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

摘    要：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意识到铁路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提出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并引起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对其方案采取谨慎怀疑的态度。尽管孙中山的这一宏伟计划未得已实施，但他从宏观上阐述了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中国铁路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孙中山    “二十万里”铁路    修建计划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并展现出它在交通运输中的巨大潜力，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继英国之后，美、法、德、意大利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修建了铁路。孙中山意识到铁路对中国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故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便提出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然而，关于孙中山的铁路计划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孙中山主张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并对他以“孙大炮”的诨号加以讥讽;有人认为“二十万里”虽不太现实，但不算非常离谱，体现出孙中山高瞻远瞩的宏大思维和对中国未来交通发展的长远思考。

一、孙中山铁路修建计划的源起

十九世纪末，面对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孙中山于1891年在《农功》一文中从国防角度提出“仿古人屯兵之法”[1]以修建铁路。这是孙中山修建铁路的最早构想，尽管其目的是效法古人修筑铁路移民戍边，只从国防角度考虑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但孙中山对修建铁路的朦胧认识，为其后来将铁路建设上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1894年，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从经济角度对铁路的重要性进行论证，认为“欧洲富强之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1]（6）。欲“货畅其流”，修铁路乃第一要务。孙中山对铁路的重要性认识提到了新高度——将其视为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至此，孙中山开始形成通过建设铁路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思想。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对清政府造成铁路破产十分忧虑，他指出：“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也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它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局破产。”[1]（8-15）

1899年，孙中山绘制《支那现势地图》，分别画出铁路、航路、道路、江河、山原高低，对“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2]（169）。在地图上，孙中山手书中国筑路现况的札记列举了已建、在建和筹建中的铁路，详细记述了各铁路的投资状况、经营状况和规划建造的准备情况，第一次对铁路建设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二、理想主义色彩下的铁路计划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两大纲已达目的，“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1]（105）。1912年2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便明确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1]（546）认为“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3]（228-229）。

为了实现以实业振兴中国的理想，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主持铁路建设。在答谢袁世凯的欢迎辞中，孙中山指出：“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4]

孙中山一心想实现实业救国梦，并认为列强致富的根源在于实业，实业的发展在于交通，铁路是交通之母，因而主张中国“必先务陆运，即铁道之发达”[5]（321-322），然后经济、政治等“乃有可言”[5]（321-322）。为此，孙中山与袁世凯密谈时说：未来十年，你“‘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6]（112-113）。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于是顺水推舟，让孙中山监修全国铁路，期望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划。然而，袁世凯却背后语人，讥讽其为“大炮”，孙中山“大炮”的诨名便由此而来。

孙中山修建铁路计划的具体构想始于1912年6月，他提出要建设三条横贯全国的铁路线：“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7]（383-384）孙中山初步规划的三条铁路干线，以各省省会为中心向外辐射，充分考虑到对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

9月14日，在北京招待报界人士时孙中山宣布：将原有的“三干线”调整为“六干线”：一是从广州到成都;二是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三是从兰州到重庆;四是从长江到伊犁;五是从大沽到广东、香港;六是从天津到满洲各处[7]（383）。“六干线”的整体规划偏重南方，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考虑到当时中国北部和中部已修建了一部分铁路，再建的计划似有加强铁路线均衡分布之意。

三、社会各界对孙中山铁路计划的反响

孙中山铁路修建计划提出时，国人已基本摆脱视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为“奇技淫巧”，普遍意识到铁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孙中山亦多次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7]（461）故孙中山的铁路修建计划提出后，《中华民报》便呼应道：“盖铁道当先着手，苟无铁道以為之前驱，则矿产将何所恃，以为转运乎。”[8]

尽管国人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但在技术、人才、和经费奇缺的民国初年，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并未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反而是质疑之声如影随形。袁世凯虽对其计划嗤之以鼻，但为了笼络孙中山且有意想给孙下套，便投其所好，授予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并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优差肥缺把孙中山安顿下来，以免妨碍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为此，袁世凯还把当年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付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还饬令各地地方官员，凡孙中山巡视路政所到之处，皆对其进行盛大招待。后来孙袁交恶，袁世凯政府决定清查铁路公司的账目，发现铁路一寸未建，视察公帑却浪费了百十万两，于是袁下令通缉“贪污犯”孙中山[6]（112-113）。

针对孙中山铁路线路的规划，《时事新报》认为“于十年之内筑路二十万里”之说辞，“稍具普通常识者，类能知其必不可行”[9]。《新紀元报》表示，“练兵五百万，筑路二十万里”的计划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好大喜功[10]。《新闻报》劝孙中山“自全名誉，勿令开国元勋与国家同归于自杀也”[11]。对于孙中山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铁路修建计划，盛宣怀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12]（966）

澳大利亚记者端纳1912年6月底在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样描绘道：“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许多线路。”“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为此端纳提醒孙中山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不要梦想得到外国投资者的一分钱。”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要各省同意，政府是否稳定又有什么关系？”端纳由此认为孙中山是个“傻瓜”[13]（903-947）。

总之，社会各界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计划可谓褒贬不一，并引起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对其方案采取谨慎怀疑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的铁路建铁计划不够完善且极具理想主义色彩，加之孙中山做计划之前没有组织必要实地勘测和进行可行性论证，这一宏伟的铁路建设计划并未得已实施。

四、结语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虽在民国初年未能实现，但他并未放弃这一宏伟蓝图的构想。在1919年发表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建设西北、西南两大铁路系统，“以使全国得相当之开发”。此外，他还擘画了中央、东北、高原三大铁路系统，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所预定之路线，约共长六万二千英里”“加上第一、第三计划所预定者，约一万四千英里”“除此之外，并有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十万英里”[14]（376）。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的确有很多不专业的地方，但孙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此不应过多苛责。其修建铁路的计划，尽管在当时可行度不高，但孙中山提出的铁路建设思想和规划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他提出铁路为交通之母的著名论断，从宏观上科学地阐述了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中国铁路建设影响深远，不仅促进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铁路建设高潮的兴起，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1）[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欢迎孙中山再纪[N].申报，1912-08-29（3）.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唐德刚.袁氏当国[M].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2）[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中国之大改革家[N].中华民报，1912-09-30（2）.

[9]斐青.孙中山之筑路谈[N].时事新报，1912-09-11（3/2）.

[10]劫余.驳孙中山之练兵与筑路谈[N].新纪元报，1912-09-09（1）.

[11]四草.论孙先生担任筹划铁路事[N].新闻报，1912-09-13（1）.

[12]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13]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1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6）[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