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2020-03-20樊迎春

当代文坛 2020年1期

樊迎春

摘要：本文梳理史铁生的成长、插队、返城与走上作家之路的整体脉络，返归《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创作现场，试图厘清其诞生与评价背后的时代因素与个人故事，同时关涉史铁生创作后期的转折变化。史铁生的每一步成长与变化都与时代的起伏密切相关，但他个人的特殊经历以及“情感主义”式的价值观念与判断选择又使其独树一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为时代的产物更是其个人的物质与精神救赎，他后期的转向又使其与时代的关系亲疏难辨。无论如何，史铁生执着关注时代冲击下个人的精神困境与灵魂拯救，开拓了当代文坛哲思创作的新面向，也代表了一种作家与时代相亲与疏离的非典型症候。

关键词：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怀旧;情感主义;时代

史铁生一直以令人唏嘘的命运遭际和身残志坚的作家形象给无数读者以力量，他也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出版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书信集等十几部。201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史铁生作品全编》共十卷，收入了史铁生几乎所有作品，这也算是对当代作家极高的礼遇。对史铁生的研究也较为丰富①，但大多集中于其后期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或者整体论述他的生命意识、哲学思考。作为史铁生成名作品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②则更多以知青文学闻名，读者多为其中浓厚的陕北乡情所感染，被知青与老乡之间的脉脉温情所打动。这也使得史铁生被贴上“知青作家”“牧歌情调”等标签。在路遥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后，同样在延川生活过的史铁生便又具有了“《山花》作家群”的群体归属。不论是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简单化阅读，还是对他隶属于延川作家群体的划分，其实都忽略了史铁生个人创作的整体形态，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史铁生的创作流变在文本中的鲜明体现。本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爬梳史铁生的成长与创作脉络，返归《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创作现场，试图回答风格清朗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何以在转折时代的起伏中诞生，且是在残疾压抑的作家史铁生笔下诞生。本文同时关涉史铁生1980、90年代之交的成熟转变，希望可以还原一个始终在历史洪流中关注个人命运与救赎，与他的时代始终亲疏难辨的史铁生。

一北京胡同里的阳光少年

史铁生1951年1月生于北京，父亲是林业部职员，母亲是北京林学院的会计，在史铁生童年时期，他的家庭算是比较安稳的小康之家。在《奶奶的星星》中，史铁生曾描述过儿时的生活，和同院的其他人家相比，史铁生家颇为富足，“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虽然史铁生还有一个亲妹妹名叫史岚，但和史铁生相差近13岁，史铁生上初中之前一直是独生子。而他的大伯一家1950年代即举家迁往四川，叔叔则一直在外读书，毕业后又参军，常年不在家，整个家里便就只有史铁生这一个孩子。又因为和奶奶同住，他一直备受宠爱。史铁生少时成绩优异，他的胞妹史岚曾提起，她从云南回到北京想要插班入学时，去询问史铁生原来就读的学校，学校的老师因为她是史铁生的妹妹而破例接收，即使毕业多年，他的老师们都还记得他。史铁生的大伯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母亲工作的林学院与清华只隔一条马路，而当时清华附中因为新换校长且设立清华大学预科班而一度声名鹊起，吸引北京众多考生报考。1964年，史铁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据多位同学回忆，史铁生在中学期间虽然性格内敛，但兴趣广泛，不仅热爱所有的体育活动，参加学校运动会，还加入了课余的无线电兴趣小组。而因为作文写得好，朗诵水平高，史铁生逐渐在学校中小有名气。在和孙立哲③等清华子弟成为好友后，史铁生更是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他常常周末也不回家，和同学们一起轧马路、逛公园、看电影、吃零食。遗憾的是，这段时光并不长久，初中二年级还未结束时，“文革”开始，而史铁生的家庭成分并不好。他的爷爷是河北涿州乡下远近闻名的地主，后来在战乱中落败，奶奶也變成了“摘帽地主”。而史铁生的姥爷曾是国民党官员，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虽然史铁生幸运地并没有因为这些历史问题遭受什么磨难，他的身份在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状况下显然是离“黑五类”更近一点。在作为“红卫兵”组织大本营的清华校园里，史铁生多少遭受排挤，难以成为真正的“革命主力”。他只能继续和一群父母都是“三高”的清华子弟混在一起，虽然自在逍遥，也始终有落后之嫌。

1969年，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史铁生和同学一起赴陕北插队。事实上，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椎裂，虽然长得高但体质虚弱，他本可以留在北京，却自己主动报名下乡插队，同学们很佩服他④。但不难想象，史铁生有自己的考虑。尴尬的家庭情况使得他多少有积极主动自证清白的意思，而健康自由的成长环境也让他对插队生活抱有浪漫的想象。对于插队这件事，史铁生曾坦诚表示自己并没有清晰的认知，“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还有什么延河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⑤

1969年1月，26800多名知青先后从北京来到延安，具体分配到延川县的北京知青主要来自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史铁生和他所在的清华附中共二十一位同学被分配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此时此刻，北京胡同里成长起来的阳光少年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开始了怎样一段全新的旅程，但少年生活的璀璨自在却为这位未来作家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二插队前后

在当今文坛，提及延川县，首先想到的无疑是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路遥原本生于陕北山区榆林市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路遥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直到1973年被推荐上大学，路遥在延川县生活了二十多年。随着路遥研究的深入，作为路遥文学创作起点的延川以及延川“文革”时期的文艺小报《山花》都得到了充分研究⑥。

据曹谷溪和路遥等人回忆，“文革”中本来属于不同造反派别的曹路二人正是因为对文学写作的共同热爱成为了朋友。曹谷溪等人于1972年创办了《山花》文艺小报。至此，一个文学创作小团体正式形成。构成这一创作团体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和曹谷溪一样的本地青年，另一类就是从北京插队到延川的知青。随着路遥的成名和陶正等人的获奖，地处边远的陕北延川县城以及作为他们创作起点的《山花》得到了文坛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甚至找出了贾平凹、蔡其矫等人都曾向《山花》投稿的材料⑦，“《山花》作家群”的命名也获得了更多合法性⑧。曹谷溪多年来更是致力于促成《山花》作家群及《山花》现象的“文学史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的关于“《山花》作家群”的研究中，列举相关作家时，史铁生必然榜上有名。然而，曹谷溪等人编辑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1971年在延川油印，到改名《延安山花》出版时已经是1972年的5月，《山花》小报创办更在之后。史铁生则早在1971年9月便因腰腿伤病回京。也就是说，不论是曹谷溪最初团结的文学小团体还是后来的《山花》小报的组织与编辑，史铁生都没有机会参与。即使是回京后的史铁生，也未曾在《山花》发表只言片语。于是，将史铁生归入“《山花》作家群”这一行为本身便关涉到如何定义“作家群”范围的问题，论及刊物创办和文章发表，史铁生显然是在“《山花》作家群”“之外”，但若以是否在延川地区生活、创作是否受延川地区文化影响为标准，史铁生被想当然地算入“之内”，这自然不只是因为他曾在延川县有过两年多的插队知青生活，更在于使得他声名大噪的获奖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正是讲述延川的生活与故事。也正是这“之内”与“之外”的辩证促成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被误读。

推算时间，史铁生在陕北时肯定是没有读过《山花》的，后来和路遥私交也不多，但他后来写文悼念路遥且热情回应对《山花》的纪念，自然是出于对延川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山花》作家群”更准确地讲是“延川作家群”“与延川相关的作家群”，梁向阳曾在此前多次强调，“1983年的中国文坛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部作品的二十位作者中，竟有两位是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且这两位知青都是关庄公社的知青”⑨，正是这种对地域和地域风格的着重强调促成或者说加深了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阅读和接受形成的框架模式，“这篇小说的抒情方式非常符合我的审美情趣。我喜欢有着浓厚的抒情味道、节奏缓慢、诗意盎然的散文化小说风格”⑩，“他的笔触在委婉清俊中写出了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谊。知青生活不再是迷惘与愤慨，而是有那么多值得记忆和眷恋的细节”11，“铁生调动出所有他对那片土地的情感，使画面凸显出那种色彩凝滞的效果，让那信天游的动人旋律在这凝滞的效果中游动。信天游就好比是画面里透出来的牧笛，它哀婉动人，又那么轻快地游动着，在游动中又显出飘逸。”12“《山花》作家群”因为史铁生而更加璀璨，史铁生也因“《山花》作家群”被强化了“田园牧歌”“诗意乡村”的刻板标签。

在到达延川仅三个月后，史铁生便因腰部不适返京治疗，好转后又回到了延川。队里为了照顾史铁生，让他负责较为轻松的放牛工作。史铁生也确实在放牛生活中体会到别样的乐趣，与当地村民结下了淳朴的友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讲述了作者这段生活经历，穿插了和自己一起喂牛的破老汉的人生故事，也描述了陕北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但不管知青在当地生活如何风风火火，当地村民如何热情体贴，插队的生活依然是异常艰苦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艰苦不只在于知青本人下田劳动的辛劳，也在于前途的渺茫、士气的衰微，更在于他们以北京城知识分子的身份日夜见证着陕北农民衣食不足的艰难人生。史铁生和小伙伴们其实都亲眼见证了乡亲们忍饥挨饿的真实场景。

清平湾绝非乌托邦，史铁生十年后对于清平湾的追溯也显然不是为了发现所谓的“诗意的乡村”。史铁生对破老头的描述最让人心碎的部分也在于他因为十斤粮票没能救回儿子的耿耿于怀。“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紅，受苦人盼着好光景”，悠扬的民歌透露着极度的乐观精神，“受苦人”的苦却也真实地牵动着知青的心。

当然，年轻的史铁生和他熟悉的同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见证困苦的同时也历经了青年人的热情、活力与青春懵懂。史铁生在延川插队的时间前后不到三年，但关于集体逃票、一起游玩、男女分灶、给老乡画木箱等事情，他和他的“插友”们多年后仍能津津乐道。正是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与年轻人的浪漫青春两种情感的并行与牵扯丰富了史铁生的思考与创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当然，小说语言婉转悠扬，意境深远，与当时文坛已经流行多时、多少造成读者审美疲劳的伤痕、反思、批判、改革等风格话语极为不同。有趣的是，史铁生其实也有来自“同代人”的知音，即在花甲之年重返文坛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他在1980-1982年间以《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作品给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引起广泛讨论。汪曾祺的被重新发现与阐释，和史铁生的获奖一样，都是时代和读者的需求与选择。黄子平曾评价汪曾祺接续了自鲁迅以来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13，年轻的回城知青史铁生也在无意中契合了彼时未被充分认知的“抒情传统”。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近年致力于“抒情传统”的挖掘和研究14，他从郭店楚简到《诗经》《楚辞》和陆机的《文赋》，详细分析了从古至今的抒情脉络。当然，王德威意在当下，他试图以“抒情”对话“启蒙”和“革命”这两大强权话语并以“抒情”视野观察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而在国门初开的1980年代，来自民国的“抒情”遗风在汪曾祺这里重焕生机，在下乡知青、“延川作家”史铁生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陕北农民的清贫苦难和插队知青的理想激情碰撞冲突，最终落脚于理性深沉的反思和革命落潮的自省，短暂的插队生活成为与“启蒙”“革命”都纠缠相关的青春往事。

和无意参与“诗意乡村”的发现一样，史铁生当然也不曾自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抒情传统”，但史铁生的获奖和成名显然离不开时代的裹挟和应援，我们在宏观层面理解史铁生的同时，更不能忽视的恰恰是历史背后的“个人故事”，正是这样的故事缔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陌生性”15，也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回到文学创作真正的历史现场。

三进入街道工厂

1971年秋，史铁生的腰腿疼痛第二次发作，不得不再次回京治病，那会儿的史铁生还可以扶着墙艰难行走，抱着“要么好，要么死”的心情，史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却在一年半的漫长治疗后“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史铁生不得不告别西北大地，告别广阔天地中的朋友们，开始了自己的轮椅人生。但匆匆停留的西北生活仍然对史铁生产生了终生的影响，也直接引领他走向了作为某种创作起点的“清平湾”。

在瘫痪的最初时间里，史铁生的情绪时好时坏，但似乎渐渐接受了现实。几经周折，史铁生终于在1974年进入街道工厂工作，直到1981年因为病情发展严重彻底回家开始“专职生病”。这段工作经历在他的小说《午餐半小时》里曾得到生动的展现。近七年的时间里，史铁生一直在一群大爷大妈的包围中，做简单重复的手工劳作。也正是在这段压抑的工厂生活中，史铁生开始尝试写作。刘方坤认为，正是逼仄压抑的生活环境促使史铁生走上追忆插队生活的道路，“在一方斗室之中，生命中唯一可慰藉的也许只有偶尔来两三友人，回忆既往下乡插队的生活，编排一个个跌宕的传奇生涯”16，因为当下的困苦与压抑转而回忆最后的健全时光显然是逻辑通顺的心理补偿。

史铁生自己在创作谈中坦言，有过插队经历的人开始写作后首先想到的是写这段经历，这是最单纯直接的怀旧动作。美国俄裔学者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将怀旧区分为修复型和反思型两种，“修复型怀旧试图暂时离开复杂的当下，回到过去，并试图将历史记忆修补完善，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自我与集体的认同。反思性的怀旧既包括对过去的反思也包括对怀旧意识本身的反思。使得怀旧主体自身的情感既能品味到遥远过去的韵味，也不会囿于对过去盲目迷信和崇拜而封闭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体会”17，“基于碎片化现实的怀旧，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回溯和追忆拾缀起人类成长历程中的‘碎片，在一种对过去和传统的美好幻想中把破碎了的现实还原为完整”18。史铁生作为在这片黄土地短暂停留的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归去来”模式，而是突然地闯入与近乎永恒的别离。史铁生对延川有着另类的“乡愁”味道，他对清平湾的描述正是博伊姆意义上的“修复型怀旧”，这种“修复”的淡淡感伤勾连着陕北人民的善良和苦难，也勾连着自己最后一段“健康”的时间。小说以“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开篇，描写阳光下那些健康奔跑和互相争斗的充满活力的生命，这是对当下身体病残的“修复”，不可避免地带着美化的滤镜，使之成为当下压抑郁闷生活里的明媚记忆。

正如前文所述，清平湾并非乌托邦，史铁生携带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不容忽视，但他显然也缺乏对“怀旧”行为本身的反思，与“反思性怀旧”的距离使得史铁生绵里藏针的同时，依然局限于个人记忆与情感，看似独树一帜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其实是他于人生阴翳中开拓出的一片光明。史铁生的“个人故事”和创作实践其实契合了西方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怀旧”和创作的意义源于作家个人的情感价值判断，回忆健康青春的必要与病残人生的光明需求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解构了“事实价值”与“理性价值”，从而依附于“情感价值”。但正如对“价值”本身的来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始终存在争议一样，史铁生的创作也始终摇摆于个人情感价值偏好和微妙时代浪潮的夹缝之中。

四走上作家之路

女導演、编辑柳青被史铁生称为自己文学创作的领路人。柳青早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邻居是史铁生的同学而与史铁生相识。她因为不满于江青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而鼓励史铁生进行电影剧本创作，史铁生也确实认认真真一遍一遍地写了，但终究未有下文。直到1978年，柳青从长影回到北京，史铁生给了柳青一篇小说，柳青大为欣赏，马上找人帮忙推荐，两个月后，史铁生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法学教授及其夫人》，自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

笔者整理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前后十年间史铁生小说、散文作品列表，通读文本发现，史铁生大多在书写“文革”“伤痕”以及病残的苦痛，并没有多少插队经历，也没有旁逸之作。也就是说，进入文坛伊始，史铁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严格地处于时代主流文学的框架之内，他在批判“文革”伤痕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因为带着残疾人的视角显得与众不同。但他的不同停留于叙述和观察的角度，而绝非文学观念与创作追求。在一众作品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其实略显突兀。

然而，作品的获奖使得史铁生跻身知名作家的行列，并直接推动了1985年北京作协帮助他重返陕北。直到此时，史铁生才第二次创作关于插队生活的作品，即带着鲜明纪实色彩的《插队的故事》。在这篇散文中，史铁生则坦言“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20。仅仅间隔不到三年，此时的史铁生，俨然展现出了专业作家的素养，懂得历史地看待自身的记忆与问题，认真反思了时代的曲折与个人的抉择。但不管是在《清平湾》之前还是之后，史铁生关注的始终是历史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关注的是冲击之下弱小的自我如何实现自身的疗愈与救赎，乃至残疾人如何在更艰难的维度上面对爱情、平等与魔幻的人生。这依然是“情感主义”色彩在作家身上的无意识显现，那些他所判定的情感和价值在他笔端自然而饱含深情地流淌。史铁生其实未曾着力于知青题材，“插过队的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21，只是到了1982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才算成功，对比之前和之后的作品，史铁生也显然对所谓“诗意乡村”“抒情传统”与“逆历史潮流而动”22没有自觉的认同或刻意的追求。

如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确实有不同于同时期知青文学的特质，那更多也是源于作家个人的特别经历。作为林业部干部和会计的长子，从小由慈爱的奶奶带大，在北京胡同里过了十三年独生子女生活，史铁生人生最初十几年的美好生活奠定了他一生的性格基调。虽然历经了一段悲观绝望乃至试图自杀的生活，但这是一个21岁突然瘫痪的年轻人的正常反应，值得最大限度的同情与理解。直到因病回京，史铁生才真正地脱离主流，与他的同代人仍然在如火如荼建设社会主义不同，他只能待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中行动不得，只能在低矮压抑的街道工厂与一群大爷大妈一起工作。此时的写作对史铁生来说不只是一种突破人生困境的方法，更是与他的时代脱节之后的焦虑反应，是他努力归队的实际行动。因此，史铁生在创作之初始终在“伤痕文学”的主流序列中就不足为奇，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作为多次尝试知青题材之后的成品，既有一直以来的乐观性格做基础，也依然是青年对时代的“回答”：作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插队知青究竟该如何看待那段岁月？插队地区的贫穷与苦难该如何纾解？回城后的知识青年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前后大约三年的插队生活是史铁生最后的健康时间，是他最后一段与时代同行的集体生活，也是他最后一次身处“阳光灿烂的日子”。史铁生以对这段“明媚记忆”的书写重新梳理了自身的情感与价值归属。

1990年，同赴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子冀牵头编写《回首黄土地》一书，回忆陕北知青生活，史铁生也名列编委。随后，史铁生写出了《相逢何必曾相识》追忆往事，不久又意犹未尽地写出了《黄土地情歌》，这是史铁生继《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之后第三次触及插队生活。史铁生的反思与坦诚在这一年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在《对话四则》和《随笔十三》中都对以往的创作做出了新的阐释，而对于如何处理“回忆”，此时的史铁生也显然更为从容和专业，“把它们（往事）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他们能够被欣赏。” 23这也是前文论述过的“修复型怀旧”。当然，此时史铁生的坦然不只来自于成功寻找到的写作之路，更来自于时下生活的安逸。1989年，史铁生与陈希米24结婚。史铁生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少年以后人生中最为安定舒适的一段生活。也是在这段时间，史铁生的小说创作减少，进行了一些影视创作，写了不少创作谈、文学评论，与其他作家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简单地说，史铁生开始过越来越专业的“作家”生活。但就在他收获爱情的这年初夏，广场的事件依然深深地影响了他，使得他在初来的幸福生活中创作了那篇使得他再次声名大躁的《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算是作家这一段时间精神生活的集中展示。从优秀骄傲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子到距离“黑五类”一步之遥，再到陕北艰苦迷茫的插队生活，以及在最闪亮的21岁残废了双腿，史铁生在这篇散文中记录了自己最初的彷徨无措，也真实描述了支撑自己走到今天的多重力量，母亲、朋友、陌生人的生命力量，以及对生与死的思考，对生活与生命奥秘的探索。程光炜曾指出地坛的政治隐喻，“史铁生也许没有去‘广场，但他去了‘地坛;‘地坛替代了‘广场，在作家病残身体的逼迫下开始了‘重建的工作。千百万人都没有去过广场，可是他们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清扫着成堆的废墟，他们心目中有一个抹不去的历史叙事，他们灵魂里面早就有一个‘设定的目标”，“一个病残的年轻人在困难地用这些生命现象说服自己，支撑自己，这是他生活的支点，是他自己在顽强地扶起来的那座纪念碑”25，程光炜的推测显然是合理的。作为创作之初便紧跟时代潮流，在“伤痕”和“反思”中成长起来的主流作家，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也从未置身于他的时代之外。自《我与地坛》开始，史铁生真正跻身“当代经典作家”的行列。从最初靠着书写作为“明媚记忆”的清平湾来进行心理补偿和回归历史的作家史铁生，在此时此刻终于成长为有能力直面时代的大事件，有勇气坦诚面对自我的“平凡作家”。

结语

从最初的成名到逐步被经典化，对史铁生的评价显然也代表了当时文学宣传的需求。时过境迁，回到史铁生创作的起点，关切史铁生完整的创作脉络无疑是对已逝斯人的最好怀念。《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安慰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我与地坛》则在多重意义上代表了作家生活与思索的成果。创作之初的史铁生显然沉迷于他的时代，沉迷于大时代的变革和自身的责任使命，但携带病残创伤的他又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立精神，在书写实践中进行着个人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在事实和理性的辩证之外另辟蹊径，进行个人的怀旧修复与精神救赎。直至个人生活空间不断窄化，思维精神不断纵深，史铁生逐步和他的时代作别，开始以逃逸的姿态实现对形而下的超越，当然，他超越的又何止是时代，更多的是人类思想的边界。史铁生无疑是特殊和珍贵的，但“地坛”之后，史铁生逐渐成为“逆游的行魂”26，他的作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我与地坛》一样给人鼓舞和震撼，在多大程度上开辟了文学发展新的空间和限度，也成为一个有待谨慎回答的难题。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史铁生都构成了当代文坛多元复杂的一面，也代表了一种与时代从相亲到疏离的非典型症候。

注释：

①根据中国知网显示，和史铁生相关的博士论文有3部，硕士论文有100多部。

②發表于《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并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一举成名。刘方坤曾梳理其在当时的影响和文学评价，本文不赘述，参见刘芳坤：《诗意乡村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80年代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③孙立哲，原名孙立喆，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隔壁班同学，在插队时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成为赤脚医生，自学成才，甚至在窑洞中为老乡做开颅手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知青代表，二人患难与共，终生挚交。

④姚建：《同桌同队同灶》，“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5页。

⑤史铁生：《插队的故事》，载《命若琴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0页。

⑥延川《山花》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和成熟，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和《山花》杂志社编有内部发行的《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有《延川文典·山花资料卷》，目前也有几篇硕博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开辟专栏“延川《山花》研究”。目前《山花》为季刊。

⑦李震：《文学视域中的<山花>现象与延川作家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⑧最早使用“《山花》作家群”这一概念的是北京大学2003级博士生张红秋，她在博士论文《“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研究：1972—1976》中曾作命名。

⑨⑩梁向阳：《人杰地灵》，“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97页，第398页。

112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第298页。

12朱伟：《铁生小记》，载《作家笔记及其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