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涛

一

我小时候常患病，听我母亲说，是因为她在怀我的时候，想吃带着酸味的橘子罐头，家中没钱，父亲便去山中摘了不少野果子给母亲吃，后来在胎里留下了病根。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小时候的病，确实不少。

母亲说我小时候爱哭，晚上放不了床，得有人抱着，但不管是怎么抱着，我还是常常发高烧。这对别的小孩都是家常小病，打上一剂退烧药，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便可相安无事，照常吃两碗大米饭。而我一烧就烧糊涂了，在床上就手舞足蹈，来回翻腾，能把架在床上的蚊帐全部都撕掉。

我母亲经常在半夜唠叨父亲，催着父亲赶快去找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医生。医生是我大叔，是个兽医，常做的事情就是给村里每家的公猪结扎，我们小孩都很怕他。我们把他手里的那把能反复使用的铁质注射器，叫作大铁针，总感觉这大铁针是给猪用的，不是给人用的。但村里没有别的医生，去镇上又太远，山路也不方便，只能靠他。

那时候没有专业的医用酒精，父亲就用茶缸灌来自家酿的烈酒，在棉被里抠出几坨好点的棉花，组成简单的消毒医具。

大叔打针的时候，要用钳子敲上两支葡萄糖，吸到注射器里用来调和青霉素。然后让我脱下裤子，用手拍拍我的屁股蛋子，找个肉多的地方，用棉花沾些烈酒涂在上面。他扎我的时候我不敢看他，他一边说着“不疼不疼”一边猛地扎在屁股上，然后就是一阵胀痛，感觉屁股鼓了一个大包。

有时候大叔的针管用，烧了一夜就不少了。有时候大叔的针不管用，母亲就抱着我走十来里的山路，去乡里找医生。

二

乡里的医生只有一个，姓李，按照辈分，我要把他叫哥。李医生个子不高，人也挺和善的，在乡里的街道上租了两间不大的门面房，做了一个简单的卫生室。每次我和母亲去的最早，他才打开卫生室的门，一股青霉素的药味就冲进鼻子，我害怕这种味道，常常待在门口不愿意进去。

李医生也不生气，擦了擦有些年头的凉椅，喊我进来做皮试。我硬着头皮进来，歪着头不敢看他。母亲半抱着我，用身子挡着李医生，扶着我的手，让我把拳头捏紧。

李医生拿出一个大铁盒子，打开后里面有剪刀、酒精、注射器、针头等医用工具，我喜欢他盒子里面那个粗长的黄色皮筋，如果把这个皮筋拿走，做弹弓打鸟，应该很厉害吧。不过，我也只是想想。他用那个黄色皮筋捆住我的手，然后找到我手腕上凸出的青色血管，用小针头慢慢扎进去。

在李医生这看病，除了做皮试和打屁股针疼点，其他的还好。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治疗方式，就是打吊瓶。那时候的吊瓶是玻璃的，很大，就这样沿着塑料管一点点地滴，一瓶子都得一个半小时，我常常一次是两到三瓶子。那时候他那有没有电视，我就这样傻坐着，似乎能感觉到冰凉的点滴就这样慢慢流进身体，手变得冰凉，脚变得麻木。

在李医生那打完针，一般都到下午了。烧退了，精神稍微好点，母亲又带着我往回走。那时候乡里有没有饭馆，饿了母亲就给我买一包斯美特方便面，我把方便面捏碎，拌着调料，一点点吃。母亲总是什么都不买，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带着我往前走。

三

我六岁的时候，受了一场大病，也是自己玩耍找来的病，找来的痛。

那时候我小叔刚初中毕业，我们几个小孩，黏着他去土房的阁楼上，听他放小收音机听。从土房的堂屋到阁楼，有一个木梯，木梯是爷爷自己做的，就用圆木棍组装在一起。下楼的时候，后面有个堂兄催我，我踩着圆木棍梯子，脚一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小叔抱起我，看着我流血的嘴，以为是我的嘴摔破了，再看我胳膊时，白色的骨头已经戳破了我胳膊上皮肉，硬生生地伸出了两厘米。

我只记得我一直哭，母亲抱着我往后山梁子上跑，想跑着送我去医院。母亲在哭，接着很多人都在哭，跟着母亲一起哭。最终还是被一个会草医的大妈拦下了来，她说这是骨折，她会接。然后，她拉着我摔伤的手，使劲一拉，生生把露在外面的白骨拉了回去，然后再使劲往上一推。在这一拉一推中，我发出猪叫般的哭声，最后疼晕过去了。

草医大妈说接上了，然后用各种草药，叫父亲捣碎，敷在伤口上面，又给我找了两块竹子做的夹板，把我的胳膊夹住，再用白布缠着。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喝中药，每次都是一大碗，有时候实在喝不下去了，母亲就给我一颗冰糖含在嘴里。

我常觉得手疼，有时候是痒，懂得的大人都说，痒是生肉呢，快好了。母亲半信半疑，终于在一个月后，把白布和竹板拆开了。原来我的手并没有接好，胳膊上的肉已经开始腐烂了，夹杂着草药，血肉模糊成一片，有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白骨。

那时候已经是腊月了，父亲带着我去城里的大医院。走到镇上，然坐那时候为数不多的面包车，再到车站坐火车。

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医院，从开始的清理腐肉、重新接骨，再到后面的取钢针，我的胳膊来回缝了三次，现在仍然有疤，像一个蝎子虫一样爬在我的胳膊上。那段时间，我打了很多青霉素，甚至在后面几年里，我出的汗、尿的尿都有一股青霉素的味道。

四

六年级的时候，我肚子上长了一个脓包，别人长脓包可能很小，长到核桃那么大，擦点药就好了。而我肚子上的脓包能长到苹果那么大。

母亲带着我去医院，先是去乡上找李医生，打了几天消炎针不见好，又带着我去镇上找医生。去镇上的路都是山路，我走不成，一走就疼。母亲找来平时背苞谷的背篓，让我坐在背篓，背着我去镇上。

我们那里所谓的山路，就是翻山，去的时候从山尖走到山脚，回来的时候从山脚走到山尖，不管是下坡路还是山坡路，背人都是不好走的。那时候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辛苦，就躲在背篓里，不敢把头伸出来，害怕会遇到同学嘲笑我。

就算是这样，来回去镇上打了三天针，肚子上的脓包还是没好。我常在夜里疼着哭。母亲就在夜里去找村子里的大爷，听说大爷那里有“七叶一枝花”，这是灵药，又比较少见，大爷一般都不给别人。母亲求来了一小节“七叶一枝花”的根茎，磨成粉，搅着陈醋，用一根鸡毛沾着，一遍一遍地涂抹在脓包上。

果然有效，脓包在慢慢缩小，也渐渐变软，按照土话说，要化脓了。然后母亲带着我去找李医生，开了刀，清出脓，才慢慢好了。

五

初二的时候，我得了腮腺炎，这是夏季常见的传染病，每人会患上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得这个病了。我请假回家，母亲带我去打针，过了两天，快好了。那天下午，我没经得住表弟的诱惑，去河里洗了个澡，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高烧到四十度不退。

去乡里、去镇上的医院都不收，母亲带着我坐车去邻镇的医院，医生和母亲想着一切办法给我降温。把我的身上放满夏天常吃的冰袋，灌肠、打退烧针都不见效。晚上我迷糊间，听见医生说，如果今天晚上我再不退烧，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建议母亲把我送到县上的大医院去。

母亲焦急，便在夜间跪在地上，求神仙保佑我，求附近寨上的大帝，一边说一边磕头。不知道是神灵的作用，还是药物的作用，第二天我的烧真的退了。

我考大学那一年，母亲凌晨四点的时候喊我起来，放鞭炮，点香烧纸。母亲说我长大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向神灵许了不少愿，也都灵验了，现在是还愿的时候了。我依着母亲，磕头烧香，我知道母亲信仰的是神灵，而我信仰的是母亲每一次的细心关怀。

六

当老师后，讲课很费嗓子，每当天气干旱的时候，咽喉炎就犯了，常常在夜里咳嗽。母亲责怪我，说这都是不喝水的缘故，于是每年在老家摘了不少金银花，蒸过后，再晾干，放在冰箱里，嘱咐我泡水喝，还要加冰糖。

母亲每次唠叨的时候，我总是不说话，脑海里常想起小时候的她。那时候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正月走，腊月回，她一个人顶起家里的天，做农活，种着十几亩地，照顾着我和妹妹上学。

我的顽劣，我的一些病，常让母亲在夜里流下泪水。病在我身，痛在她心，她那操不完的心，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长大而消退，只会变成重复的言语，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