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婕

摘要：《史记·刺客列传》中描绘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个不同的刺客形象，他们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以生命为代价行使刺杀任务。推动他们“为知己者死”的，一是报“恩”，二是行“义”。而当“恩”和“义”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以“义”为先，“恩”在其后。但随着“报恩”成为“行义”的一部分，“恩”与“义”最终还是能够回到统一的关系中。

关键词：《史记·刺客列传》 刺客 恩 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4-0117-02

《刺客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的一篇，写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击赵襄子衣、聂政杀韩相侠累与荆轲刺秦王五位刺客的事迹。他们以“士为知己者死”的赤子胸怀挑战强权，行刺杀之事。究其原因，一是对知遇之恩的报答，二是对于道义的履行和坚守。在“恩”“义”可以达到统一的情况下，刺客选择“为知己者死”是有据可循的。但是，当“恩”与“义”发生冲突时，刺客在矛盾的心理下最终还是选择“以义为先”。从“恩”与“义”的定义出发，结合《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的心理与行为，试着探求“恩”与“义”之间的关系。

一、“恩”与“义”

“有恩必酬”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报恩”思想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人格烙印。“恩，惠也。”（许慎《说文解字》）“恩”就是施恩之人给予受恩之人的恩惠。“恩”分很多种，既有养育之恩，也有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报恩，即是受恩之人竭尽所能地对施恩之人作出的回报。“报恩”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

如果说“恩”表示的是施恩之人与受恩之人的人际联系，那么“义”所表示的就是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和行动指南。古人行动要符合礼义和道义，“义”就是他们说话做事的准则。《释名·释言语》认为：“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在这里，“义”有“合宜”的意思，即合乎社会公众的认可。孙文静在《传统“义”的概念及其实践中》提到：《论语》中“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解释为所守的约定符合“义”，说的话才能兑现。在此，“义”是一种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道义，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一种内在道德理性和外在行为合理性的统一。

二、从《史记·刺客列传》中看“恩”与“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五名刺客的故事，有详有略，生动形象。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正是每一个刺客的心声。他们的“知己”发掘他们的才能，以宾客之礼待之;而他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知己者”承受巨大的风险和痛苦，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去承担刺杀的任务，既报其知遇之恩，又符合道义上的原则。

曹沫以勇力受鲁庄公赏识，担任鲁国大将，却让鲁国三战三败。然而鲁庄公并没有处罚曹沫，反而“犹复以为将”。鲁庄公赏识曹沫，任命他为大将，为知遇之恩;曹沫三战三败而不罚，为宽容之恩。为了报答鲁庄公的恩情，曹沫在齐鲁订立盟约之时，“持匕首劫齐桓公”。这一铤而走险的举动，不仅是在向鲁庄公证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报答鲁庄公对自己的恩情。而作为鲁庄公的臣子，鲁国的子民，他这一挽回鲁国失地的行为，也同样符合人们道义上的认知——作为臣子可以为君王赴汤蹈火，冒着生命危险为君王利益而战。

“恩”与“义”的统一还体现在荆轲的身上。荆轲曾被视为“庸人”，遭人叱骂，而田光却善待荆轲：“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后来，田光又将荆轲推荐给燕太子丹，可以说知遇之恩深矣。燕太子丹在请求荆轲刺秦后，也“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对荆轲有照顾之恩。而荆轲刺秦，一是出于田光与太子丹对他的恩情，二是秦国大举扩张，威胁到燕国的生存，荆轲作为燕太子所养之士，在道义上也有维护燕国的责任。在刺杀秦王失败后，荆轲道“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也就是报答太子丹的恩情，同时也是出于荆轲自身对道义规范的遵守。

专诸和公子光，聂政和严仲子，更能体现“知己”的含义。公子光赏识专诸之才，“善客待之”，更在专诸答应刺杀吴王僚时，说出“光之身，子之身也”的真诚之语。他对专诸的知遇之恩和真诚恳切的态度，都是专诸“报恩”的原因。而专诸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也有着道义上的支撑：“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嫡嗣，当立。”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那么公子光才应该被立为统治者。这为专诸的刺杀行动又提供了道义上的动因。在“恩”和“义”的双重动因下，专诸刺杀吴王僚并牺牲，公子光也信守自己的承诺，“封专诸之子为上卿”。这二人惺惺相惜，专诸为公子光的政治前途献出生命，而公子光也厚待专诸后人，不枉专诸为他而死。而严仲子从闹市中发掘聂政，“察举困污之中而交之”，并“卒备宾主之礼”，对聂政有知遇之恩。聂政为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孤身仗剑刺杀严仲子的死敌韩相侠累;并且为了不连累严仲子，他自毁样貌，以履行他的道义原则。但是，当“恩”与“义”发生冲突时，刺客们会如何选择呢？从豫让刺杀赵襄子的事迹中可以看出，豫让第一次刺杀赵襄子失败，赵襄子感动其贤，释放了他。于豫让而言，赵襄子有救命之恩。但豫让与智伯的君臣之义让他不可能“怀二心”而事赵襄子，更不可能放弃为智伯复仇。智伯的“国士遇之”的恩情与二人之间的君臣之义大于赵襄子的救命之恩，“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因此，豫让最终仍然选择了再次刺杀赵襄子。由此可以看出，当“恩”与“义”发生冲突时，刺客豫让选择了“死名之义”，三击赵襄子衣而后自杀。为什么豫让要自杀呢？他“三击赵襄子衣”，已经是报答了对智伯的恩情，但是無法报答赵襄子的救命之恩，在这种矛盾下，他选择了自杀，让一切结束在他的死亡之中。

三、“恩”与“义”的关系

从《史记·刺客列传》中刺客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恩”与“义”有时可以统一，有时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a与b都对刺客有恩，但是如果报答a的恩情便不符合道义，那么这时候刺客往往会选择道义为先。而对于a的恩情，刺客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回报。作为刺客，这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自杀。可以想象，如果豫让第二次成功刺杀了赵襄子，他也不会选择功成身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报答赵襄子的救命之恩。假如说豫让第二次刺杀赵襄子成功后逃离，他一辈子都会活在道义的谴责中：辜负了别人的恩情。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恩”与“义”的对立，实际上又转化为了统一：不惜一切代价报答恩情，已经成了社会所共同认可的道义上的规范和准则，也是“义”的一部分。

四、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恩”与“义”的关系，大多数还是处于统一的状态，一旦这种统一被打破，“恩”与“义”发生冲突时，刺客们选择以“义”为先，但是到了最后，随着刺客先行“义”，再报“恩”的行为，“恩”与“义”还是回到一种统一的状态，即报答恩情的同时，也是成就大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368-373.

[2]何进.《史记·刺客列传》中“士为知己者死”的解读[J].商，2015（4）：95.

[3]卢敏.先秦儒家“义”之详解[J].理论界，2016（11）：16-25.

[4]孙文静.传统“义”的概念及其实践[D].合肥：安徽大学，2015.

[5]李海群.《史记·刺客列传》与先秦的侠义精神[J].名作欣赏，2013（11）：147-148.

[6]董莉莉.《史记》中的刺客形象探析[J].名作欣赏，2016（6）：78-79.

[7]严振南.施恩与报恩：从《史记》刺客行为的价值补偿看刺客与游侠的差异[J].鸡西大学学报，2016，16（5）：110-113.

[8]徐福义.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形象分析[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9（4）：85-88.

[9]李璐.上古刺客的精神解读[J].古典文学知识，2005（4）：123-127.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