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梅

摘要：《国家坐骑》沿袭了李学辉小说惊世骇俗的风格，书写了凉州大地末代“义马”诞生、成長、死亡的全过程。通过“义马”这一符号，作者详细考证了清末民初凉州民众的家国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的破灭过程，呈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蕴。小说远看苍茫浑厚，近则温润细腻，拟人与拟物的大量运用成功实现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之间的转换，冷峻奇崛的语言渗透着作者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这些看似相悖的表象实则都有其深层的自恰，呈现出李学辉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李学辉;《国家坐骑》;国家想象;悲剧意蕴;美学追求

在中国当代文坛，甘肃始终是一块很有活力的文学热土。在广袤的陇原大地，文学犹如一个民族的血液，奔腾潜流。几代文学陇军在不断的沉潜与锻造中深挖丝绸之路与黄河文化资源，在不断拓展甘肃文学创作版图的同时，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文学自信。作为“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李学辉，是以短篇小说为人们所熟知的。他的短篇小说《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有一道菜叫汉奸》等入选多种选本，为他获得了许多荣誉。除了短篇小说外，李学辉还创作中篇小说，如著名的“小麦三部曲”，但他很少涉及长篇。迄今为止，李学辉共出版两部长篇小说。这样的低产出仿佛与纷纷攘攘的当代文学出版市场显得不大相称，但正如著名评论家施战军所说，李学辉往往在“沉潜了若干时段后会突然拿出饱含心血和生命呼啸的惊世之作”①。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2010）公开出版8年后，李学辉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原载《芳草》2018年第2期）。这是李学辉的又一部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打磨的深入挖掘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力作。

一  顽强的文化坚守：凉州民俗的又一曲挽歌

《国家坐骑》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作为一名乡土小说家，李学辉已经成功绘制了一幅文学长河的凉州画卷，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场域——“巴子营”。无论是短篇《1973年的三升谷子》《乡村无梁祝》，还是中篇《麦婚》《麦女》《卖饭》以及长篇《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长期以来，李学辉通过“巴子营”这个文学意象一步步建构起自己庞大的“巴子营”世界。作为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李学辉不仅仅醉心于自己生命原地文化的博大，他还试图通过故乡即将消失和已经消失的风俗，建构起一个个规模宏大的叙事，通过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文本，为凉州文化“立言立意”“立心立说”。不同于一些作家对故乡的回忆式书写，李学辉常年驻扎在故乡凉州，他亲近土地，倾心于故乡的人文风俗，对于故乡凉州的文化书写始终建立在个人真实的乡村生活体验之上。因此，李学辉笔下的“巴子营”更具原生样态，不仅真实呈现了地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生态凉州，而且构建了一个超越地理行政区划意义的文学凉州，“一个充满了独特民俗风情与强韧生命气息的凉州”②。同时，以“巴子营”为文化原点，李学辉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充满浓郁凉州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它如同鲁迅小说中的未庄、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城、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莫言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韩少功小说中的马桥、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马孔多小镇一样，成为作家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种符号。

《国家坐骑》具有独特的叙写对象，它是继《末代紧皮手》之后对“巴子营”民俗的又一深情书写。“巴子营”所处的凉州古称雍梁之地，是“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西北重镇，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大凉都在这里建都。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共同孕育了凉州文化的博大精深。深谙凉州文化的李学辉往往慧眼独具地选取那些渐渐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凉州民俗进行深入挖掘，如《麦女》中严格的麦女选拔习俗，《麦婚》中形式繁缛的婚姻仪式，《麦饭》中精致而严苛的面食制作流程，以及《末代紧皮手》中被民众奉为信仰的紧皮手民俗。这些被选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色彩鲜明、题材独特，不仅具有极高的标识度，同时蕴含着李学辉对于历史、文化具有一定深度和维度的思考。在《国家坐骑》中，李学辉继续剑走偏锋，他抓住了凉州地处汉羌边界、民风彪悍，以及凉州盛产良马，自古就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美誉的特征，在大量走访乡贤、进一步进行史料论证的基础上，详细记述了凉州大地最后一匹“义马”诞生、培育以及献祭转世的全过程。不仅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奉献了又一个绝无仅有的独特形象，同时又从即将消逝的乡土文化中挖掘民族精神的内涵，对丝绸边陲之地普通民众的家国情怀做了精神层面的解析。

《国家坐骑》是凉州“义马”习俗的一曲绝唱。“义马”习俗是凉州大地独特的习俗，它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到来逐渐形成，并完善、兴盛于整个冷兵器时代。马对于凉州而言，意义非凡，马神信仰在凉州文化中根深蒂固。与其它地域马神信仰的繁荣主要源自民众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对于马匹的需要不同，凉州的马神信仰盛行首先与凉州盛产大马、凉州对军马的需求关系紧密，同时也与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古代驿道、贸易交流对马匹的需要息息相关。凉州具有天然的养马环境，同时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历代政府都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的养马机构——“马政”。因而在凉州，尚马习俗古来有之，为国家养育良马是千百年来凉州百姓尤其是马户的重要职责，同时“有草就有马，有马就有国”的思想深入人心。1969年10月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器“马踏飞燕”就是汉代凉州社会尚马习俗的明证。凉州民俗中包含大量的马文化因素，“义马转世”就是其中最为直观的体现。但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凉州的马文化也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李学辉从凉州的历史中钩沉“义马”习俗的缘起，并饱含深情地叙写“巴子营”末代“义马”的赋形与涅槃的经过，表现出对已逝去的“义马”习俗的追念与思考，显现出浓郁的挽歌情调。

多年来，李学辉坚守在凉州，以学者的严谨一丝不苟地探寻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遗迹，深情书写着凉州的历史与浑厚，巴子营民俗的不断书写表现出李学辉作为凉州文化守护者的精神阵地与理想底色。

二  浓郁的悲剧意蕴：作为符号的末代“义马”的所指与能指

《国家坐骑》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马”的崇拜由来已久，从周穆王驾八骏日行三万里平定四海到秦始皇以七骏统一天下，到汉武帝用十骥征战西域、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丰富的马文化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具象的马的形象与品行，同时赋予马丰富的道德情感，使之成为整个冷兵器时代国家精神的一種象征。作为重要的养马基地，历代政府都在凉州设立马政，专门负责马匹驯养、马匹运输等事宜，因而凉州民众的生活与马息息相关。小说从凉州马户街的除夕写起，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详细记录了凉州最后一匹“义马”的诞生、驯养、死亡的全过程。与其它乡土小说中只是将民俗作为叙事背景的模式不同，《国家坐骑》毫不吝惜笔墨，完整地记录了凉州马户们马日拜祭、“义马”出生后三日“听骨”、三月“测马”的全过程，以及“义马”驯养过程中严格的夹头、立睡、割卵、绑沙袋、认路练胆、放性子、天马湖击水、过火场、听风、放养、烙神印等事项的具体流程，这些活动都有完整的规矩和流程，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小说结尾通过地下党员李德铭的视角对“义马”献祭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其中大小事项，无一挂漏。从四耳方鼓到铜心铁肺，从松柏马腿到舞马之鞭，都细致地一一呈现，看似冷静的叙写折射出作者对于末代“义马”所代表的冷兵器时代的马文化的留恋与不舍，也透露出作者对凉州民俗文化中国家意识的追寻与思考。

“义马”形象的塑造是李学辉顽强文化坚守的直观体现。在《国家坐骑》中，“义马”已经超越了半人半马的物性，成为整个凉州民众国家兴盛的希望所在。小说通过对比“义马”出现前后凉州马户的不同精神面貌，呈现出“义马”这一文化符号的精神指向。“义马”出世前的除夕，“马街的马户们排了队，向马神庙进发。出街口的时候，马户们举起手中的木棒，向挂在牌坊下的一只铁马掌敲了一下。他们寒素着脸，在铁马掌下稍作停留，又开步向前。”③然而，经过三日“敲骨”、三月“测马”，韩骧家的婴儿被相马师认定为是“龙驹”后，“马户们呼啦啦跪成一片”。他们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原来“锈迹斑斑”的铁马掌也“裹了红布，在来来往往的人的注视中，亮成一截岁月”④。不仅如此，放假三天回到马街的马户们还相约“走相”。于是，“扁扁的头凯旋在七寺、八庙、九台。在凉州城的墙楼上，也堆满了马户，他们爬在城垛间，把头甩来甩去。”⑤可见，龙驹出生前后马户们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龙驹的出现使得马户们重新坚定了为国家养育良马的责任与信心，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因龙驹的出世而焕然一新。即使社会依旧动荡，生活依旧艰难，但是“义马”的出现使马户们在内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因为他们坚信龙驹的降临不仅是“马户有幸”，而且也是“国家有幸”，“马不亡国家就不会亡”⑥。生的希望的重新建立与国的富强的生动想象使凉州城的马户感到喜悦与幸福。马户们的情绪迅速感染了凉州城的其他百姓：“没有一个马户说话，他们的得意在脸上游来荡去。偶尔马户们拍一下行人的肩，行人也报之以微笑。”⑦“龙驹”的诞生也使凉州城里的百姓感到欣慰与喜悦。

在成功生下“义马”后，按照相关规定韩骧夫妇由马户转为农户，同时还光荣地得到了官府划拨的位于巴子营的五亩土地。当他们带着“义马”来到巴子营，受到了巴子营的民众的热烈欢迎。巴子营的民众自发地帮助韩骧夫妇进行耕种，因为历代吃义马粮的巴子营民众坚信义马的到来，是一种运势。他们希望每年地熟的时候，“龙驹”都可以过来踩踩土地，每年的马日，“龙驹”都可以到巴子营玩耍。因为自从“上代的紧皮手死后，没有了接替的人。有了‘龙驹踩踏土地，土地爷也不敢造次。”⑧显然，在整个凉州文化中，“义马”形象已经超越了马的生物性，成为一种奉天承运的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征性。“义马”不仅人为地被赋予“天马”“升腾”“吉祥”、国家昌盛的指代意义，同时它又被视作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与土地紧密联系，与民众紧紧相依。“义马”被赋予了广泛的符号意义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因而被凉州民众像马一样地培育、像神一样地供奉。无论是生育“义马”的韩骧夫妇、相马师、圉人、马政司的其他官员、还是凉州城的其他百姓，他们都默默遵循着一种“规矩”，并严格按照这种“规矩”为国家养育“义马”。在这个过程中，凉州城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责任与使命、神圣与敬畏，都自觉地成为这种“规矩”的契约履行者。小说很好地塑造了韩骧妻子的角色。作为孕育了“义马”的伟大母亲，她在母子深情与国家大爱之间做了多次含泪的挣扎，她屡屡冲破“规矩”却又次次为“规矩”所限，最终亲眼目睹儿子由一个“粉嘟嘟的婴儿”一步步被驯养成半人半马的“国家之马”，她的母爱真实、坚定、深沉、感人。她的舐犊深情孕育了“义马”善良、温柔、宽容的美好品质，让“义马”的形象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

然而，伴随着大清帝国的国运式微，尽管“巴子营”的最后一代“义马”在圉人的严格监管下按照“规矩”养育成型，坚毅、隐忍、善良而宽容，然而他却没有能够如民众所愿在凉州的大地上奔放驰骋，带来民众期望的国家兴旺的新气象。相反，无论是他的养育过程还是他所代表的“义马”意义的最终呈现都没有能够延续历代“义马”的辉煌与不朽。最终，“巴子营”的末代“义马”在地方军阀的强权挤压之下从容献祭，在大火中走向涅槃。“巴子营”民众美好的家国梦想也伴随着末代“义马”的死亡彻底破灭，他们的命运也如同凉州城般摇摇晃晃，无法预知。心灵的无所归依与前途的不可预测使凉州民众在暗无边际的乱世中继续承受苦难与磨折，作者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一点点从纸背中渗透出来，整个《国家坐骑》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氛围。

《国家坐骑》不仅书写了“巴子营”末代“义马”悲剧的一生，还深入探讨了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尽管“几代可以出千里马，几代未必出一个龙驹”⑨，但是韩义马这个“龙驹”却生不逢时。在国已不像个国、家也不成个家的情况下，马户们的心渐渐散了。这种无所依靠的焦虑感“入侵到群众里，造成普遍迷惑、不安、怀疑、智性和灵性的不安定”⑩。他们的信仰开始动摇，不再按照惯例在大年初一拜马神、游街，也没有在正月初六的马日出门迎接“义马”，甚至连“义马”烙印这样的大事，也没有跟过来一个人。被饥饿和捐税封闭了内心的马户们对“义马”渐渐冷漠起来。从义马诞生时的得意与自豪到对待义马的冷漠与马王神拜祭活动的缺席，马户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有明确的指示意义。末代“义马”的现实意义（其能指）已经无法完全对应它的符号指示意味（其所指），因而末代“义马”的悲剧早已被注定，而且无法更改。国运式微、官员腐化、军阀混战开掘了“巴子营”末代“义马”的坟墓，“义马”民俗也在“义马”与圉人悲剧性的献祭中走向终结，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整体而言，《国家坐骑》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现实主义的力作。尽管小说偏向猎奇式的地域书写、意志空间的架构与神秘性的民俗呈现，容易造成读者阅读的陌生化，但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亦人亦马的末代“义马”形象，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又一惊世骇俗的典型存在;小说显示出的强烈的天马行空的精神气质，在与现实主义遥相呼应的同时象征性地揭示了冷兵器时代人与马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并以此引发马与国、人与国以及国家于民众之意义的深入探讨。《国家坐骑》是一部具有一定思想分量和审美境界的长篇小说，它秉持着作家将传统与现实糅和、以深沉的思考反思传统与现实的创作方法，将动荡年代民众的国家想象巧妙熔铸于“义马”培育的具体民俗，顯示出作家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义马”所托举的精神符号以及呈现的作者在精神上的探索是当代西部文学精神书写的典型代表，具有明确的精品意识，《国家坐骑》是传统精英写作在新世纪持续耕耘、沉稳推进的较为典型的文本呈现，值得关注。

注释：

①见李学辉《国家坐骑》，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封底，全文为“学辉往往在沉潜若干时段后突然拿出惊世之作，岂不知这当中有多少苦熬的心血和生命的呼啸。他以不管不顾的瘦硬的简练，凝神在义马的钩沉、赋形和涅槃中。一个兀自独立的文本，携带着从未有过的形象和超常的语风，使长篇小说赓续并拓宽，刷新了今古奇观之道。”

②盖文文：《人·土地·自然——论<末代紧皮手>中的生态伦理与人性》，《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4李学辉：《国家坐骑》，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第32页，第32页，第117页，第32页，第39页，第19页，第224页，第225页，第198页。

⑩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8页。

13[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0页。

15肖晓堃：《当敬畏丧失之后——评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文艺争鸣》2010年第15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裕固族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ZW160）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