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鹏 韩忠芸

摘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论述的“费边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改革理论，蕴含着深厚的辩证法特质，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价值。通过对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基本精髓：“费边战略”与闪电战略的详细阐述，探讨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当代价值，希望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亨廷顿改革战略 辩证法 改革 价值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4-0246-02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六章论及改革的战略战术时，细述了费边主义即“费边战略”的基本思想，他援引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穆斯塔法·基马尔运用“费边战略”，成功实现了土耳其共和国由宗教政权到世俗政权、由专制到奠定民主基础的改革，对照指出了约瑟夫二世及清末光绪改革失败的缘由。毫无疑问，基马尔改革的成功在当前的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基本精髓：“费边战略”和闪电战略

1.“费边战略”

社会是由众多的共同体构成的，因此，社会改革所涉及的利益也必将是复杂的。通常，各共同体对改革所持的态度取决于改革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其利益，进而各社会共同体可划归支持者、反对者、中间派（潜在支持或反对）几股力量，基于此前提，社会改革如果采用“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暴风骤雨的策略，那么必然会遭遇所有现实的、潜在的也会当即变成现实的反对力量的阻碍，四面出击招致四面树敌的结果，失败便有其现实必然性。约瑟夫二世及清末光绪的失败便是例证。相反，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基马尔改革却避免了四面出击，“他小心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中赢得那些在另外的改革中或许会持反对态度的人的默许甚至支持”[1]290。基马尔把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分离开来，依据其国情，先解决那些会招致最少的人反对的问题。最后解决那些会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正是其做法具有德·托克维尔所言“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才保证其改革的成功。这样做的逻辑在于，首先，先易后难的路径可以确保改革的支持力量大于反对力量，在现实和潜在的反对力量之间制造时间差，实现对反对力量的“分流”，确保改革成功的现实必然性。其次，改革的涉及面及速度要与社会承受度相符合，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才可规避群起而攻之的不良境遇。最后，先期改革的成功率涉及当权者的权威与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先期的成功能够为后期的攻坚克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群众中树立强大的公信力，达到让反对者摇摆不定、中间派倒向支持者的改革目的，这样，改革的成功便是水到渠成的。

亨廷顿把以上这种具有浓厚的系统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精髓的改革理论称作“费边战略”，费边主义构成了亨廷顿改革理论内容的主要方面。

2.闪电战略

相反，閃电战略在战术上具有“突然性”（突然并非没有精心准备的唐突，而是指某种政策在精心制定的基础上，在政策实施上的“即时性”）特征，闪电战略在政策实施的时间上大做文章，以确保中间派和潜在反对派力量不得以集成，也即“还未反应过来以形成现实反对力量”，在短时期内通过改革实现对某一问题的解决，并把此问题从政治议题中抹去，以避免节外生枝。无独有偶，闪电战略由于其战术的激进性，难免会有“休克疗法”的某些特征。但是与“休克疗法”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战术上争取赢在时间上，后者则涉及“破”与“立”的问题，更具革命色彩。闪电战术具有质与量相互转化的哲学方法论特征。如果把改革政策的酝酿及制定看成是量的积累的话，那么，改革政策的实施则是要让政策转化为实践，实现某一事物的质变的过程。

亨廷顿在论及最好的改革战略战术时曾指出：“改革的最有效形式是将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1]289紧接着，他又进一步解释：“为了达到目的，改革者首先应该把诸多问题分割开来，然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尽快地逐一解决，以便乘反对派措手不及之际……。”[1]298很显然，亨廷顿的说辞是中肯的。光绪改革和苏联的“激进双规制”转型便是有力的反面教材，只是其成书之时苏联事件尚未发生，否则定会出现在其作品中，与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的失败并列，成为后世改革的教训。

亨廷顿改革战略包含的两个战略战术，即“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的基本思想，有重要的辩证法方法论指导意义，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要求我们：在处理改革的对象时一定要处理好问题的轻重缓急，首选多数人最关切且招致反对者最少的问题着手，从而赢得最多的社会共同体的支持;在改革手段的运用上一定要把握好“度”，既要有“费边战略”的循序渐进，又要有闪电战术的即时性，把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在改革的步骤上一定要有承继性，充分考虑当前改革对今后改革的奠基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一定要处理好“先后”与“协同”的问题，比如，坚持政治改革先行，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适宜的政治生态，辅之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多管齐下，才能真正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总而言之，亨廷顿改革战略对我国当前及今后的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理应研究亨廷顿改革理论的基本思想。

二、亨廷顿改革战略的当代价值

“费边战略”为改革提供的是一种可变通的路径而非不变的“定式”，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基马尔的成功是因为基马尔时代的“费边战略”是颇具土耳其特征的。今天，“费边战略”这一改革理论的有效性同样也是基于其变通性，即结合当代社会的基本事实。

作为一个东方农业文明大国，土地一直是占我国传统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的首要愿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直言，农民是一头扎进土地里的，在土地里生根。因此，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民的中心问题。由于阶级局限性所致，太平天国“均地权”只能成为千古一唱，而中国共产党则审时度势，在众多社会问题中找到了土地这一农民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致力于改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政策。这种把众多问题分离开来并逐一解决的方法，为党的农村工作、党取得历次革命战争和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的发展已经来到了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的发展成果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的、多方面的、棘手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是建国以来我国各方面事业取得大发展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国创造了超级强大的社会生产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已突破西方传统政治思潮，即中心—边缘依附理论的鸿沟，挣脱了外围国家的悲惨命运，其原因便是这四十年以来，我国的一切改革皆始终如一地坚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新时代便是这一基本路线结出的理论之花。我国的改革特征也颇具“费边战略”特色，问题分离，逐一入手，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改革力度、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

处在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哲学方法论指导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时，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之策。因此，当前我国的各方面改革只有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重点，做好脱贫攻坚事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助力我国的发展站上新的台阶。当然，各方面的改革，必须处理好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掌握好处理这些关系的艺术;原因在于，我国各方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需要通过各种体制机制的革新来得到释放，改革所牵涉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改革之路铺满荆棘，如若在处理改革的问题上出现失误，将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首先，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诸方面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要牢牢把握好政治领域改革的正确方向，继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設，继续强化反腐败制度化、常态化建设，打造清正廉洁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和健康的躯体，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在政治改革领域绝不容许出现任何颠覆性的错误，这是由政治问题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其次，经济发展为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改革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经济领域的改革是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席位，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百分之三十，改革开放四十年所造就的中国奇迹正在为世界增添精彩，带来活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然而，经济领域的问题仍然存在，基本经济制度仍要继续探索和丰富其基本形式，分配制度也要继续改革加以完善，只有更加关注经济因素导致的城乡差异、社会公平等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再次，文化领域的改革也要继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功用，文化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营养液。要确保文化领域的改革与时俱进，充分挖掘已有文化资源，鼓励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文化作品的创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保持和巩固世界文化大国、强国的地位。最后，社会领域的改革也要步步到位，尤其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如医保、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给人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红利，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当前及今后的各方面改革可以充分借鉴亨廷顿改革战略的思想精髓，抓住改革重点、掌握轻重缓急、力求各方面的协同推进，一个文明大国的崛起方能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