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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上)

2020-03-20

古典文学知识 2020年1期
关键词:用典韩愈典故

启功 讲述 李修生 整理

此文为元白先生在1981—1982学年下学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的记录稿,根据七八级3班同学章海生(现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卓文(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笔记整理。可分为两部分:一、元代文,三讲;二、元代诗,一讲(原计划多讲,因故只讲了总论部分)。

1982年4月14日

传统认为元代文学就是戏曲、散曲。讲中国文学史,元代一般不讲诗文,都跳过去了。事实上,元代诗文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元代散文的发展:承先,是承唐人韩愈。韩愈对文体改革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元人在韩愈开拓道路的基础上,加工提高;启后,对明朝前后七子、晚明小品影响甚大。到了清朝,桐城派的方苞、姚鼐自吹了不起,實际上所念的都是元朝人的文集,改头换面说是《史记》、唐宋八大家,从桐城派的手札中透露,他们所念的是元人文集。他们自称唐音、唐风,其实学元。

元诗,李东阳及以后的前后七子,所说的唐风,实际是元人。钱谦益大吹李东阳的新乐府,其实是学元。明人王世贞标榜学唐音,实际上也是追踪元人诗。清人吴梅村等都学元。元朝人将诗打磨得光光溜溜,像一颗珍珠,将棱角打光,外表打亮。

先讲元文。

讲元文,必须先说韩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不只在形式上,改骈文为古文,有一个很大的改革,习惯上叫“古文运动”(我们喜欢说“运动”),有几方面大的变革。韩愈的特点是什么?改骈文为古文只是句法,而手法不同的地方还很多:

1. “以诗为文”

大家习惯说韩愈诗“以文为诗”。诗应以形象感染人,诗可以跳跃,诗不应多发议论,诗里不能讲逻辑。当然《诗经》中有发议论的,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诗经·魏风·伐檀》)这也是议论。所以不能绝对!韩愈“以文为诗” 成为定论,而我说韩愈是“以诗为文”。我这个谬论还无人说。韩愈文不仅是散体,主要是给人形象居多,跳跃居多,抓住某几个特点来写。唐代碑铭传记文居多,称为“史笔”。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这类文章六朝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抓住要点,几个侧面,抓住典型事例、形象,用这一点使人由此推知其余。这种手法完全是诗的手法,所以六朝没有这样的文章。

2. 用活的语言

韩愈还有一种与六朝人不同。六朝人离开辞藻装饰不算文章,必用辞藻装饰句子,因为他们认为这才叫“文”。骈体叫“文”。“文”就是花纹,如瓷器上的花纹,有花就是瓷器,没有花是土器。华丽、对偶、整齐,组织成图案的,叫“文”。而散文六朝人叫“笔”——散体的、无装饰的、朴素的、简单的。六朝人为文的标准——对仗工整、图案性强、辞藻华丽,还有用典。韩愈就是以“笔”救“文”。

3. 用典不生硬

《文选》好!读古典文学不念《文选》不行。杜甫对儿子的要求“熟读文选理”(《宗武生日》),否则基础差。又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的俗语。六朝文章的特点是以辞藻为装饰,还有一个特点是用典。为何用典,值得探讨。用典无可厚非。我们平时说话都在用典,天天用典,如看见柳树,说“我在杨柳岸”(“晓风残月”);又比如“白骨精”,三个字包括众多内容:会变人、蒙人、颠倒唐僧师徒……。典故压缩了一个事件,典故像一个小电脑(小集成电路),用典能引起联想,如“羽衣翩跹”想到飞鸣而过的仙鹤。《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顷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典故起压缩作用,便于作诗,使诗句句式整齐。刘半农等人曾批判用典,但为什么用典,他不谈。我们口语中有许多典故,习而不察,许多经过的事件、现象,用一个简单的词压缩了,就是典故。典故使人联想很多东西。

韩愈的诗文都用典,但他不是生硬地把典故摆在那里,即用的使人不察。但你认为他说的是一个道理,使你很容易接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典故的好处是以少代多,以简代繁,是其为文省话意思多。但也有流弊,有人把柳叶比眉毛,叫“翠眉”,十分拙劣。诗用典太多,让人觉得累赘。辞藻用多了湮灭本意。唐初人作的碑文完全用典故代替,如说这人穷,就“箪食瓢饮”,那是孔子说颜回的。论富就说“日食万钱”(《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情况不同,不能说明问题。用典故代替事实也不行,唐初有记某人打过何仗,办过何事,全用典。如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后有人切割开,用“微管”“友于”做典故。唐初文完全无内容,是一大堆典故。这是六朝人之弊。韩将它改革了。韩不用典故代替人的事迹,而是直写人的事迹。

《红楼梦》以前,写人物,多从头写到脚。头戴、脚蹬等等。《红楼梦》不这么写。从未写过贾政穿什么衣服,长相,但贾政的形象给人一个迂腐老官僚形象。六朝人写文章,会从头写到尾:头戴……穿什么靴,手拿的什么兵器,胯下……

韩愈之前,陈子昂、独孤及、元结,写文试图改变文风,似未成功。韩愈成功了。韩愈适应大家的接受能力,打破六朝文的辞藻骈俪,语言比较通俗,手法上打破了模式,而是抓住几个侧面的形象,跳跃的,取信于人。如唐传奇,是通俗小说,可为通俗文章。韩与之比,可以说是相适应。元朝人比韩愈及宋人进了一步,打磨得更光滑、柔顺,不像韩,还有生硬处。

例如: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文选》)蔡邕,汉朝大手笔,无愧是做好的碑文。但谁出生不是“诞应天衷”?十六字套谁头上均可。你讲讲,什么叫“孝友温恭”?怎么“仁笃慈惠”?

再看北齐王屮《头陀寺碑》(《文选》)。头陀寺,和尚庙。“盖闻挹朝夕之池者,无以测其浅深;仰苍苍之色者,不足知其远近。……”他用比喻讲佛教的深奥,文章说了十几页,全是废话。寺在何处,一句没有。这样的文章,韩愈不该改革吗?而且全是用典。头陀寺在鄂州,而碑中不说具体地方。

韩愈的《唐故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写作者与死者亲近的关系,六朝文中没有,起自韩愈。因为我认识碑主,我就是死者的证人,所以我说的有力量。

铭文。六朝人铭文都是长篇。韩愈的铭文,有一个只两句:“不赢其躬,以尚其后人。”(《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躬、人,古韵不押。可韩愈用。韩愈只两句,铭文就完了,打破六朝人的框框。但韩愈也有毛病。如《曹成王碑》,写一个武将安定一方,“嘬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汉阳,行跐汊川。还,大膊蕲水界中。”写得这般热闹,用了许多怪词儿,其实是在一个地方打了一个胜仗。出过这种洋相。所以韩愈也有毛病,好用艰涩僻字。韩愈这个毛病,直到元代文才没有。

宋朝人也没完成书面语言的纯洁。宋人刘煇作怪文“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梦溪笔谈》)。这样的句子、这样的文不好讲。宋人好作些晦涩的古文,从穆修、石介,到欧、苏,才文从字顺,平正通达。

唐人樊宗师(字绍述,韩愈有《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的老朋友,文极难懂,樊的文章让人连断句都断不下来,不知道说的什么。樊是打破八代之衰,走向另一极端的代表。

元朝人比韩愈更进一步,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我国方言复杂,说了别人不懂,可写出来别人懂。如我们说“喝茶”,福建人说“饮m茶”,《说文》是“饮茶”,说“喝茶”福建人不懂,说文言“饮茶”,福建人懂。所以,毛主席说“饮茶粤海未能忘”。我国这么大地域,维系语言交际是书面语。通行通俗文言文完成于元代。我叫它为净化的、柔化的、规范化的文言书面语。元朝人的文章在语言上起了定型的作用。也没有晚明小品的生硬,他们故意装进方言。如袁中郎写的文章,故意把方言用进去,如“乜mie、冇mao”(广东方言),“甭beng”(北京),不能通行,反而起隔阂作用。

元朝骈体文有,但少;不像明清有大家专作骈文。元人作家不少是南宋人遗留下来的。遗留下的词家干脆去作通俗的曲去了。作文则都去作古文,诗亦如此。唐人的诗,如李白、杜甫很有名了,那么,我问你:“汉东太守来相迎”(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是诗,还是鼓词?“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是杜甫的。不敢议论,两人太权威了。但把“昔有”换成“有个”有什么不同?“有个佳人公孙氏”,“汉东太守来相迎”,不是鼓词一样吗?“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杜甫《曉望白帝城盐山》)。表面看,写得好!可“开”“结”,在这两句诗中怎么讲?怎么“红”从远处和红楼结在一起?这是杜诗,可没人敢议论。此诗不通,翻译,讲不出来,可认为是好诗。元朝人诗中没有鼓词类的语言,打磨得干净,但弱点也在此。而明清人沿袭了元人的手法,可竟然无人提,我替元人打抱不平的就在这里。

清朝顾嗣立搞了一个《元诗选》,收录了元代主要的作家。

1982年4月21日

元代诗文是冷门,历来被人疏忽。我是想补一点空白。

读古文,标点是重要的。古人说初入学要“离经”,即把经书句子能断开,“辨志”,即能理解意思。

【启先生板书《大学》一段文字,无标点】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此《大学》原文,私塾先生点错了。把“后”,把最后“能”,挖出,贴在墙上。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注中有几个读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最后一种说法是朱熹注。究竟哪种对?我也不知道。标点、词语解释,不容易。封建时代文章写法,“……我朝,”“朝”上要空一格,“……我朝,”或另起顶格。

【给每位听课者发白文无注例文】

元好问:《承奉河南元公墓铭》《新轩乐府引》

姚燧:《袁氏先庙碑》《唐诗鼓吹注序》

戴表元:《困学斋记》《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

虞集:《牟伯成先生墓碑》《禁扁序》《故梅隐先生吴君墓铭》

【选讲部分例文】

《承奉河南元公墓铭》

元好问(1190—1257),山西人。生在金朝,死在元朝。当时南方是南宋。元姓,北魏建都河南,鲜卑拓跋氏后用汉姓姓元。承奉班,金宣徽院有承奉班、内承奉班,负责本班承奉之事。承奉,就是承奉班内的一个承奉。介绍一个官员,介绍官、阶、勋。

官:实际工作职务。(如今,校长、教务长、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阶:光禄大夫、承德郎……。(如今,干部多少级)

勋:封爵有,公、侯、伯、子、男,勋级有,上柱国、上护军……(如今雷锋式的英雄、南京路上好八连)

文曰:

公讳升,字德清。少不羁,喜从事鞍马间,欲复以武弁取官。及长,乃更谨饬,举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级不得进。公闲居乡里,郁郁不得志。然日课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养,禄食者不及也。贞祐丙子,自秀容避乱河南,客居嵩山。时公已衰,无复仕宦意。亲旧竞劝之,乃始以兄陇城府君荫奏补,得系承奉班。明年,当调官,而以疾终于登封寺庄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

元升的职务很低。

活叫名,死叫讳。

元升少不羁,就是不受约束。搬了一次家,投兄。荫:父兄为官,子弟可荫一个出身。补了一个承奉的资格,也没做上。无子,接一继子,继承产业。

可见,没有可写的,也必须敷衍成篇。因为他祖上做过官,他的后代要继承产业,表示家产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要写墓志铭。

什么内容没有,也要写。这是以后八股文的古模式,以后八股文的开端。即将古人句子,无中生有的按程式写一通。如八股文,有人以“子曰”为题,他还写了六百多字。前二句破题,写“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谜语。你服不服?他能无中生有地写出这些话来。明清人的不实之文都是这一类文章。

《新轩乐府引》

此文绕了几个弯,最有趣的是有许多新奇的比方,从苏轼学来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意思是,诗是表达性情的,居然使人感到不知有字。此文此句是从苏轼来。苏轼《书钱塘程奕笔》:“使人作字,不知有笔,亦是一快。”笔做的好,使人写字时不觉手中有笔,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东坡作诗,纯是性情。设问,破论,骨鲠在喉,吐之为快。自《诗经》以来,以性情为主,并没有高深的目的、愿望,吐出便罢。好诗、真文学,是有不得不吐之真情。

因病成妍,东坡如此,诗亦如此。如“关关雎鸠”,就似不雅,其实我觉得,模仿得还更像呢!西施有胃病或心脏病捧心,就成美态。

金由中都(今北京)迁汴(今开封),即走下坡路之始,日薄西山。金被元人赶跑,还把宋赶跑了。当时民风国势,使人多愤而吐之。

比喻、形象、艺术性,最怕正面描写。读诗词,话感受,形容一种艺术效果,讲清楚,不易。

如下雨,大道理好讲,讲雨后凉爽的感觉,不好讲。

讲一个东西,最怕正面讲。“大珠小珠落玉盘”,我觉得笨。

卢仝,韩愈的朋友。爱喝茶,喝到第四碗,汗毛孔散发出茶味道,发散出清汗,连内心的不平也从毛孔发散。我读诗如同喝茶,汗从毛孔散发般痛快。这是用来比喻读《新轩乐府》。比喻巧妙!又拉过韩愈诗来作比,这是滑头法。这比唐人聪明,也是明清人常用的办法。

最后一段最重要。元好问对元时的生活不满。在这种情形下,我行乐。读《新轩乐府》,又有什么不可?

文曰:

《离骚》之《悲回风》《惜往日》,评者且以“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少之,若《孤愤》《四愁》《七哀》《九悼》绝命之辞,穷愁志、自怜赋,使乐天知命者见之,又当置之何地耶?治乱,时也。遇不遇,命也。衡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甚于痛哭。安知愤而吐之者,非呼天称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轩,其何以自解?

如清初余怀(1616—1696)《板桥杂记》,专写秦淮妓女生活,以表示不合作。你讲大道理我不管,我过颓废生活。陶渊明《述酒》,纪念晋帝被刘裕所杀,写得晦涩。你要认为元好问替《新轩乐府》说话,你是受他骗了。末一句借《新轩乐府》表达不满的意思露了出来。这种细腻是元朝人不同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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