（作者簡介：艾昕，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沈阳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