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凤 韩帮文

摘要：都市文学是城市发展到较高程度时的一种文学现象，表征了高度城市化后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的向度，是现代人“第二自然”生存境况的呈现。作家张欣自1980代以来开始书写都市，其不仅呈现都市中人与物、人与人、人与都市之间的细密且又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还从现代文化精神的角度对诸种空间关系给予诗性观照，以女性特有的生命直觉触及都市中人的生存状态。她对都市“想象的共同体”关系的持续性书写，在当代都市文学中有独特的先锋价值。

关键词：张欣;人与物;生存状态;先锋性

一  都市與都市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虽然从一开始就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由于乡土文化始终像一个巨大的牵引物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及生存逻辑，致使一代代作家身体虽然“侨寓”在城市，精神却频频地回望着故乡。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市文学，城市往往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被置于乡村/城市、个人/群体的对立模式之中，不管是小说家还是诗人，城市始终没有作为“第二自然”完整而立体地展现自我的主体性，更多的是像郁达夫式的伤感书写、沈从文式的幻觉表达、茅盾式的社会学批判以及诗人们对城市灰暗面的揭露。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全面展开，城市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必然的生存境况，此时，作家需要对城市生存经验作出时代的理性思考，“依凭都市社会的体察与提炼形成真正意义的都市文化理性和文化哲学理性”，以“都市文化哲学的文化悖论思维，展示城与人的无限丰富性与悖论性。”①本文以“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来概述作家对人与都市之间复杂而又细密的共生共融的主体间的关系。

在大部分研究者那里，“城市”和“都市”是一个互相混用的概念，实际上都市与城市之间有鲜明的差异。张英进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时特别提出“都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强调“都市”（metropolis）的大城市或首府性，②与张英进强调都市的中心地位与规模不同，陈方竞在研究上海文化时特别指出上海作为都市所隐含的现代文化基因，他认为新兴都市上海并不是在原上海县自然形成的特点和格局上发展起来的，而与它在西学东渐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商业性和移民性密切相关，如“租界管理引进了西方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市政建设、公共事业迅速启动，服务于商贸运作，各国商业、金融业资本涌入”等，③使得这座城市由传统的城市跃升为现代的都市。台湾学者林耀德主张“都市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对立面，而是“都市正文”的实践。④正是源于对都市本身的强调与看重，有学者将“都市文学”认定为“反映都市人生活与心态的载体”。⑤于是“现代性”和“大都会”就成为现代都市文学区别于传统城市文学的鲜明标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都市文学也就理所当然地集中到了北京和上海。展现了传统城市之没落和大都会日新月异的鸳鸯蝴蝶派小说，⑥有“东方的巴黎”之称的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都成为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样本。

然而，情绪型、经验式地感受现代都市的“五四”一代并没有有意识地书写都市;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创作虽然在光影之中写出了上海的风味，但终究因为城市的畸形发展而有更多的“洋场气息”;张爱玲对上海的书写展现了人与城的一体性却难逃“孤岛”的时代命运。这就造成20世纪文学中，都市现代性（urban modernity）的经验未被充分正视，符合都市生活和文学美学的“新感觉”也未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议题，这一状况直至1980年代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变。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作家开始以“在者”的身份对其生存空间给予观照并形成鲜明的审美特征，中国的都市生存经验得到了全面的展示。王朔、陈染以反叛性和自我意识确立了北京都市文学的品格，王安忆透过创作寻找“城与人”之间“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⑦确立上海的文化精神，池莉在武汉的街巷中发掘着小市民的精神气脉，张欣则立足广州在商业大潮中书写都市人的爱恨情仇。不管哪一种城市书写，人与都市之间不再是以往的探寻与认证，而是凸显了两者之间“同时在”的状态，每个人都在都市中寻找认同与故乡以期望完成“共同体的追寻”。2005年，白烨将“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抒写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的阶层，新的人物，并揭示出了一定的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的精神风韵的文学写作”命名为“都市文学”，并认为中国都市文学的三个重镇——“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一个广东”。⑧与同时代的城市文学作家相比，张欣的城市书写最能展现现代都市精神，这不仅因为广州以毗邻港澳的天然优势较为全面地接受了外来文化，还在于广州两千多年的商业文明发展保证了其较为独立的现代性。所以，当张欣有意识地《访问城市》，探索《城市爱情》时，她精准地把握到“一种城市的感觉”和“一种城市的情绪”⑨，写出了都市人在新的文化空间内的生存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达认为张欣是“用都市人的眼睛穿行于都市之间写出形形色色的都市欲望”，“用鲜活的都市欲望写出了鲜活的都市人生”⑩。张欣的军人出身背景，使她完全跳脱传统乡土文化伦理限制，迅速地以现代商业文明的思维完成了人与都市“想象的共同体”的书写。在她笔下，“城市语境和城市人物的共处构成了一幅相辅相成的图景”11，都市俨然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张欣笔下都市的“第二自然”性，超越了以往将都市异化、扁平化处理的书写模式，并由此开掘出都市文化新的审美空间，以现代性的审美眼光彰显了都市书写的先锋价值。

二  “人与都市”的互融共生及其文化精神透视

早在1930年代，茅盾就以《都市文学》12为题扫描了上海的都市文学，那时都市文学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人物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物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当时茅盾对这种“跳舞场的爵士音乐代替了工场中机械的喧闹，霞飞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码头上的忙碌”的都市情景持批判态度。此时，都市空间的“洋场”化及都市人阶层的有限性都没有出现“人与都市”互融共生的日常，因而“都市文学”也未能完整地展现其审美品格。然而，这一切在张欣的都市书写中得到改变，她笔下的都市空间多元并存，都市人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各个阶层，作家对都市以及伴随都市产生的一切物质存在都作审美化审视，客观理性的书写赋予都市以主体性，有效地构建了新的审美空间。人在新的审美空间中热情地拥抱一切物质存在，同时又超越物质的束缚在都市日常中获得主体性价值。不管是人进入都市初期被物奴役还是后来驾驭物质，张欣始终没有任何的道德批判，而是以理性客观的姿态展现了“人与都市”的互融共生，并由此透视“人与都市”互融后的文化精神，充分彰显了“都市正文”实践的价值。

在张欣的小说中，都市图景色彩斑斓，文本的肌理密布大都市的符码，都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车水马龙的街面，耀眼的霓虹灯，一起制造都市的繁华。作家对城市状态的描写接通了19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但其对都市的书写与新感觉派惯常描写舞场及咖啡厅不同，现在整个城市都被现代建筑物的景观占据，全面立体地展现了都市的审美空间，昂贵的友谊商店、豪华的白天鹅宾馆、霓虹灯、摩天大楼、别墅公园等成为都市普通的审美景观。在遍是都市符码的环境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在吃、穿、住、行诸方面显示出初尝都市物质时难以掩饰的满足与兴奋，人对物的拥抱正是人与都市互融的重要表现。比如写到吃，令人兴奋的并不是具体吃什么，而是代表着现代品位的吃的氛围，西式的刀叉、精美的银器、溢满芬芳的红酒，都令人未饮先醉。而对于穿，更是一种我为衣醉的状态。作家在很多小说中都会写到女子镜前穿衣的情景，以显示人与物的融合以及在物的加持下闪现出来的满足。“竟像亲密爱人一样的服帖”13的比喻，“幸福得几乎窒息”14的感觉，都不再像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那样躲在房门里面释放对衣服的喜爱与惊喜，而是有意通过衣服的“加持”表露自己的身份并自然地将自我与衣服融为一体。为了充分肯定都市“欲望”的，作家还以自我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进行解释：“我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15作家对都市文化的大胆拥抱与表白决定了其书写都市人生的基础，客观书写人在新的生存空间里情感与精神发生的变化，展现了都市作为主体对都市人文化观念及生命形态的影响。

在以市场经济为运作逻辑的都市生活中，金钱的地位日益重要并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有力的价值尺度和调节手段，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与感情产生重要影响，“物质欲望及其被满足”16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人”与“都市”之间“同时在”的“共同体的追寻”，成为人在都市空间中日常生存状态的一种表征。张欣对都市书写的先锋性继承了张爱玲对都市日常的书写，人自身不仅要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在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中自处，就像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写到的“市声”一样，没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着觉的。张欣笔下人物的衣食住行是其都市生活方式的彰显，“人与都市”主体性的发现使都市的文化精神品格得以确立，都市的“第二自然”性得到充分阐释。审美化地呈现都市的“第二自然”性，书写“人与都市”的互融共生的复杂性，使得张欣的都市写作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变得特异。

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中特别指出城市化不仅仅是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并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而且是出现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人们受此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出现显著变化。在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往往因为职业、兴趣、业务等发生关系，如果没有相关事务的关联即便是邻居彼此之间也往往一无所知，都市生活的这种高度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非人格化、肤浅、短暂等特征。17非人格化、肤浅而短暂的关系特质促使人们在有限的接触中，总会不自觉地掩饰自我并塑造自我，长久的自我掩饰使人与真实的自我剥离，人的情感和性格最终以极为扭曲的形式发展。如《用一生去忘记》的姚彼琳，明明是单身独处孤独寂寞的，但在同事们面前一定要表现得很滋润，《不在梅边在柳边》的梅金从身到心严重造假，大学老师蒲刃明星般的光辉里藏着恶毒而仇恨的内心。《我的泪珠儿》中的严沁婷更是不惜以从福利院收养的方式来掩盖其当年被人强奸生子的事实，为抹去孩子身上与她相关的痕迹从女儿八岁开始就不断地对她整容……人与自我的分离已成为都市人难以逃避的生命状态，真实的自我与表象之间充满矛盾和裂隙。作家以都市故事的形式揭示都市人生的精神，并非常形象地将“人与都市”的这种生存状态称为“微笑型抑郁症”以揭示都市人精神的病症。张爱玲在上海与香港的往返书写中刻写了那个时代的“双城记”，张欣则从当下的生存中挖掘“双城记”，世界表象的安宁、和谐，礼遇和谦让与看不见的幽暗。18作为时代的在场者，张欣以众多感性的故事揭示了“人与都市”共融互生过程中产生的层级关系及文化精神，在整个20世纪都市文学书写中有不可替代的先锋价值。

三  都市中个体生命精神的探索

当都市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二自然”，都市人的主体性价值必然发生改变，尤其是当人们在物质上满足了自我需求之后，自我情感精神认知就成为都市生活的必然而恒久的话题。当很多人还在关注“进城”的徘徊与挣扎时，张欣以无比敏锐的笔触探索人“在”城中的生命状态及精神安放。张欣以都市女性为切入点书写都市故事，契合了女性“已成为衡量城市的‘风向标”的现实，都市女性的书写实际上代表了都市人对所在城市的整体性认知。19因此，张欣对都市中新的阶层都市女性的发现与书写，使她成为“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20，她对女性情感及精神的关注隐含着对都市整体文化的探索。

面对都市中的各个阶层，张欣始终将其置于都市日常中给予审视以探索新的审美空间中生命精神的发展历程。从开始无限热情地拥抱物质到试图建构一个诗意空间来存放生活的失意与失落，张欣一直努力探寻人在都市这个“第二自然”中的生态平衡。当人注定要在都市中非人格化、片面性地生存时，为人建构一个诗意而完整的空间来修复和承载现实的不完美，是张欣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如她为叱咤官场婚姻不得意的杜党生提供了一份纯粹又不为人知的爱情，为父母离婚的张豆崩提供了一个闹钟式的父亲以维护家本身应该有的温情。建构理想和诗意以呵护平衡人间的百孔千疮在小说《深喉》中展现得最为鲜明。在现实中当所有的年轻人包括以正义和真理化身的呼延鹏也不得已选择妥协时，作家毫不犹豫地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从未露面却又无处不在的“深喉”以承载其超越现实的理想。“深喉”是谁，在何处，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指出，有时候“深喉”是上面信息的传达者，有时候“深喉”是提供信息的保护者。其实，作家本人对这个角色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只是她太想在现实中建构一个可以承担起坚持理想的角色了，以至于只能用一种象征、意象、信念，来传递正面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是飘忽不定的，是隐约的、渺茫的、潜在的。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任何一廂情愿的理想建构在世俗的日常中都会变得不堪一击。正如《终极底牌》中，那支年轻时的钢琴曲只能淹没在单调而艰苦的现实苟活中，即便是纯洁如高中的友情、单纯如救死扶伤的举动，脚下的都市土地都承担不起。小说结尾作家以高中生程思敏在寺庙中参悟的事件来化解现实中的诸种矛盾，既悲凉讽刺又充满隐喻。都市中的个体就像这个高中生一样带着青春期的独立自我意识，他们反叛了父辈殉道者般的传统道德及精神承继，却未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而只能选择精神的参悟修行，小说叙述中的彷徨与犹疑恰恰是都市进程中矛盾而挣扎的人类精神的变相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