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洋

摘要：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是构建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目前，企业年金正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缺乏发展空间、税收优惠力度有限、保值增值效果欠佳等现实问题。在未来推进企业年金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亟须采取强化税收作用、放宽投资限制、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和有限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的综合举措。

关键词：企业年金 自动加入机制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4-0063-02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剧。2018年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6658亿人，占总人口的11.94%。据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统计，2025年我国老龄化程度将与欧洲各国老龄化程度基本持平[1]。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迫切要求完善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这突出了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且使深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意义更为凸显。

一、企业年金发展现状

1.企业年金发展遇到瓶颈，参与率持续下降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逐渐放缓，企业年金发展遇到了瓶颈。2018年年末，全国有8.74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比上年增长了8.7%，参加职工人数为2388.17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4%，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达到1477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4.67%。参保企业数、职工数、基金规模都在持续增加，但增速逐渐放缓，近几年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2014—2018年，参保企业数增加14100户，四年年均增速为5.81%，远低于2010—2014年的年均增速（17.07%）。参保人数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2015年，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出现“跳水”现象，职工参保人数的增长率从两位数急剧下降到1.00%，2016年更是下滑到0.37%，创下历史最低水平。企业年金参与率偏低，难以满足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支柱的发展要求。

2.企业年金发展失衡，区域差异明显

从区域分布来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企业年金发展差距悬殊。东部地区年金制度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在参加企业、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三个方面。东部地区的上海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为9358个，职工人数为137.4万人，基金规模为730.8亿元。而西部地区的甘肃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仅为475个，职工人数仅为20.56万人，基金规模仅为105.6亿元，地区间养老金权益严重分化。

从行业分布看，企业年金在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发展较快，主要是石油、电力、铁路等行业，分别占年金基金的17.11%、34.08%、25.98%，其他行业实行年金计划偏少。2018年在人社部备案的国企、央企基金规模达到8389.2亿元，占年金基金总规模的56.8%，大量中小企业尚未建立企业年金。

3.年金制度替代率偏低，缺乏发展空间

基本养老保险负担过重，挤占了第二支柱的发展空间，在减税降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逐渐下降为24%，远高于美国社会保障税率12.4%，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难以激发企业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挤占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3]，目前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仅为5%，难以发挥年金制度作为第二支柱的重要补充作用。而在OECD国家，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一般达到20%—30%[4]。有关统计显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替代率的合理比例为4：3：2，我们应采取措施提高第二支柱的替代率水平，充分发挥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优势。

二、企业年金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EET型个税递延型税惠政策，年金制度的税收优惠力度有限。企业年金对企业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比例为5%，个人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比例为4%，对企业年金最高免税额度为9%，低于国际上實行EET税收模式的平均税收优惠水平，即雇主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均在15%以上，雇员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在6%—35%之间[5]，对提高企业参与率的激励作用欠佳。此外，还存在税收政策碎片化而导致的对低收入群体负激励的问题。

2.年金基金投资受限，保值增值效果欠佳

企业年金基金资产配置主要投资于安全性高、收益率低的银行存款和国债，而权益类名义投资上限为30%，实际远远低于此比例，难以满足年金基金保值增值的需求。我国年金基金投资严格限制了低风险资产的最低比例和高风险资产的最高比例[6]，导致年金基金投资渠道窄且风险收益率低。2018年，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率为3.01%，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和三年定期银行存款利率，保值增值效果欠佳，其波动幅度偏大，最高时投资收益率达到了41%，最低时投资收益率为-1.83%，大多数情况下在3%—5%的低位运行。投资行为呈现短期化倾向，投资策略频繁变动，出现追涨杀跌等非理性市场行为，制约了年金基金长期稳健投资。

三、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的政策建议

1.强化税收作用，鼓励参与年金制度

一是适当提高税收优惠幅度，将企业年金中企业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比例提高到8%左右，个人缴费部分维持在4%，也可略有提升，充分发挥EET型个税递延政策的制度优势，为企业年金基金积累发挥杠杆作用。二是加快税制改革，建立综合所得税为主的个人所得税税制，避免进一步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为年金制度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对收入不同的员工实行差别税率，适当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保持高收入者的税率，在适当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上加大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力度。

2.放宽投资限制，提高风险收益

一是逐步扩大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适时开展境外投资、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等，使资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享受世界经济红利。二是提高年金权益投资上限，放松投资管制，允许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资产，发挥受托人的核心作用，做好大类资产配置，增强年金基金的给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分散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提高投资收益率。三是建立规范的企业年金基金营运监督体系和投资追踪机制，同时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和风险预警体系，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3.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有限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

企业年金自愿参与属性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年金制度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即雇员在入职时被默认为自动加入了企业年金，如果打算退出，需专门提出申请且得到雇主同意，这将有益于扩大企业年金参与率和职业年金保持外部公平。有限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即雇员在一定的养老金产品中自由选择，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风险收益偏好，同时提高养老金收益水平。在年金投资管理中引入合格默认投资工具，如生命周期基金，使不同年龄段职工根据自身年龄进行资产配置，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杠杆作用。美国401K计划以自动加入机制和合格默认投资选择两项制度为战略契机而获得长足的发展，为我国企业年金发展提供了局部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9）：养老保险与养老服务[J].经济学动态，2019（3）：2.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郭磊.基本養老保险挤出了企业年金吗：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研究[J].社会保障评论，2018，2（1）：65-81.

[4]OECD.OECD Private Pensions Outlook 2018[M].Paris：OECD Publishing，2019.

[5]游春.事业单位推行职业年金制度的几个问题[J].保险研究，2012（10）：123-127.

[6]谢丹.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及投资管理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7）：101-105.

责任编辑：张正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