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李敏/浙江省档案馆

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实验人员对全国首个潜在治疗新冠肺炎药物“法维拉韦”开展应急注册检验（陈悦/摄）

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作为历史记忆的守护者，档案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保存、保护工作。

与以往的重大活动、重大历史事件不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有典型的医疗防疫的专业性。就时代特点而言，与17年前的“非典”相比，当前我国已进入网络发展的新时代，新冠肺炎的发现、防控、医治、传染源的追溯、信息的传播等，很大程度上是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来实现的，产生的档案从载体到形成途径、形成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收集和保存这些档案，必须跟上时代步伐。防疫医疗又是一项极其专业的工作，对于各种专业的档案，我国有过各种专业的管理规范，在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中，必须做好相应的协调工作。

如何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档案的收集工作，除了按照国家和地方已有的各项规定执行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三项内容的材料（数据和信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新冠肺炎病历档案，二是新冠肺炎的科研档案，三是社交媒体信息。

一、加强对新冠肺炎病历档案的收集

新冠肺炎病历档案是记录新冠肺炎发生、发展和医治的最直接的历史记录，研究历史上的疫情，最珍贵、最可靠的就是病历档案。但是，由于管理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原因，病历档案一直没有被纳入到历史记忆保存的范畴。“非典”离今不远，只有17年，但是，至今哪个档案部门保存了“非典”的病历档案？

病历是一种特殊的“档案”，在一般情况下，它主要用于医学科研和解决医疗纠纷，没有长期保存的历史价值。但是，类似“非典”“新冠肺炎”等影响巨大的疫情，其病历档案就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了。所以，收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档案，将相关病历纳入收集范畴是合适的且必要的。

病历档案形成于医院，由各医院的病案科（室）保存。病历的管理归属卫生部门，在管理的体制、机制上，与档案部门不相交。收集新冠肺炎病历档案，首先要打通管理体制上的壁垒，建立新冠肺炎病历档案移交接收的机制。其次，档案部门收集保存新冠肺炎病历档案还要预防司法风险。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病历档案是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其所有权归公民个人所有。我国在病历档案的所有权问题上，还存在着法律盲区。为此，档案部门在收集保存病历档案过程中，必须防范法律风险，要制定相关制度，明确病历档案的利用问题，确保病历档案在利用中所涉及的公民个人隐私不受侵犯。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对进入航站楼的出港旅客进行体温检测（谭申捷/摄）

省防疫物资进口采购网上对接会暨进口服务平台正式启动（罗挺/摄）

二、做好新冠肺炎科研档案的接收

新冠肺炎是由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当今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完全仰仗高科技，比如武汉病毒所利用现代高科技识别技术，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让这种全新的冠状病毒现出了原形；浙江省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用两天时间就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为即将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抗病毒药物的筛选以及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疫苗的开发、药物的研制和临床实验、治疗方案的筛选，无不体现出各种高科技的威力。现代高科技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国无数的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防疫领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同时也形成了无数的科研数据和档案，这些科研成果是全人类的，其数据和档案也是具有永久保存的历史价值的。

新冠肺炎的科研档案形成于各科研单位，也保存在各科研单位。科研档案的移交和接收，一直是档案部门的一根“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长期以来，既存在科研单位不愿意移交的问题，又存在档案部门畏于接收的问题；国家政策法规对科研档案的移交和接收也缺乏明确的规定。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科研成果起了关键作用，所以收集和保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档案，科研档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建议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针对抗疫中形成的科研档案作出明文规定，明确归档范围和要求，落实责任，保证新冠肺炎的科研成果及档案及时归档，防止散失或被个人据为己有；同时应要求各级档案部门做好本区域范围内相关科研单位新冠肺炎科研档案归档的业务指导和移交接收工作。

三、努力探索社交媒体信息的收集

在当今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最为发达，目前我们拥有的社交媒体有社交网站、微博、微信、论坛、播客等。这些社交媒体，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信息产生。在收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档案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社交媒体信息的积累和收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涉及每一个人，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对于这一历史的记录，人民才是真正的主角。反映百姓防疫、抗疫的活动，其信息载体，绝大部分来自于社交媒体。例如最早对新冠肺炎发出警示的“哨音”就来自于武汉医务工作者的微信交流平台；又如特别有代表性的方方的《武汉日记》，真实记录了一个武汉居民的所见所闻所思，每一篇都发表在微信自媒体上。网络时代形成的历史记录如果缺失了社交媒体的信息，将显得无比的干瘪与苍白。

社交媒体的信息来源众多、内容繁杂、真假难辨，收集什么、如何收集，对于档案部门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近年来，理论界对于档案部门收集社交媒体信息有过一些研究，但真正付诸实施、产生成效的，鲜有耳闻。究其原因，一是信息泛滥、漫无边际，难以确定目标和范围；二是选择困难。

疫情记忆的建设为档案部门开展社交媒体信息的收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首先，目标明确，就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间的上下限也非常具体明确；其次，范围容易确定，可以完全参照目前各级档案馆收藏接收范围来确定社交媒体信息的收集范围，即以地方行政区划来确定各馆的收集范围，凡是本区域内发生的有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和事，都是本档案馆收集的范围；最后，信息的筛选标准，建议以传播影响率为依据，凡是阅读、转发量大的信息，都应该保存下来，不以舆论一时的褒贬作为信息取舍的依据。任何记忆史料都要经过历史的沉淀，才能凸显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