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燕红

(南京大学 文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 言

“语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这一概念源于“族语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指的是影响族群语言使用的结构性因素。(1)Giles,H.,Bourhis,R.Y.,& Taylor,D.M.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A].In:H.Giles (ed.).Language,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London:Academic Press,1977.随着近30年濒危语言研究的兴起，语言活力被用来评判语言濒危的程度。通常，一种语言的活力值越低，其濒危程度就越严重。

羌语是羌族人的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使用人口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茂县、汶川、理县一带。和世界上众多其他少数族群的语言相似，伴随现代文明的渗透，羌语的语言活力逐步衰退。黄行(2)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根据语言使用领域的综合聚类分析，对国内60种民族语言的总体活力进行了分类，羌语的综合活力排序为第36位，属于活力不足的语言。孙宏开(3)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濒危语言专家组建立的“语言活力和濒危状况”评估体系标准，并结合中国语言分布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对我国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活力排序。其中，羌语的活力等级为3级，即，活力降低，显露濒危特征。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遭重创，有3.7万羌族同胞罹难，超过羌族总人口的10%，震后大量羌族灾民被疏散到不同地区。人口的减少和社区的离散对羌语的活力进一步产生影响。黄成龙(4)黄成龙.羌语方言土语及其活力[A].张海洋，张曦.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根据UNESCO设计的“语言活力以及多样性”调查问卷(UNESCO Survey:Linguistic Vitality and Diversity)，对羌语的活力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濒危程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羌语已经处在濒危状态。

已有的羌语活力评估结果勾勒出迈入21世纪后羌语从活力不足到显露濒危特征直至陷入濒危境地的演变轨迹。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界为保护和传承羌语付出了各种努力，例如：2008年出台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明确把羌语纳入保护范围；北川县组织专家编写了《羌族语言文字》读本并推行至中小学校园；各类羌语文师资班、培训班陆续开设；茂县和北川创办了羌语广播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在国家语言保护工程的框架下，语言学家启动了羌语方言的调研、纪录和存档工作。10年过去了，这些努力是否初见成效？羌语的活力是在持续衰退还是出现了新的转机？孙宏开(5)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指出，语言的活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羌语近10年间的活力进行评估，跟踪羌语的活力演变轨迹，呈现羌语的活力实态，分析变化的原因，探讨发展趋势并提出规划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评估工具

对羌语活力的评估，我们主要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濒危》(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文件中建立的语言活力评估体系(以下简称“UNESCO评估体系”)(6)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R].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Paris,March 10-12,2003.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83699.。该体系包括9项指标：(1)语言代际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量；(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域的发展趋势；(5)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6)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8)社区成员对母语的态度；(9)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其中，指标1～6评估语言活力和濒危状况；指标7和8评估语言政策和语言态度，指标9评估记录濒危语言的紧迫性。除指标2以外，其余8项指标均按语言安全状况从高到低分为6级(最高为5，最低为0)。

采用这一评估工具的原因，一是与上述孙宏开和黄成龙的研究保持延续性；二是这套评估体系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和认可，具有可行性和可靠性。但是，该工具最初的设计基于小的语言族群，适合进行单语单地域评估，对评测多语环境下跨地域分布的语言活力有一定的局限性。黄成龙的评估实践就反映出这一问题，由于分布在不同区域的羌族社区语言状况并不一致，有不少调查项出现2个甚至3个分值，最后以取平均值来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11年对这套评估工具提出了修订和改进的建议，其中有一条指出：调查要从个体层面转向更多社区成员。(7)胡文芝.语言评估和语言规划的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政策指针[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因此，为了全面有效地反映羌语目前的活力状况，我们在评估工具的使用上进行了改进。对羌语活力的评估，建立在多社区实地调查基础之上。我们在传统羌寨、移民羌村和汉化羌区3种不同类型的羌族社区，各选取一个调查点(茂县曲谷乡、邛崃市直台村和木梯村、北川羌族自治县)，运用UNESCO评估体系对3个社区羌语的活力逐一进行各项指标的级别评估。为了提高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在活力定级基础上，我们又采用范俊军(8)范俊军，李义祝.彝语阿扎话的语言活力评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提出的指标综合计量评估模式，对各指标分进行了计量处理，由此得到羌语在3个羌族社区的活力值和羌语总体活力度。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二是实地调查数据。文献资料包括在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检索获得的关于羌语尤其是3个调查点语言状况的研究成果、走访专家获得的有关羌语文研究的历史资料、本土学者和当地村委会提供的调研报告和统计资料等。

实地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8年间“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拯救、保护和发展研究”(9)“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语言抢救、保护和发展政策研究”为中国商务部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支持的政策选择项目，笔者为项目组中方成员之一。项目组以及笔者本人在羌区调研收集的资料，数据获取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词表测试、小组座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羌语能力、羌语的使用状况、羌语的学校教育状况、新创羌文的应用情况以及被调查者对羌语和羌语传承的态度等。选取部分被调查者进行斯瓦迪士词表测试，检测验证其羌语能力；通过座谈和访谈了解当地的语言政策、羌语文的学习资料、羌语文在媒体的应用等；通过参与观察记录被调查者的语言行为并验证其语言态度。调查的具体情况如下：(1)2010年7月项目组成员赴茂县县城及曲谷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30份；(2)2010年10月项目组在成都召集羌族民众代表和研究专家召开座谈会了解羌语文在羌区的总体情况，2015年6月笔者在茂县组织羌族本土学者、羌文教师、非遗传承人以及普通民众的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本文聚焦的3个调查点的羌语文情况；(3)2015年6月和8月，笔者两次前往邛崃市南宝山直台村和木梯村调研，回收有效问卷258份，对18位村民进行了斯瓦迪士词表测试，并与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进行座谈；(4)2015年6～8月间，我们在北川地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0份，调查范围包括北川县核心区县政府驻地永昌镇以及最边远的青片乡等地；(5)2018年8月以来，笔者以面谈、电话等方式向羌语专家、当地学者以及民众跟踪调查3个点的羌语文使用状况。

截至目前，笔者从3个调查点回收有效问卷428份，被调查者中，有6位汉族，4位藏族，其余均为羌族。其中男性226人，女性202人；年龄分布情况为：10～59岁143人，30～29岁190人，60岁以上95人；受教育情况为：没上过学95人，扫盲班4人，小学146人，初中126人，高中(含中专)36人，大专及以上21人。问卷调查采用实名调查，对有疑义的问卷都进行了核实和追问，对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陆续进行了跟踪访谈。

根据以上资料，本文对羌语在3个调查点的语言活力展开分析评级和定量测算。

三、羌语活力实态评估

(一)调查点概况

本文选取茂县曲谷乡、邛崃市南宝山直台村和木梯村、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评估羌语活力的3个代表点。

茂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貌以高山峡谷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曲谷乡位于茂县西部，平均海拔2500米，全乡共685户2754人，羌族人口比例为100%。(10)茂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2017年10月发布的数据。曲谷乡是羌语推广示范标准音点区和新创羌文标准音点所在地，是整个羌区羌族语言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乡镇之一，是传统羌寨的典型代表。

直台村和木梯村是地震后由政府主导的整体性移民村落，搬迁前，村民居住在汶川县龙溪乡海拔2600～3000米的直台高山，是地势封闭的高山羌寨。2009年9月，两村145户600多位羌族村民，在政府组织下集体搬迁至成都西南的邛崃市，集中居住在海拔为1200～1500米的南宝山灾后移民安置点。安置点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但部分羌族移民与从青川县搬来的汉族移民毗邻而居。搬迁前，两个村的羌族人口比例为100%，所有村民均会说羌语；搬迁后，陆续有汉族和藏族人口嫁入村中，目前两村人口为698人，羌族比例为97%，(11)直台村和木梯村村委会2015年8月提供的数据。村民开始大量转用汉语，是羌族移民村的典型代表。

北川羌族自治县古名“石泉”，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北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总人口24万人，其中羌族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6%，占全国羌族人口近三分之一。(12)北川县志办编写《北川羌族自治县年鉴》(2016)发布的数据。清乾隆《石泉县志》称“番民无文字，点划随其天籁，相口授而不迁焉……”可见当时北川羌民普遍使用羌语，因此知县姜炳璋进入羌寨需带翻译才能与寨民交流。但后来因长期与汉族杂居和融合，多数羌民逐渐失去羌语能力，完全转用汉语。(13)王海燕，陈安强.四川羌族语言文字应用调查研究[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2).北川就此成为汉化羌族社区的典型。

(二)羌语活力指标等级

根据掌握的资料，下面参照UNESCO评估体系9项指标，对上述3个羌族社区的羌语活力状况进行对应分析。

1. 指标1：羌语代际传承

在曲谷乡，30岁以上的村民母语基本都是羌语，30岁以下的人群中，羌语的母语地位发生变化。调查数据显示，10～29岁的孩子和年轻人中，有54.5%的人首先会说汉语方言，其中一部分人之后又学会羌语，另一部分则不再说羌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曲谷乡的羌语代际传承开始出现裂痕，属于指标6个等级中的“不安全型”。

直台村和木梯村的村民迁入南宝山后，生计方式由“山民模式”向“农民模式”甚至“非农模式”转变，年轻人因外出务工或开设农家乐的需要，开始大量转用汉语。在村中，祖父辈和父母辈之间仍用羌语交流，但父母和孩子以及孩子之间使用羌语的频率大幅下降。我们在村中请了6位11～14岁之间的孩子用羌语朗读20个常用词汇(14)20个词汇是：我、你、大、小、头、耳、眼、鼻、口、齿、舌、脚、手、日、月、星、红、绿、热、冷。，其平均掌握度低于50%。而在南宝山出生的孩子基本不会说羌语。在这两个村，目前羌语主要被父母辈及以上年龄的人们使用，属于指标6个等级中的“肯定濒危型”。

北川的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描述一致，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人可以流利地说羌语，没有家庭把羌语作为母语传给下一代。调查对象中有3人表示能听懂羌语，但不怎么会说，属于记忆者，并非使用者，因此评估级别为0级，属于“已经消失型”。

2. 指标2与指标3：羌语使用者的绝对数量及其比例

我们把这两项指标合并分析。人口数量时刻处于变动之中，UNESCO评估体系中也明确指出，“要确切地提供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数据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两项的数据只能是一个大概的估算，但我们在下一部分会对人数及比例进行数值归一化处理，以增强数据的可比性和有效度。另外，本文所指的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均是基于各个社区的统计数值，并非羌语全部使用者和羌族总人口。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曲谷乡羌语使用者比例为79.2%，直台村和木梯村羌语使用者比例为64.2%，根据调查点人口总数，得到两地羌语的绝对数量分别为2181人和448人左右，这个数据包括羌语单语人和羌汉双语人。北川没有人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羌语，因而这两项的指标级均为零。

3. 指标4：羌语使用域的发展趋势

总观3个调查点的羌语使用域分布，曲谷乡村民在社区内以羌语为主，在曲谷乡外的大多数场合均为羌语和汉语并用，且汉语的使用频率高于羌语。调查数据显示：村民与邻居交往、去本地集市和去本地医院这3种场合，羌语的使用频率分别为：79.2%、38.4%和12.4%，属于双语并用但羌语使用域在缩小状态。

直台村和木梯村，羌语只在本村和两个移民羌村间使用；在村中，也不是所有场合都使用羌语。村民接待游客时使用汉语，长辈和孩子交谈时常常转用汉语，孩子之间交谈以汉语居多；汉羌通婚的家庭中，也以汉语为主；当地的中小学一律汉语授课。这两个村的羌语在有限领域使用且使用域日趋缩小。

而在北川，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使用汉语不使用羌语。虽然2015年起，北川中小学开设了羌族语言文化课程，但目前尚处于“学”的起步阶段，未达到“用”的程度。

4. 指标5：羌语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

指标4的分析表明，羌语在传统使用域呈现收缩趋势，那么在新领域和新媒体的活力如何呢？就直台和木梯两个移民羌村而言，搬迁后，村民进入了新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环境，每户新增了电视机，大部分家庭拥有了手机，村民的生活接触到新领域和新媒体，但这些领域基本是汉语覆盖。地震后，有关部门拍摄过一部羌语配音的电影《迁徙》，还请两村的村民出演了部分角色，但这只能归为文化展演，羌语并未进入言语交际新领域。

在曲谷乡，据我们的了解，村民也没有把羌语拓展运用于新领域，但2010年以来，曲谷乡所属的茂县以及北川地区都曾录制播放羌语广播电视节目，两地的文化精英，还创建了羌语学习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例如：https://rrmea.cn/、“北京·羌族”和“关注羌族”，推出羌语网络教学栏目“羌语在线”“羌语每日一词”等。因此，我们把这两地的本项指标级别评估为1级，即，羌语用于有限的的几个新领域。

5. 指标6：羌语文教育和读写材料

曲谷乡是新创羌文标准音点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新创羌文曾在曲谷乡中心小学进行试点教学，村中尚存当年的扫盲教材、羌文学习资料等；被调查对象中，有20.4%的人会羌文，但只有1人常写，其余人有时写；在两个移民羌村，极少数人知道本族语言有文字符号，村中没有任何羌文材料，也无人使用羌文书写；北川地区，2015年，当地政府出资出版了一套5本羌语文读本，并在中小学开设羌语羌文化课程。鉴于此，我们把曲谷和北川的此项指标评估为2级，直台和木梯评估为0级。

6. 指标7：政府和机构对羌语的态度和政策

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平等的相关规定。新时期政府关于语言文字总体的指导思想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当然，各地的语言态度与实践，语言政策与政策执行并不完全等同。北川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近年对羌族语言文化的传承格外重视，针对羌语在北川地区已失传的状况，政府采取了复兴羌语的措施。而移民羌村由于从羌区迁入汉族聚居区，往往成为民族政策遗忘的角落。因此，本指标项的级别评估，北川、曲谷和直台木梯依次为4级、3级和2级。

7. 指标8：社区成员对母语的态度

曲谷乡90%以上的村民认为羌语亲切、好听且有用，应该传承下去，但也有4.6%的村民认为羌语没什么用；直台和木梯的村民90%以上认为要把羌语传承下去，少数表示没有必要或无所谓；而在北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汉语比羌语好听、亲切、有用且有社会影响力，虽然有80%的人认为羌语应该传承下去，但只有13.5%的人表示想学习羌语。据此，我们把前两个调查点此项级别评估为4级，“大多数成员支持其语言的维持”，把北川评估为2级，“一部分成员支持其语言的维持”。

8. 指标9: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和质量

曲谷属于羌语北部方言片区，语言记录资料相对较多，有可以参考的汉羌词典，有一些羌语语法著作、会话读本和羌文教材；直台和木梯本属羌语南部方言龙溪片区，龙溪羌语有一些语言记录材料，但不是很多。北川地区转用汉语已久，不存在现代羌语的记录资料。因而本项指标的级别评估，3地分别为3级、1级和0级。

综上，3个羌族社区的语言活力各项指标定级如表1所示。

表1 3个羌族社区羌语活力指标评级表

(三)羌语活力计量数值

由于语言活力指标级别的评定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而且有些数据如人口数量等仅是粗略估算，为保证分析过程的可控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验证性，我们采用范俊军(15)范俊军，李义祝.彝语阿扎话的语言活力评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指标分值计算公式的涵义请参原文173～174页。提出的“语言活力指标综合计量评估模式”，把3个调查点羌语活力的各项指标等级均量化为明确的活力值。

1.指标2人口指标分值的计算：

SL=1-(1/logx)

SL为语言L的指标分值，X为该语言的绝对使用人口。代入三地的羌语使用人口，得到3个社区指标2的羌语活力分值：

S曲谷F2=1-(1/log2181)=0.7005(16)UNESCO活力评估体系的9项指标分别表示为：F1、F2、…F8

S直木F2=1-(1/log448)=0.6228

S北川F2=0

2.指标3人口比例指标分值的计算：

RL=logP/TPSL=1-|RL|

RL为语言使用人口占族群总人口的比例，P为语言实际人口，TP为总人口。代入三地的羌语使用人口比例，得到3个社区指标3的羌语活力分值：

3.根据“语言活力指标综合计量评估模式”，其他指标级别的赋值与计算如下：

第5级： 100 1

第4级： 80 0.7683

第3级： 60 0.7179

第2级： 40 0.6468

第1级： 20 0.5252

第0级： 0 0

得到各项指标分值后，取算术平均数：M=(F1+F2+F3…F8)/8，从而得到各个社区羌语的活力值。指标9主要用于评估记录濒危语言的紧迫性，不纳入活力值均分计算。表2为3个羌族社区的羌语活力值。曲谷乡羌语的综合级别为3级，属于语言活力降低、显露濒危特征型；直台村和木梯村羌语的综合级别为2级，属于活力不足，走向濒危型；北川县羌语的综合级别为1级，属于活力很差，已经濒危型。见表2。

表2 3个羌族社区羌语活力值

四、羌语活力趋势及规划策略

从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评估羌语的活力和濒危状况开始，至今已20余年。本文评测结果表明，羌语活力总体而言仍然处于继续衰退的状况，但在不同类型的羌族社区呈现地域性差异，同时不同社区内部均出现新的发展动向。

1. 北川地区羌语活力探底后出现回升迹象。据孙宏开(17)孙宏开.论羌族双语制——兼谈汉语对羌语的影响[J].民族语文,1988,(4).研究，从清中叶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00年间，大多数羌族地区进入羌汉双语社会，少数地区转变为汉语单语社区。北川地区的羌语使用此后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但此次的活力评估显示，北川的羌语活力值并非为零，其得分主要源于3类指标：一是对新领域和新媒体的回应；二是政府和社区的语言态度和政策；三是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北川因有“自治县”名分，经济又较其他羌区发达，面对羌文化日渐消失的危机，一部分北川羌族群众的母语意识复苏，力主保护和传承羌族语言文化。特别是大地震以后，当地政府积极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推广和传承羌族语言文化。因而，从评测分值来看，北川的羌语活力有所回升。

但是，北川地区羌语活力会持续拉升还是小幅回弹后又重回谷底？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2018年8月，我们从北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羌语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北川没有本土羌语文师资，教育局从中小学教师中选派一部分师资去阿坝州参加羌语文的培训学习，每年2～3次。接受培训的老师反映，往往羌语培训班一结束，在回北川的路上就把刚学的内容忘了，有时只能将错就错教给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学会的羌语，在家庭和社区没有使用的环境，因而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印制的羌语文读本尚有许多积压在库房。北川的羌语文推广耗资不菲，但效果不佳，关键在于，政府规划了“教”与“学”，但“用”的规划缺位。语言的活力，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得到维系。要使北川的羌语活力保持持续的回升趋势，需要当地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度设计在北川营造羌语使用的良好氛围，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有使用羌语交流的机会。

2. 直台村和木梯村的羌语活力直线下降，处于存亡边缘。直台村和木梯村，搬迁前位居高山云端，环境相对封闭，母语保存良好。搬迁后，两村远离故土，与母语文化割裂，加之汶川震后初期各级政府和羌族社区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物质家园的重建上，语言规划没有跟进，语言服务长期缺失，从而导致两个村的羌语使用频率在短期内大幅降低，汉语使用频率迅速增长，代际传承骤然出现断裂。

物质重建基本完成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灾民的心理康复和精神家园重构。(18)耿静.论地震移民的精神文化调适——以四川邛崃市羌族移民为例[A].刘俊波.西南民族与南方丝绸之路论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移民羌村的语言活力是等待其探底后再逐步拉升？还是采取措施止跌，或减缓其下滑的速度？是重走一遍北川之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村民需求的新路？作为移民羌村，当然不可能重回原有的生活方式，按Baptista(19)Baptista,M.On the role of agency,marginalization,multilingualism,and language policy in maintaining language vitality:Commentary on Mufwene[J].Language,2017,(4).的观点，如果各种语言在语言生态中各司其职，多语未必一定导致某种语言的消亡。采取措施维系移民羌村的羌语活力与保证羌民学习、使用汉语及外语的权利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基于羌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的多样性，以自觉和自主为前提，针对不同社区的语言环境，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规划。在移民羌村，要保持羌语适度的活力，社区引导下的家庭语言规划尤为重要。

3. 羌语在以曲谷乡为代表的传统羌寨是仍有一定的活力，但目前规划落实乏力，语言活力逐渐衰减。曲谷乡地处羌文化核心区，虽然有一部分村民已经不会说羌语，但绝大部分村民最流利的语言依然是羌语，村民的平均羌语能力高于汉语，最重要的是，社区成员对羌语高度认同。但是，以曲谷乡所在地茂县为核心的阿坝州羌族社区没有得到与其核心羌语社区地位对等的羌语文政策支持与规划力度。2018年7月颁布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语言文字条例》，对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育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没有把羌语言文字包括在内。这对羌语文在羌区民众心中的地位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甚至将直接影响到羌语使用和传承的走向。

评估羌语的语言活力现状，目的是规划羌语发展的未来。羌语的活力从整体来看处于衰退的趋势，这也是全世界少数族群语言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不必刻意逆行。是否要保护或传承一种语言，最关键是要看本民族的需求，确切地说，是看社区成员的需求。从我们的调研看，传统羌寨和目前的移民羌村，对羌语持有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认同，有积极保持和传承羌语的意愿，汉化羌区一部分民众出于认同的需要或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重拾羌语的意愿。那么如何使羌语的活力调整至科学合理的状态？

与语言活力相关的因素很多，但不管何种因素，均与该语言依存的社区紧密相关。这里所指的社区，确切地说是指言语社区。通过对不同类型羌族社区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虽然不同的社区语言生活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各个社区在所考察的语言项基本都可以发现主流趋势，社区成员有着比较一致的语言态度、语言意识和语言使用规范。羌族言语社区的边界与羌族社区的边界基本吻合。曲谷、直台木梯、北川3个调查点分别代表羌族的核心言语社、移民言语社区和休眠言语社区。徐大明(20)徐大明.试论宽松的语言政策[A].李向玉.澳门语言文化研究2011[M].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12.指出，语言的活力来源于使用该语言的言语社区的活力。针对不同的羌族言语社区，我们建议制定不同的活力规划目标：核心羌区应致力于羌语活力的系统修复，移民羌区旨在实现羌语活力的分层保护，休眠羌区可以把目标定位为羌语活力的局部复苏。从实践层面而言，要注重加强基于社区的语言规划。Baptista(21)Baptista,M.On the role of agency,marginalization,multilingualism,and language policy in maintaining language vitality:Commentary on Mufwene[J].Language,2017,(4).认为，政府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语言活力最有效的保障。根据羌语目前的活力实态，以下4个方面值得语言规划者考虑。

一是确定羌语社区活力提升的轻重缓急。优先规划语言活力回弹容易的社区。实现“语言活态保护”。活力回弹最容易的显然是以曲谷乡为代表的核心羌区，那里羌族人口集中，村民对羌语的认同度高，羌语互动依然存在，羌语文基础好。同时，抓紧记录移民社区的羌语方言，保存“语言标本”。羌语方言众多，相邻两村间的发音可能都会存在差异。直台村和木梯村的方言一旦消逝，如果没有留下语言资料，将成为历史的遗憾，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的灾难”。(22)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J].语言战略研究，2019，(3).

二是调整不同羌语社区之间规划和投入的力度。主要的语言扶持政策、项目资金和人力资源应投向羌语文基础好，羌语互动频繁，羌语认同度高的核心羌语社区，在核心羌区推广羌汉双语教学，引导家庭和社区的母语交流，维系羌语的活力来源；休眠羌区的母语复兴不宜在短期内全面铺开，而应分层分片逐步推进，为有兴趣学习羌语的民众提供便捷的渠道，以点带面；同时，不忽略母语传承尚存的移民羌村。我们调查的两个移民羌村，中老年人羌语能力依然很强，村中羌语互动仍然存在，社区成员对羌语的认同度高，如果现在启动母语保护和传承的计划，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利用发挥新创羌文的作用。羌语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羌语长期以来处于没有文字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为羌语创制了一套科学而合理的《羌族拼音文字方案》，编写了羌文读本，也在羌族聚居区开展了试点推广，效果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新创羌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的调查发现，羌族民众对羌文的需求度依然很高。宝乐日(23)宝乐日.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领域使用现状研究——汶川县、茂县中小学调查个案分析[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在汶川、茂县中小学的调查表明，有85.2%的羌族学生表示愿意学习新羌文。羌文的使用和推广，在国家层面已经得到法律认可和政治认可，目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执行意识与力度。羌文的推行有助于羌语在新领域和新媒体的运用，将极大地提高羌语的活力。

四是重视互联网时代技术的推力。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目前互联网上绝大部分的数据都使用英语等主流语言，但它也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广和保护现存的语言。2012年，微软发布win8北美切洛基语言包，切洛基语是北美濒危的土著语言，该语言在电脑操作系统的应用，对增加语言的使用人数，特别是年轻人的数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互联网的发展为民族语言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一个便捷而高效的平台，新创羌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不存在任何的互联网技术障碍，这为羌语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前文提及，有识之士已开始尝试在网络空间搭建羌语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虽然从技术层面和内容层面都有待完善，但至少为羌语母语意识的激发和羌语活力的回升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五、结 语

传统的语言活力评估以“语言”为单位，这种评估模式适用于言语社区与民族社区、行政社区基本重合的历史阶段。当前，伴随着中国乡村振兴运动和新型城镇化进度的提速，在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和多民族杂居地带，民族人口的流动日益频繁，言语社区的重组正在发生，语言生活的状况变化纷呈。传统的评估模式往往无法呈现语言内部的活力差异，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以“社区”为单位的语言活力评估模式。文章以羌语为例，选取羌族的核心言语社区、移民言语社区和休眠言语社区开展羌语活力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在这3类社区中，羌语活力呈现“活力降低”“活力不足”和“活力很差但有回弹迹象”3个级别，同时各个社区内部羌语活力发展的动向各异。文章随后分析了羌语在不同社区活力变化的原因并探讨了未来发展趋势，主张针对3种类型的社区确定羌语活力的系统修复、分层保护和局部复苏的差异性目标，以促进科学合理的羌语活力系统的构建，实现羌族社区的语言和谐。

孙宏开(24)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基于我国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排序指出：虽然按语言的活力等级大致分为6类，但同一类型中不同的语言活力千差万别。本研究表明，即使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社区，其语言活力也不尽相同。不仅羌语如此，其他族群语言也有类似的状态。当今社会，随着语言观念的变化，语言价值取向日趋多元。(25)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J].语言战略研究，2019，(4).由此带来语言活力的多样性、言语社区的多元化和语言发展的多态性是当前中国语言规划面临的全新挑战。本文以羌语为案例提出的基于社区的语言活力评估及规划策略，或可为新时期“一族多语、一语多族”格局下实施精准语言规划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