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李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一、问题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国内人口流动性的显著增强，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日趋频繁，跨省级行政区迁移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婚姻是中国境内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动因之一。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跨省婚姻迁移人口由1990年的157.1万[1](P 37)增至2010年的219.8万[2](PP 622-625)。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婚姻迁移人口在总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许多学者指出，婚姻仍是当代中国内部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力[3][4][5]。省际婚姻迁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1990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婚姻迁移人口在总婚姻迁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90.8%[1](P 37)、88.9%[6](PP 1818-1827)与82.6%[2](PP 622-625)。女性作为婚姻迁移主体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婚姻迁移中的性别差异成为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连接点。既有研究已就这一现象的人口学表征[7][8]、空间特点[9]与内在原因[10][11]进行了阐释与分析。

长期以来，浙江省都是跨省移民的净流入地[12]。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浙江当期接纳跨省流动人口1182.4万，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3.8%，跨省移民流入总量位居全国第二[2](PP 490-500)。在流入人口中，许多女性通过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而定居浙江，以此实现跨省迁移，这成为浙江省内长期且广泛存在的“外来媳妇”“外来女”现象的背景。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1)萧山市原为县级市，2001年经“撤县改区”行政区划调整并入杭州市，2019年区域内部分乡镇划归杭州市钱塘新区。东部农村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婚姻实现迁移与落户的外省女性不断流入浙江[13][14]。萧山市作为全国“十大财神县(市)”之一，其富庶的生活吸引了大量“外来女”的涌入[15]。在笔者田野调查的村落中，“外来媳妇”与本地男性组建的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外来媳妇”涌入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田野选点村落中的“外来媳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大潮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婚姻迁移导致人口流动的时空、动机与性别特征。

当前针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女性的婚姻迁移被广泛解释为一种由经济驱动的人口流动与社会行为。在宏观层面，针对这一现象的人口学研究总结了婚姻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婚龄女性跨省外嫁往往从经济欠发达省份流向经济发达省份，以此通过婚姻交换谋求个体经济地位改善[16][17][18]；发达地区城市的吸引力源自其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与就业机会[19]，而富裕地区的农村也因更高的生活水平与收入预期吸引着婚龄女性的婚姻迁移[20]。经济因素对女性婚姻迁移空间特征的塑造作用被归因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21][22]。另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长距离迁移的风险与成本降低，这为通婚圈扩大与跨省婚姻的普遍化提供了技术保障[23]。在微观层面，既有研究通常着眼于婚姻本身经济层面的社会意义，包括作为劳动力、赡养与生育义务、经济资源的流转[24][25][26]。通过观察一系列与女性婚姻迁移相关的彩礼、嫁妆、婚后财产赠予等制度安排与经济实践，学者确认了“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与迁入家庭双方对于跨省婚姻的需求：婚龄女性通过婚姻迁移获取相较本地婚姻交换更为优质的经济资源，以此补偿原生家庭；与此同时，迎娶“外来媳妇”相对低廉的聘礼费用与结婚花费成为面临区域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的婚龄男性家庭的迫切选择[27][28][29][30]。这种婚姻向市场行为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分化[26]，也为女性婚姻移民虽然脱离绝对贫困但仍然难以摆脱相对贫困的境遇提供了注脚[31]。

第二，围绕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现象，学界亦展开了针对移民社会动因与社会效应的讨论。区域内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特性往往使得源自社会层面的吸引力与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经济动因交糅[22]。在当代中国，吸引婚龄女性做出长距离迁移选择的社会资源包括就业与个人发展机会、户籍及与之绑定的社会福利、文化与生活方式等[32][33]。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女性婚姻迁移的流向呈现出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向心流动与“农村-城镇-城市”的层级递补式流动[5]：城市社会接纳大量婚龄女性移民，她们通过婚姻交换谋求个人社会流动、弥补户籍劣势[19][34][35]；富裕农村因其先发优势积累的社会资源，成为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婚龄女性的普遍移民选择[20]。这种基于婚姻关系的人口流动有利于松动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发展不均所导致的社会分层[16]。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单向的婚姻迁移路径进一步加剧了婚龄女性净流出区域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状况[36][37]。

第三，对于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检视还集中于该群体婚后的社会融入状况与社会风险评估。谭琳等学者[38]将女性婚姻移民界定为“双重外来者”，以此揭示“外来媳妇”所受到的来自迁入地社会与迁入家庭的双重歧视与排斥。女性婚姻移民婚后的社会融入受一系列制度因素[39]与社会文化[40][41]的制约。就个体而言，移民的社会融入作为一种成人的社会化，体现在诸多维度上。邓晓梅[42]、沈文捷与风笑天[43]、张琼[19]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将“外来媳妇”的婚后社会适应归纳为在家庭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心理身份等层面的转变与融入。由于移民所造成的地理隔阂，女性移民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无法对其婚后的社会生活产生持续影响，她们被迫转而在自家(婆家)、街坊和朋友三类人群中发展自己的支持网络[44][45][46]，这也将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社会适应研究引向了对她们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索。长距离的婚姻迁移将作为移民主体的女性暴露在社会风险中：“外来媳妇”人权与财产权的法律与社会保障缺失是婚姻迁移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主要来源[20][43][47]，而妇女拐卖现象作为长距离婚姻迁移的伴生品，也零星存在于“外来媳妇”群体的移民历程之中[48][49]。

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往往指向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弱势地位，从诸多角度刻画围绕移民过程的权力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两性地位不对等。女性移民的婚姻迁移大多被概括为“梯级迁移”或“向上迁移”[50][51]，而她们的婚姻本身也被诠释为改善个体境遇、实现社会流动、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交换模式与手段[16][17][18][19][34][35]。对于女性婚姻移民的“工具化”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许多“外来媳妇”在迁入地遭受歧视、排斥与污名化的现象。如茱蒂丝·嘉丁那(Gardiner，J.K.)[52]所指出的，这是父权主义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体现。而作为主流规范性阐述的补充，王文龙[53]认为中国女性的外嫁与远嫁指向一种“向下流动”的人生趋势：远嫁打破了婚姻“门当户对”的制度安排对于女性的保护，而对于婚姻的盲目性、理性的缺失与择偶环境的局限使得远嫁女的婚姻向下流动，充满辛酸与不幸。

围绕中国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婚姻迁移的本质、动因与结果。然而，笔者发现，上述研究大多是在特定时间截面的讨论。这种静态研究由于未能引入时间的分析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问题所处的复杂时空情境及其对于议题的影响。自然时空投射至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时空是社会行动、社会生活与社会过程的构成性因素[54](P 3)。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所处社会时空以及社会时空转换变迁的关注能够为该问题域内的讨论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

本研究关注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现象的前端，亦即作为移民主体的女性的决策过程。笔者审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婚嫁迁移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的35位“外来媳妇”的决策背景与依据，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外来媳妇”在怎样的时空情境中做出移民外嫁的决定？影响其决策的因素有哪些？本文与该领域内的文献展开对话，检视并回应在经济、社会与人际网络视角下讨论“外来媳妇”现象的既有结论，同时引入时间维度的观察，着力分析女性移民婚姻迁移决策与其所处时空情境间的动态关系与阶段性变化，以此避免观察特定时间截面的局限性。在本项研究中，笔者关注的婚姻移民实践是“外来媳妇”生命历程轨迹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形成以下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选择内嵌于主体的生命历程中，与个体经历息息相关，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一定的能动性。第二，婚姻迁移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同时受制于个体所处的时空情境与社会网络——不同的年龄群体身处的时空情境有着代际差别，体现为各类影响因素的权重、作用渠道和效果的差异。

二、生命历程的轨迹、转折与时空情境

为了更好地回答“外来媳妇”跨省移民决策与其所处时空情境间的联系，本文选取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工具性的分析框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Mills,C.W.)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谈及生命研究(life studies)的主旨在于探索个体生平、历史及其在社会结构下的交联[55](P 149)，这为此后数十年来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生命历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指向一种对于人类生命多层级的社会研究模式，强调个体、历史与社会的交互关系[56](P 5)。在这一范式下，生命历程既可以通过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解读，也可以被投射至个体的生活轨迹与发展路径中[57]。格伦·埃尔德(Elder，G.H.)总结了生命历程分析的四大基本原理：个体身处特定的时空情境，并受制于社会对于时机的期待；个体在生命历程中有着能动性，但也同时身处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56](PP 6-7)。这统合了个体、社会与历史的时空情境。

作为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概念，“轨迹”(trajectory)描绘了生命的发展历程[58]，指主体“生命跨度内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人在较长时期内的生命模式”[59](P 6)，而“转变”(transition)则描述了短期内状态的变化，其转折点代表了生命历程方向的变化[60](P 124)。轨迹与转变所标示出的个体发展历程受时间与环境的影响[61](P 7)。解读生命历程中的轨迹及转变，首先需要着眼于主体所处的时空情境。

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萧山富裕农村中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做出婚姻迁移选择。这一选择构成了移民主体生命历程轨迹中的重大转变。在生命历程的分析范式下，移民选择的情境可以被理解为围绕“转变”的一系列时间、地理与社会条件的统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山作为中国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其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区关系、居民观念均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这一系列变革及其时代背景构成了女性跨省婚姻移民身处的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不同的时空情境使得“外来媳妇”个体拥有不同的社会机会，受到不同的社会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历史效应，亦即揭示一代同龄群体生命历程的轨迹与转变样态和历史世界(historical world)之间关系的同龄群体效应(cohort effect)[56](P 5)[62]。

不同时期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处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之中。这种生活情境构成了其跨省婚姻移民决策的依据，也成为她们显著代际差异的来源。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依照田野中的实证发现来定义江滨村女性跨省移民中“代”的概念。正如埃尔德指出，生命历程理论对“代”(generation)的界定突破了基于生育传承的定义[58]。生命历程理论更关心同龄群体(cohort group)及其体现出的时间与社会效应[61](PP 5-6)。江滨村的三代外来媳妇指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婚嫁移民定居当地的女性，她们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移民决策符合“同龄群体效应”的概念描述。基于此，本文通过检视江滨村“外来媳妇”婚姻迁移选择的时空情境，来解读不同时期迁入江滨村的三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所体现出的同龄群体效应。

在生命历程框架下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婚姻迁移选择的观察与讨论为已有的时间截面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它解构了关于“外来媳妇”婚姻交换的规范性叙述。虽然作为女性经济与社会弱势地位补偿途径的婚嫁安排多见于嫁入萧山的女性跨省移民的婚姻中，但是审视江滨村“外来媳妇”的婚姻与移民决策不难发现，身处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女性婚姻移民，其对于婚姻交换的认知和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为三代“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效应。着眼于“外来媳妇”生命历程的转变与她们所处时空情境间关系的分析，为女性婚姻移民决策的依据提供了动态、发展的注脚。与此同时，关于同龄群体效应的探索也为个案研究结论向群体外的延伸提供了支持。

三、田野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江滨村是本项研究的田野选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坐落于钱塘江南岸。江滨村历史悠久，其地名可以溯源至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63](P 60)。当地流传的“冯胡戴沈徐，高赵杨陆俞”十大姓的说法，描摹了选点所在地乡土社会中长期保持稳定的人口来源构成和亲缘社会网络，而本地嫁娶的传统则是维持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江滨村的工业传统、区位优势与政策环境使其规模化的工业化走在地区乃至全国前列。工业化带动当地经济蓬勃发展，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着成批移民涌入。据统计，江滨村当前登记的常住人口约4000人，其中外来人口占四成。与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流入江滨的现象一同出现的另一类移民则是通过婚嫁定居当地的“外来媳妇”。如江滨村所在乡镇的地方志所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外来女”极少，而此后“外来女”数量急剧增加，不仅支援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也丰富了当地的姓氏种类、民族构成与风土文化[63](P 82)。

笔者于2014-2015年在江滨村开展了为期11个月的驻村调查，此后又先后进行了4次回访。针对江滨村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观察与调研是笔者中国东部工业化农村村落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在2018年与2019年的回访中，笔者就江滨村“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社会融入与贫困体验问题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共访问女性跨省婚姻移民35位、当地原住村民11位、村镇干部6位。所有受访者均依自愿原则招募。其中，受访的35位“外地新娘”均系外省嫁入江滨村。她们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安徽、江西、广西、黑龙江、辽宁10个省、市、自治区，年龄最大的61岁，于1981年嫁入当地，最小的24岁，于2016年嫁入当地。根据婚姻迁移时间，笔者将受访的“外来媳妇”分为三代：第一代于1980-1990年嫁入江滨村，共11位；第二代于1990-2005年嫁入江滨村，共18位；第三代于2006年后嫁入江滨村，共6位。部分访谈对象为本人驻村调查期间的熟人或通过熟人介绍建立联系，其他访谈对象则根据村妇联主任提供的名单随机入户访谈。访谈多在“外来媳妇”家中或工作单位进行，每位访谈时长为0.5-2小时不等。征得受访人同意，笔者对其中的32位进行了录音与逐字转录。部分受访者与笔者交换了联系方式，并在访谈结束后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追加信息。在本项研究中，访谈的文字稿为实证资料的主要来源。除半结构式访谈外，本研究还采用参与式观察、档案研究等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田野日志、档案摘录等形式的材料补充并丰富了研究数据。

由于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个人生命历程的回顾与现状的描述，为避免隐私泄露，笔者将访谈对象进行匿名处理。“江滨村”亦为田野调查选点的化名，但为了更好地揭示研究对象所处的空间与社会情境，笔者对于选点所在区县及以上的行政单位呈现了真实名称。

四、家庭经济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往往无法回避对现象背后经济因素的考量。女性的移民选择与其改善生活水平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积极诉求息息相关[16][17][18]。胡莹与李树茁[22]指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是大量农村女性婚姻移民所追求的“婚姻交换”的前提。一系列针对中国国内人口流向数据的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支持[5][12]。婚姻迁移的若干强势吸引区域均位于大城市带与传统的东南沿海经济先发省份[64]。经济驱动的女性婚姻迁移不仅仅被诠释为女性囿于原生家庭与社区的制约，其自身为了实现社会流动、跨越地理不平等、脱离贫困生活境遇的个人选择与个体化努力[17]，也被视作一种被聘礼、彩礼、婚后经济往来制度保障的，用以改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手段[26][29][30]。基于此，不少学者为女性的婚姻移民打上了“商品化”的标签，将经济因素认定为女性婚姻移民决策中的主因[65]。

在针对江滨村作为婚姻迁移迁入地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经济状况、嫁入家庭经济状况、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围绕婚姻的经济安排等一系列因素共同构成了她们做出婚姻迁移选择的时空情境。然而，经济因素对于“外来媳妇”生命历程中轨迹选择的影响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上述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表现为“外来媳妇”婚嫁决策中的着眼点、对自身境遇界定与对婚姻利弊判断的差异；第二，“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基础并不限于经济因素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因素在婚姻迁移决策中的权重往往因时空情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纵观过去30余年来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群体，经济因素对于其婚姻与移民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这体现为三代“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效应。

本项研究接触的11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无一例外地来自四川、重庆、贵州、云南4个西南省市的农村地区。她们对于原生家庭生活的描述有着高度的同质性，体现在对于衣食等生活必要条件极度匮乏的叙述上。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家里钱不够用。十几岁时我有一条穿了好几年的裤子，屁股上两个大补丁不知道补了多少层……我14岁的时候上了初中，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一直穿着单裤熬到放(寒)假。年关前下了场大雪，我妈妈才把家里的红薯卖掉，给我买了秋裤秋衣。(范女士，57岁，1985年嫁入江滨，原籍云南宣威)

那个时候日子苦，家里都没有饭吃，一年里只有大队收完洋芋的那几天才能吃饱。我带着两个弟弟偷偷去地里翻收剩下的洋芋，能捡出一小篮……后来出来打工，我不去工厂，专门去饭店，虽然挣得少，但是管吃管住，每天都能吃饱饭。大概是在老家的时候饿怕了的缘故。(金女士，55岁，1989年嫁入江滨，原籍云南临沧)

江滨村第一代女性移民原生家庭的状况大多符合“绝对贫困”的定义，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南偏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因素息息相关。而与此同时，浙北农村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充分利用区位条件和政策红利，积累了先发优势，因此，对于寻求脱离贫困、实现经济境遇改善的西南省份女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构成了萧山“外来媳妇”的时空情境。大多数第一代“外来媳妇”认为，通过婚嫁走出原生家庭与原生社区是生计所迫，而嫁入萧山农村是其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变与境遇改善。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观。除传统的西南省份作为迁出地外，安徽、江苏、江西、湖南等邻近省份的农村地区也成为第二代“外来媳妇”的重要来源地。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与原生社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对婚姻更有底气：她们不再认为离乡远嫁是改变生命轨迹的唯一途径。相应地，在这样的时空情境下，她们的婚嫁决策逐渐演变为一种对等的、双向的选择。

我们老家发展得不错，二十年前反倒是这边比较荒凉。我们家毕竟门口能够搭到公交车，但我老公家这边没有公交，距最近的公交站有三公里路……我娘家镇上只有一个竹制品厂，要不是看到这边厂比较多、工作比较好找，我也不会往这边嫁。(曹女士，44岁，1999年嫁入江滨，原籍安徽广德)

访谈显示，“外来媳妇”对于原生家庭所在地与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并没有量化的指标，而往往基于在特定时空中的经验观察。包括道路、公共交通、公共厕所在内的当地基础设施是“外来媳妇”们评价经济是否“发达”的最直观依据，包含着她们对于婚后生活质量的预期。同时，许多受访者提及其婚嫁移民的决策大多源自对于嫁入地产业结构与就业机会的判断。就业与女性移民的个人发展息息相关。这一代“外来媳妇”在其婚姻移民决策中，逐渐摆脱了将自身作为丈夫附庸的观念，开始强调个人的日常起居、职业发展、精神生活乃至个体化的人生价值在生命轨迹中的重要意义。夫家的经济条件由此成为次一级的考虑因素。从而，经济因素与观念变革协同作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江滨村“外来媳妇”婚嫁决策向更为平等的双向选择的转变。

本研究访谈的6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均为“二代移民”，她们大多在家乡被家中老人养育，并在家乡完成义务教育后随父母来到萧山。这一代“外来媳妇”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一部分访谈对象的父母与亲戚已在萧山成功扎根，能够为女儿在当地的婚嫁市场上提供与男方对等甚至优于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另一部分访谈对象的父母在萧山当地工厂务工，职业与收入并不稳定，加之近年来资本收益挤压劳动收益、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在移民迁入地处于普遍的相对贫困状态，其原生家庭与个人对于婚姻交换所带来的经济状况改善仍抱有期待。

嫁给他不是图他的钱。说实话，我爸爸妈妈很早就来了萧山，现在店也开起来了，商铺也买了，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条件比他家还好一点。关于家庭条件的好坏，我爸爸说得很直白：如果人不好，就算家财万贯，也会败光。所以我找老公的原则是这个人要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疼老婆。(赵女士，27岁，2012年嫁入江滨，原籍安徽固镇)

我老公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他是我路上“捡来的”，晚上的时候在夜市上逛，碰到了他，看对了眼，就开始和他谈恋爱，慢慢谈一谈，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嫁个本地人然后在萧山扎根，毕竟外面来打工的还是和这边的人不太一样。我自己倒是无所谓，觉得找对象要性格合得来、玩得到一起去，本地外地无所谓，有缘分最重要。(冉女士，26岁，2014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涪陵)

经济因素使得这一代女性婚姻移民的婚姻决策动机发生分裂，然而，该阶段女性跨省婚嫁移民的婚姻观念转变弥合了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婚姻双方的地位差异。这种转变构成了该同龄群体的显著特征，并契合了宋丽娜[66]、艾大宾等[67]学者对于中国农村居民择偶标准、婚恋观念代际变化的概括。在生命历程的较早阶段与父母一同移民的轨迹使得她们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当地的婚恋对象。“性格合得来”“玩得到一起去”成为她们婚姻决策的主因，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双方经济地位不对等对婚姻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萧山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日益多样化的产业和活跃的市场为年轻一代“外来媳妇”婚后的生计来源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与乐观的预期，这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因素造成的婚姻不平等在女性婚姻移民决策中的影响。

综合上述对“外来媳妇”移民决策中经济因素的观察，笔者得出结论：构成“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时空情境的经济因素体现为女性婚姻移民原生家庭的绝对生活条件以及家乡与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通过婚姻交换实现经济改善是“外来媳妇”婚姻迁移选择的动机之一。然而，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江滨村的女性婚姻移民对于“经济改善”的认知与实践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同龄群体效应：第一代“外来媳妇”期待通过婚姻迁移脱离绝对的贫困状态；第二代“外来媳妇”则将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生活作为平行于经济繁荣的因素，纳入对于迁入地发展水平的考量；第三代“外来媳妇”通过代际投靠实现移民，在婚前就已享受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红利，使得经济因素在其婚姻决策中的作用减弱。经济因素构成了“外来媳妇”生命历程中“外嫁”这一重大转折的时空情境。时空情境的演变与经济因素对于“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动态作用，可以被投射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五、社会资源与个人发展机会结构

当前国内外探讨女性婚姻移民的文献，除着眼于婚姻交换作为弥合经济不平等的手段外，还集中讨论了婚姻作为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性补偿机制的角色与作用。婚姻的社会地位补偿效应建立在婚恋双方社会地位不对等的假设前提下，被户籍制度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城乡差别[43][68][69]，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地域差别[5]，以及性别劣势为女性带来的能动性制约与机会缺失[70]是构成这种不对等的主要原因。王丰龙与何深静[51]指出，当代中国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向上的婚姻流动，亦即女性从农村迁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迁入发达地区，以期补偿户籍、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机会劣势的迁移。这种业已固化的流动模式加剧了区域性的适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恶化了婚姻挤压的状况[36][37]。

由城乡、地域、性别等社会因素所塑造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是“外地新娘”婚嫁与移民决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构成了其做出选择的时空情境。本文讨论的江滨村“外来媳妇”是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劳拉·博森(Bossen,L.)认为这种婚姻移民模式并不涉及追求城市户口以弥补户籍劣势的考量[20](P 97)，然而，浙江富裕农村集合了优质社会资源，在个人社会保障、职业转换、子女教育等方面能够为女性移民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支持，并助力其克服性别上的社会劣势。由此，本项研究绝大多数访谈对象的迁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向上的流动，是她们生命历程轨迹中积极的转变。着眼于“外来媳妇”移民决策时空情境的社会因素，有利于我们理解她们生命历程中转变的动因与效果。江滨村接纳女性婚姻移民的30余年恰逢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时期，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与政策变革使得在不同时间点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在婚姻移民决策中面临不同的情境。这种时空情境的变化体现在三代“外来媳妇”对其移民考量的陈述中。三代“外来媳妇”在其移民决策中对社会因素考量所形成的同龄群体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与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决策间的动态关系。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的婚姻移民选择往往含有向上社会流动的显著动机。她们期待生活空间转换所带来的职业与个人发展机会。这种倾向被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省份与占据经济发展先机的浙江沿海地区的对比所放大。

我们老家没有厂矿，留在家只能务农，或者就是自己学个小手艺。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没有人脉，也没法给我介绍工作……当时年纪小，有一股蛮劲。听小姐妹说浙江到处都是厂子在招人，就想过来看看。我心想浙江是平原，嫁过来之后最差也就是务农，毕竟这里的地平整，不需要上上下下，地里的活干起来没有那么累。(余女士，51岁，1988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涪陵)

我们那个时候在老家的女孩十六七岁结婚生孩子的非常普遍，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总觉得趁年轻要出去闯一闯……女孩不像男孩，当兵、打工，说走就走，我们几个小姐妹出来的时候家里阻力都很大，但出来之后真是不后悔。这边工作好找，有一些厂专招女工。我决定嫁进萧山也是因为工作机会多的缘故。我总觉得我比留在老家的人眼界更宽、更加独立。(莫女士，53岁，1989年嫁入江滨，原籍贵州铜仁)

地域性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构成了第一代“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本项研究中，11位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不约而同地将浙北农村与其老家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进行比较，并纷纷认定跨省婚姻移民的选择为其个人发展提供了助力。这种助力首先体现在职业领域：萧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就业提供了机会与多种可能性。其次，这一时期的萧山社会以务实发展为主旋律，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迁出地和性别没有歧视，同期就业市场中以轻手工业为主的行业特点甚至成为女性移民就业的利好条件，这有力地化解了性别劣势对于女性个人发展的制约。这一批江滨村“外来媳妇”婚姻的决策往往与她们个人发展的规划息息相关。婚姻是一种补偿“外来媳妇”在老家的地域、性别劣势的手段，并成为其长期享受浙江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福利的保障。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面对着迁出地与迁入地社会发展差异的逐渐缩小。着眼于社会因素的观察表明，跨省婚嫁移民的选择往往基于这批女性移民的现实考量：虽然区域间社会发展的差异不再会为她们生命历程的轨迹带来质变，但关于在迁入地社会资源渠道和占有的预期与算计依旧影响着“外来媳妇”远嫁他乡的选择。

我老家虽然是重庆山区，但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落后。我嫁过来的时候，这边还没有我们老家的县城繁华。我的几个小姐妹留在老家，去县城做做小生意，生活也是能过得不错的……我嫁到江滨村主要是觉得这边离大城市近，医院、学校条件都好，对自己和对小孩都有好处。这边毕竟是富裕地区，社会福利好，比如说这边的农保，我公公婆婆现在不干活了还有钱拿，我爸爸妈妈在老家就没有这个好处。(段女士，42岁，1999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巫溪)

我原本也没有想着嫁过来，是我老公家硬催着我们去领证，后来才知道1997年厂子征地拆迁，家里多一个人头就能多拿一份钱。要说宅基地和自留地都是老家比这边多，但这边的地明显更值钱。(刘女士，41岁，1996年嫁入江滨，原籍湖南常宁)

江滨村的第二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大多依循“先外出务工、后婚嫁落户”的生命历程轨迹。从访谈中不难发现，她们婚嫁落户的决定多建立在对迁入地与迁出地社会资源、社会福利、自身社会地位变化与社会环境为个人发展提供条件的考量上。代内选择仍是这一同龄群体移民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这一阶段，不少“外来媳妇”家乡的社会发展势头迅猛，但她们背井离乡、出门闯荡的选择意味着放弃了原生家庭在家乡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积累。囿于在迁入地有限的社会网络与资源，这一代外出务工的婚龄女性依旧将婚姻作为实现其社会流动的依托，补偿其因社会资本缺失而丧失的向上流动机会。与第一代“外来媳妇”不同，对于90年代中后期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而言，在富裕农村落户的吸引力不再仅仅体现在个人职业发展的前景方面，富裕地区本身能够提供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以及福利保障成为她们决策的重要依据。这种变化根植于这一批“外来媳妇”迎接婚嫁作为人生转折时的时空情境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大大拓展了传统欠发达地区青年在非农领域的个人职业发展机会。虽然这一趋势缩小了地域社会发展的不均，但先发与后发地区的社会资源差别被固化为一系列政策红利、公共资源与福利保障的差异，并作为婚姻移民选择的时空情境被江滨村的“外来媳妇”们敏锐地感知到。

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其移民的形式则由代内选择转变为代际投靠，通过婚姻落户成为一个较为自然的选择。这一代“外来媳妇”在其移民与婚嫁的决策过程中对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并不再局限于迁入地与迁出社会在城乡、地域、性别领域的差别，她们更多地考虑如何借助并利用先期移民至萧山的父母的社会资源实现个人发展。

我是在老家读完初中之后出来的。爸爸妈妈一直在萧山这边，我也没有不来的道理。过来之后慢慢就有自己的圈子了，我老公是我在这边念技校时的同学。(覃女士，33岁，2009年嫁入江滨，原籍广西柳江)

嫁过来不是我的决定，都是爸妈安排的。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老家好玩，但毕竟(萧山)离大城市近，各方面条件都要好一点，赚钱机会多，钱也来得快……我嫁过来不后悔，要是爸妈不出来，我应该会去酉阳县城吧，不会想到自己能嫁这么远，嫁到浙江。(王女士，24岁，2016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酉阳)

因为移民时年纪较小，又普遍依赖父母铺设的道路实现移民与婚姻，江滨村第三代“外来媳妇”的婚嫁选择作为向上社会流动途径的意义被淡化。不同于前两批“外来媳妇”，她们面临着全新的时空情境：父母长期在当地务工所积累下的本土知识、人脉关系与财富成为移民与婚嫁决策中最内核的社会资源。与前代相比，她们个人的能动性在通过婚姻筛选并获取对个人职业发展、生活福利有利的社会资源方面并未起到关键性作用。

通过上述经验观察与分析可以得出本节结论：社会因素在塑造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婚姻移民选择的时空情境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节所讨论的社会因素指女性跨省婚姻移民个体在其移民决策中考量的社会资源样态、来源、渠道以及占有。城乡差别、地域优劣与性别发展是影响“外来媳妇”决策的主要社会因素。远嫁外省的决定或多或少与“外来媳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意愿相关。然而，身处不同时空的“外来媳妇”在评估社会因素时的着眼点有所差别，这体现在三代移民所展现出的同龄群体效应：第一代“外来媳妇”力求通过婚姻移民争取个人职业发展机会；第二代“外来媳妇”期待以婚姻移民谋取更优的福利保障；而第三代“外来媳妇”通过代际投靠实现移民与跨省婚姻，以期更好地利用父辈积累的社会资源。虽然婚姻移民决策的考量复杂，多种因素往往互相糅合，但这种通过比较生命历程代际差别而观察到的同龄群体效应反映了三代“外来媳妇”关注重心改变的大趋势。江滨村的三代“外来媳妇”对于其生命历程中重大转折背后社会因素的认知、评估与利用的策略是个体生命历程与其所处时空情境动态关系的例证。对不同情境下社会因素作用的探究为理解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动机提供了支持。

六、社会网络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动机的检视还需要将社会网络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女性婚姻移民的文献指出，“外来媳妇”的婚姻移民往往依托其社会网络得以实现，移民的决定同时包含着她们对原生家庭社区与迁入地社区价值、观念与文化的回应[38][42]。在远嫁外省这一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中，社会网络成为女性跨省移民重要的信息来源、交往渠道与精神支撑[45]。与此同时，社会网络也承载着迁出地与迁入地社区的价值与观念，是社会文化影响“外来媳妇”决策的重要媒介。

本研究着眼于解析江滨村“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移民外嫁前的社会网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访谈表明，“外来媳妇”的移民与婚姻决策主要受到来自核心家庭、亲族、邻里、密友与媒人五类社会关系的影响，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外来媳妇”面临特定时空中人生转折时所依托的社会网络，并编织、传播围绕外嫁的社会价值、观念与话语。既有文献中，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女性婚姻移民与其社会网络的互动，并深入分析了社会网络的作用。例如万蕙等[65]学者探究了女性婚姻移民中媒人与介绍人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媒人的职业化、专业化与逐利倾向有利于婚姻迁移地理范围的扩大，但也促进了婚姻“商品化”的趋势。余练[26]、李艳春[70]等学者对家庭在女性婚姻迁移过程中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探讨家庭对女儿外嫁的经济、情感与风险的认知与回应，这恰恰应和了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结婚不是一件私事”的论断[71]。而申艳芳与郝大海[45]、张琼[19]等学者则综合地解析了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网络，并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进行了对比。一如申艳芳概括，“外地媳妇”的社会网络建构的逻辑完全颠覆了“差序格局”，“并非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远近，而是完全从情感的远近亲疏来安排不同群体在自己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的相对位置”[45](P 124)。

然而，对女性婚姻移民社会网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讨论外嫁后的社会融入与社会支持，关于社会网络与婚姻决策间关系的实证观察较为缺乏。同时，这一问题域内的质性研究多为历史断面研究，缺少动态、发展视角下对社会网络在社会环境变革中演变的讨论。作为对领域内学术成果的呼应与补充，本节探讨社会网络对女性婚姻移民决策过程的影响，并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范式，分析江滨村不同批次“外来媳妇”外嫁选择的时空情境，探寻同龄群体效应，以此揭示社会网络的形式、作用方式与影响的演进以及女性个体所身处的相互联系的生活的动态特性。

对于社会网络及其载负的社会价值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强调呼应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传统与埃尔德所总结的基本原理[56](PP 5-6)。与社会网络的互动是“外来媳妇”一定时空中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社会网络向女性移民传达的社会价值中暗含着对于生命历程轨迹贴切的社会时间(the timing of lives)的要求与期待；另一方面，这种互动揭示了生活相互联系(linked lives)的本质。而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并回应其承载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出女性婚姻移民个体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基于此，社会网络作为平行于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内容，构成移民与婚姻选择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一代“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往往与原生家庭向外的推力息息相关。这种推力脱生于对家乡匮乏的经济、社会资源的判断，并流行于受访对象娘家的亲族与邻里之间，体现为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社会价值与观念。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跨省婚姻迁移的第一批践行者，她们在迁入地没有许多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婚姻迁移的选择存在部分随机性与盲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在迁入地社会生活的体验。

我家是三兄弟三姐妹，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我家兄弟姐妹多，日子尤其苦，女儿一个都留不住，全去了外省。村子里其他人家也都差不多，女儿生出来就是要准备嫁出去的……我嫁到江滨之后第一年就生了儿子。当时回去也不方便，联系也不方便，我连电报都没有给家里拍一个。(金女士，55岁，1989年嫁入江滨，原籍云南临沧)

(嫁到浙江来)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自己出来之后没有和家里联系，嫁人了爸妈也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找我，我老家小队里有一个人在萧山知道我的情况，回家告诉爸妈，他们才知道我留在了萧山……那时两边都穷，联系也没有用，我嫁人娘家一分钱也没有给，我们自己生活也不好，也没有钱给他们。我儿子五岁的时候回了一次家，十来岁的时候又回去了一次，第一次是因为爸爸生病，第二次是因为爸爸没了。(管女士，58岁，1983年嫁入江滨，原籍贵州盘县)

在第一代“外来媳妇”的社会网络中，家庭、亲族、社区共同构成了她们婚姻迁移的动力。许多村庄甚至形成了“远嫁文化”：“女大不中留”的惯例即体现了对于女儿生命历程轨迹以及对转变发生时机的社会期待。彼时，长距离的迁移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种种交通与通信的不便切断了大多数“外来媳妇”与原生家庭及社区的联系。如金女士、管女士这样离家数年，直到结婚生子后方才返乡探亲的现象屡见不鲜。她们的婚姻中也并不存在彩礼、婚后赠予等制度安排以保持“外来媳妇”与原生家庭的物质联系。社会网络的推力与迁出地鼓励女儿外嫁的地区文化构成了这一阶段嫁入江滨村的女性婚姻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则面临着与第一代“外来媳妇”截然不同的社会网络与舆论环境。这一时期，虽然鼓励女性通过婚嫁向富裕地区的流动仍内嵌于不少“外来媳妇”迁出地社会的期望之中，但女性移民的原生核心家庭对于外嫁的决定不再盲目遵从本地观念，一味地将女儿“外推”。另外，“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受到了来自代内同乡、密友的支持。老乡、小姐妹的带动使得婚龄女性更勇敢地迈出家门，也使得她们最终远嫁他乡的决定变得更为自然。

我有一个姐姐。我姐哥(姐夫)是上门女婿，她俩留在重庆照顾父母，我出来自然没有后顾之忧……我初中毕业那阵子，我们村的年轻人都往外跑，但我家爸妈护着我和我姐不让走，是我硬要出来的……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爸爸妈妈心里难过，我那年写信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萧山订婚的消息时，我姐说我妈哭了好几天。我妈说我嫁得那么远，就像白养了一个女儿一样。(冉女士，48岁，1996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酉阳)

我们村嫁到萧山来的很多。我老家的邻居是我从小一起玩的小姐妹，她先嫁到隔壁村，然后把我介绍过来打工，又把我介绍给老邵。我那个时候也简单单纯，听小姐妹说这个人很好，我想就跟他算了……我这个小姐妹很老练的，我爸妈听说在这边有她帮我，都很放心。(韦女士，50岁，1991年嫁入江滨，原籍广西柳州)

对于移民与婚姻的“自主选择权”是这一同龄群体外嫁选择的基本特征。正如前文所述，随着萧山“外来媳妇”主要迁出地经济发展的起步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婚姻迁移不再作为当地婚龄女性有限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替代品，也不再是其改变弱势地位的唯一选择。这一变化投射在女性移民的社会网络中，集中体现为“外来媳妇”核心家庭的态度变化。许多访谈对象表示，父母往往基于对家庭生活条件的评估、对本地发展的期待以及情感等因素，反对女儿远嫁外省的决定，而她们自己则大多愿意“趁着年轻，出门闯一闯、开开眼界”。在去与留的决定上，“外来媳妇”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能动性。

这一阶段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的移民与婚嫁决策也受到了其社会网络中已外出务工或是完成婚姻移民的亲友们的支持。如博森[20]、德里亚·达文(Davin,D.)[18]与李艳春[70]等学者指出，由于女性自身的脆弱性及社会与家庭对其性别身份的担忧，女性的迁移风险和成本远高于男性，婚龄女性的移民决定获得家庭许可的前提是“在目的地有亲密的朋友或亲戚，抑或与其他妇女一同迁移”[70](P 123)。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嫁入江滨村的第二代“外来媳妇”的观察与这一判断基本吻合：这一时期的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在其婚姻迁移的决策中充分利用其社会网络应对、控制并化解长距离移民与婚嫁对其生命历程带来的风险。迁入地的社会网络支持构成了其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

嫁入江滨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面临着家乡与迁入地两边社会网络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期望之间的割裂。作为“移民二代”，她们通过代际投靠来到萧山，并最终选择在此定居。少年时期在家乡的生活与青年时期在迁入地的经历为她们圈定了二分的社会网络格局，也在不断地碰撞中构成了她们移民与婚嫁决策中的推力与拉力。

我在这边交际范围很小，不太交得到朋友，最要好的还是老家的发小，但她们又不可能跟过来……当时爸爸妈妈让我自己选，我又哪里有的选？爸爸妈妈已经把家安在萧山了，我不来也得来……虽然嫁过来了，但总觉得我的根还是在湖南，想爷爷奶奶，也想在那边的朋友。(江女士，30岁，2008年嫁入江滨，原籍湖南东安)

(关于结婚)我自己倒是不着急，主要是老家的爷爷奶奶催我爸妈，我爸妈又来催我，弄了半天我变成了我在杭州的朋友圈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原本还跟小姐妹们说好一起多玩几年，现在有了小的(孩子)什么都做不了，门都出不去了。(冉女士，26岁，2014年嫁入江滨，原籍重庆涪陵)

不难发现，在“外来媳妇”的同龄群体中，不少个体仍然对既已做出的婚姻迁移选择感到难以释怀。这种情感主要来自生命历程中在青少年时期离开家乡、投靠父母的转折以及这种迁移为她们带来的双重身份上。老家的亲友构成的社会网络仍然是她们情感上的归属与寄托，而作为社会网络最内核的核心家庭的拉力又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离乡婚嫁的决定。生命历程中的曲折轨迹为这一批“外来媳妇”的婚嫁决定增添了犹疑与困难。

社会网络的分化还在第三代“外来媳妇”身上体现为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与碰撞。笔者发现，这一“同龄群体”所面对的一个冲突体现在婚嫁与生育时间的“时机”，亦即对生命历程中作为重大转折的婚育时间点的社会期望。虽然本项研究访谈的6位第三代“外来媳妇”均在25岁前结婚，并如此前嫁入江滨村的“外来媳妇”一样，在婚后迅速生育了子女，但她们在情感上并非“顺从”这一由家长、亲族促成的安排：许多受访者表示，她们希望更晚一些结婚生育，因为独身的自由生活更有利于在迁出地建立新的密友关系，而婚姻与生育成为其移民后拓展社会网络的障碍。对于这一冲突的观察呼应了既有文献关于当代女性青年移民的婚姻时机选择及其背后关于收入、教育背景、个人主义崛起以及婚姻观念开放等一系列的社会学解释[72]。

综合对江滨村三代女性婚姻移民的分析，本节得出结论：社会网络作为“外来媳妇”婚姻迁移选择的时空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给予实际支持与附着社会价值两条途径，影响着她们的决策过程。首先，社会网络为婚姻移民提供信息渠道、心理建设与人际交往领域的支持，以此助力婚姻迁移，并降低女性作为移民主体所承受的社会风险及对于这种风险的预期。其次，社会网络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传播“外来媳妇”决策时所处时空中关于婚嫁、移民与家庭的一系列观念话语，作为其迁移决定的基础与依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的人际网络样态不断变革，其对于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生命历程的影响也有所差别。这种差异构成了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间显著的同龄群体效应：第一代“外来媳妇”往往受到家乡社会网络的推力而实现远嫁；第二代“外来媳妇”面临社会网络中矛盾的观念与取向，而既已实现移民的亲友网络构成了外嫁的拉力；第三代“外来媳妇”因其生命历程的轨迹而身处割裂的社会网络中，二分的社会网络使得她们的婚嫁选择、身份界定与社会时间观的建构面临重重困难与犹疑。社会网络的样态转变为“外来媳妇”的生命历程带来了时空情境变化，并再次例证了生命历程与主体身处的时空情境间的动态关系。

七、结论

基于来自田野选点的质性数据，本文探讨了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及其时空情境。对个人经济条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对社会资源与个人发展机会结构的评估以及个体所处社会网络的双向作用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基础。经济环境方面，“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着眼点从挣脱绝对贫困的生活境遇逐渐转向对于“富足”(affluence)状态更为多元化的定义与考量[73]。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正逐步弥合“外来媳妇”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发展鸿沟，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与代际投靠的移民模式亦打开了婚龄女性在婚姻移民选择之外享受迁入地经济红利的渠道。这使得“外来媳妇”与配偶双方的经济地位趋于对等，淡化了跨省迁移婚姻作为“商品”的特质。社会资源方面，城乡差别、地区福利与性别发展是“外来媳妇”移民决策中的永恒主题。然而，移民主体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婚姻迁移选择中，对社会资源考量的权重与优先级出现分化与差异。社会网络方面，“外来媳妇”身处的人际网络为其婚迁决策提供信息、心理与交往方面的实际支持，同时其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传播围绕婚嫁、移民与家庭等的观念话语。社会网络对于“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决策同时具有“推力”与“拉力”，两股力量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作用与表现存在差异性。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理解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移民决策依据的三个维度，经济环境、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虽描述了时空情境的不同侧面，但又彼此联系，形成逻辑整体。江滨村第一代“外来媳妇”的移民决策虽大多着眼于挣脱绝对贫困的境遇，但同时也包含着对于职业发展前景、社会资本积累的考量；第二代“外来媳妇”婚嫁时的经济状况虽有明显改善，但其对于生活品质、福利保障的追求往往建立在婚后良好家庭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而如前文分析，通过代际投靠实现婚姻移民的第三代“外来媳妇”享受着父辈通过先期移民积累的良好经济条件与社会资源，对于迁入地发展红利的认知与考量变得更为多元与综合。纵观三代“外来媳妇”远嫁的时空情境，社会网络的“推力”与“拉力”平行于经济环境与社会资源的考量，贯穿了她们的婚姻迁移决策以及婚后家庭生活质量、满足感与幸福感、社会融入等方面，并塑造了“外来媳妇”社会身份的他者与自我界定。由此，根植于经济环境、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的诸多考量相互交联、彼此影响，共同构成“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的时空情境。

与此同时，对35位“外来媳妇”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婚迁决策的依据，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在三代同龄群体的生命轨迹中有着不同的体现与影响：经济环境、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分别为三代“外来媳妇”追求跨省婚姻的主要影响因素。本项研究通过呈现“外来媳妇”的自叙文本，揭示了这种代际变迁在微观层面的表征。同时，本文也分析了这一变迁背后的多层次动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日趋平衡、经济后发地区贫困面貌缓解、民生普遍改善，这淡化了经济因素对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大潮下的当代中国农村中，社会文化日渐呈现出多样性，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亦趋多元化，这使得“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决策依据由单一的经济境遇改善转向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社会网络支持的复杂考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塑造“外来媳妇”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及作为其生命轨迹重大转折的要素。

通过总结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时空情境及其动态发展，笔者回应了领域内既有研究针对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移民婚迁动因与决策依据的讨论。江滨村案例的代表性体现在时间、空间与移民情境的复杂性三个维度上。第一，江滨村的三代“外来媳妇”的婚姻迁移时间覆及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完整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人口流动的不同阶段[33]。第二，江滨村接纳来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外来媳妇”，其方向性的地理空间特征吻合当代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基本流向[21][22][51]，而这一现象本身也印证了艾大宾等学者对婚迁空间模式中距离日益扩大的判断[67]。第三，依托江滨村案例对“外来媳妇”移民决策的深描展现了移民所处时空情境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串联起既有文献中对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单个(类)因素的讨论与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浙北的江滨村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排头兵”，其丰富的就业机会是吸引三代“外来媳妇”前来闯荡的主要原因，进而为此后的异地婚嫁提供了可能性。不同于家庭主导的商品化婚姻以及更为极端的妇女拐卖，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的跨省婚姻迁移大多是以女性自身为决策主体的生命轨迹转折。女性在其婚姻与移民的选择中均展现出较强的独立性。这是江滨村案例的特殊之处。

本文继承了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研究范式与多层次的分析传统，将婚姻迁移的决策视作“外来媳妇”生命轨迹中的一个转折，由此探索婚姻迁移决策所折射出的移民个体生平与他们所处的时空与社会的关系。“外来媳妇”婚姻迁移的决策是个性化的、私密的，内嵌于每一位女性主体的生命历程中，与个体的经历息息相关，并集中反映了“外来媳妇”的能动性。与此同时，“外来媳妇”婚姻迁移的决策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根植于个体所处的时空情境与社会网络，体现为“婚姻交换”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以及围绕“婚姻交换”的差别性认知与实践。同龄群体在其婚姻迁移决策过程中身处的时空情境呈现出同龄群体效应，这体现在江滨村三代“外来媳妇”对于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本文将时间维度引入对女性跨省婚姻决策动机的分析，为围绕这一议题的传统时间截面研究提供了视角与思路的补充。与此同时，在生命历程理论的框架下着眼于时间维度的讨论，也拓展了将个案研究结论向群体推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