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峰

民国时期，由于学科的转化以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再加上留学归来学者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的改变，出现了对西方印章的认识，这是构成印学研究中“民国范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吴贯因《东西印章之历史及其意义之变迁》，最初是1919年4月5日在自由演谈会上所发表的演讲稿，由记者索得并刊登在当月11日至14日的《晨报》上。此文在1926年3月刊载于《留京潮州学会年刊》第二期;1929年12月名称改为《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并发表于《东北大学周刊（六周年纪念增刊）》。此文价值在于记录了西方印章的历史：“其在北非洲及西亚细亚，印章之起源甚古。当埃及犹太亚述Assyria等盛时，已皆有印章;耶稣旧约书列王纪略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即有‘彼以阿哈希Ahabe之名书之，并盖其印等语;又他夔约Tarquininr时代（约纪元前六百年）之罗马人，有石印指环，其仓库钱袋，皆盖有印，以此知印章发生之甚早，特其形式如何，今不可考耳。”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的研究西方印章有参考价值。

另从六个方面对中国印章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分别是：第一，印章用途上研究;第二，用法上研究;第三，采色上研究;第四，调剂法上研究;第五，印料上研究;第六，印文上研究。特别是采色上研究：“在中国，印之色彩，最初率用褐色或白色;迨于六朝，始改用朱;直至于今，皆以为朱红为贵。其在日本，中世之印色，朱黑并用，故有朱印黑印之名;及维新以降，公私印色，始全改用朱，一体尚红焉。夫寻常绘事，鲜有用朱者，何以独至印章，中国几经变化，遂至公私印色，皆尚用朱;日本亦几经变化，遂至公私印色，皆尚用朱;谓朱为正色耶。”这样的论述是非常珍贵的论断，印泥颜色的应用关乎用在书画及篆刻印谱中的美感。调剂法上研究一节提出我国用油调制印泥始于唐代，西方绘画用油调制，而为什么中国画没有选择用油？这样的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

除了吴贯因对西域印章有关注之外，古玺印专家罗福颐也对西域印章非常关注，其1926年1月20日在《社会日报》上发表《西域古印》，文中记载：“考西域诸民族及蒙古人风俗，莫不爱用图章。大概铸铁为之，间亦用铜，光泽可爱，圆者居多。上刻番字，一文纠结如虫篆。钮形似如意头，雕刻甚精致。凡奏记书札封口处钤用之。其印色似蔗糖和朱砂配成，贮以小匣，悬之腰间，如杂佩然。用时以手指拭津唾，蘸涂图章之上，鲜明胜朱漆，经久不变，且无油晕。”文中强调了西域民族与蒙古人都有用印章的习惯，从印章的材料、形制、用字、用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于读者丰富印学知识和拓宽印学视野都起到了作用。只是，此论述内容与清代周霭联《西藏纪游》中描述的西藏用印基本重合。今天看来，这类印章都是藏传铁印，印体偏长，一般圆柱体偏多，顶上有空，可以穿绳，随身佩带。印面刻画极为丰富，有图案印，也有刻藏文人名。同样也有少量的押署印、巴思巴字印等，基本都呈现出厚边细文的形式。罗福颐先生一生研究印学，对西域印章的关注和研究，反映出拥有一个大印学研究者的胸怀。综上所述，民国期间，对西方印章和

西域印章的研究与关注，吴贯因、罗福颐等学者已经开始。而反思当下印坛，对西方印章和西域印章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业师颐斋常言：“西泠印社在奉行沙孟海先生曾言‘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定位。”近年来，西泠印社开始举办各种专题印学论坛，更使人兴奋的是2016年举办“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漢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举办“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以西泠印社为首的印学研究社团带领下，域外印章的研究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

2020年1月8日于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