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华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相关研讨会上阐述自己对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中国角色的定位认识

渔业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增加渔民收入、促进生态文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8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6458万吨，全国渔业总产值达2.59万亿元，连续第30年产量保持世界第一，水产蛋白消费已占我国动物蛋白消费的30%以上。但是，由于捕捞能力急剧增强以及工业污染、生活排污等因素影响，造成我国近海水域环境恶化加剧、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近海几无可捕之鱼”。加上我国部分管辖海域与邻国海域交错重叠，越界捕鱼、渔业管辖冲突频繁发生，给传统睦邻友好关系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自1985年以来，我国开始发展远洋渔业，特别在“十二五”期间迅速成长为全球远洋渔业大国。与此同时，国际海洋渔业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负责任的渔业管理、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IUU）非法捕鱼活动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在这种新形势下，保障国内优质水产品供应、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渔业合作、维护和扩大海洋权益，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探索未知的海洋奥秘，推动形成公平合理而有效的国际渔业秩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渔业法》的修订工作，这将有助于完善我国渔业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有助于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升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渔业游戏规则的能力。

落点一：应为我国推进国际渔业捕捞配额合理分配提供抓手

随着全球范围内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加剧，国际渔业资源争夺和渔业利益冲突更加激烈。加之我国某些远洋渔业企业安全意识不强，船员素质不高，违规捕捞事件频有发生，我国渔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渔业法》修订应当妥善处理履行国际公约与维护国家渔业权益之间的关系，严格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等重要国际文书，全面履行国际义务，坚决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渔业活动。我们应当努力掌握国际渔业规则的“出题规律”，在提高“做题”能力的同时，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提高自身的“出题”能力，特别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和区域渔业管理事务的水平与能力，为优化全球捕捞能力分配与管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为公正合理的捕捞配额。

落点二：应为国际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提供协调机制

随着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应当积极开展国际渔业资源养护工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良的公共产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切实消解“船队规模扩张与过度捕捞可能产生的长期或不可逆转影响的危险”。特别是在禁渔区、禁渔期的制度优化、渔获物及配额管制，渔船规模限制与渔船作业透明化，渔获物转载监控与渔获物贸易认证、混获物处理等领域，优化制度设计和规范管理。建立水域污染防治与渔业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促进国际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据了解，农业农村部此前计划到2020年将我国的捕捞能力降低15%，其中渔船数量减少1万艘、渔船马力削减150万千瓦，全国远洋渔船将稳定在3000艘以内，捕捞总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下。与此同时，我国应当坚持推进环境友好型渔业生产方式，减小捕捞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树立中国作为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

落点三：应为全面提升渔业科学技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渔业法修订应为推广国际先进渔业技术，推进渔船、渔机和渔具标准化建设，优化基础捕捞数据的统计和收集，全面提升渔业科学技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应完善我国渔船建造审批、作业许可、年度审查、捕捞数据采集、行业自律等制度，逐步推行渔船标准化改造，研发设计节能环保型渔船，更新淘汰高耗能渔船，推广渔船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有效的渔业管理是建立在客观、全面、准确的数据之上，对于重点捕捞海区资源分布状况缺乏研究、养护技术落后以及渔业管制缺失、投資过度、船队规模过大、渔具选择性不够，是制约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渔业管理应当完善渔船船位监测、渔获产地资料、国家观察员制度、标准化渔捞日志等监管措施的有效实施，建立大数据平台，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和渔获数据的可追溯性。

落点四：应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渔业执法提供国内法支撑

国际渔业执法一直存在悖论，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监测、管理、监督和执法机制，另一方面又大量存在着滥用执法力量，执法手段与执法目标不成比例，甚至缺乏必要的人道主义精神，伤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现象。《渔业法》需为我国加强公海护渔、开展联合渔业执法巡航和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提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农村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组建了中国海警局。2018年又将海警队伍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渔业大国，应当加强执法力量、完善执法手段、提高执法能力、执法水平以及执法效能，加大对渔船监管和护渔力度，忠实履行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维护海上生产作业秩序，为公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落点五：应为我国涉外渔业纠纷提供必要的管辖依据及相关行政与司法程序保障

传统上我国的渔业立法模式过于内敛，明确正在进行的法律修订可以适当借鉴美国的长臂管辖和保护性管辖立法，从制定层面强化防范和打击各类破坏渔业资源、扰乱国际渔业生产及贸易秩序的国际渔业不法行为，巩固与拓展我国传统渔场，建立一个集合政府、民间力量的动态立体护渔机制以解决涉外渔事纠纷。完善有关渔业安全生产、海难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的法律规范，保障我国渔民海外作业的人船安全。新的《渔业法》设置这类规则也将有助于减少外交纷争，管控涉外渔事纠纷、控制与消除外来侵渔事件，维护我国主权和海洋权益。

当前，国际渔业秩序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国际协定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全球所有公海基本纳入区域渔业管理，沿海国对于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日益重视，各国相互之间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方式进一步得到拓展。我国应当抓住国际渔业秩序升级转型的契机，完善我国《渔业法》的相关内容，为推进国际渔业捕捞配额合理分配、为国际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为推广国际先进渔业技术全面提升渔业科学技术水平、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渔业执法、为我国处理和解决涉外渔业纠纷提供国内法的支撑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推进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渔业秩序。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