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健民，梁越辉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研究生教育教学部，湖南 娄底417000；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湖南 娄底417000)

武陵山片区内民族众多、农村人口占比大，于片区内的大小山系中或杂居、或聚居，形成许多各具特色的村落，创造出很多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在长期历史演变中，村落承载了这些体育项目的创造、传承与变革，使其融入村民的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宗教祭祀之中，是维持村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而成为其生活文化甚至是生存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保留传统体育内涵又融合现代体育特征的村落体育仍然是村民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代表依然是村落(族群)文化的表现符号、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村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剂、村民团结的凝聚剂，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社会功效，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以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同时，深入片区村落及村民的生活之中，广泛调研村落体育尤其是村落节庆体育活动，旨在探究片区内村落体育的基本分布与分类，分析其结构状态与基本特征，以期为武陵山片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助力，为进一步研究片区村落体育的现代价值与社会功效打下重要基础。

一、片区村落体育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是重要的跨省经济协作区[1]，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首个试点片区。

(一)片区村落体育文化

武陵山片区内多民族人口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态，于山腰、水旁、林中形成自然村落(村庄)，以民族为主体、以村落为单元产生并传承了丰富多彩的包含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并通过村落这一载体来表达和呈现。同时，由于“大杂居”和民族迁徙的存在，不同地域、民族、村落之间又相互交融，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文化(民俗、民风)的融合。因此，武陵山片区所在地域是历史上多民族迁徙走廊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典型地区，境内有9个世居少数民族，同属西南蚩尤文化一脉，共奉“梅山教”和巫文化。片区东部(雪峰山区)虽非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古梅山地区所在地，是瑶族、苗族的祖源地之一[3]，也是“梅山教”的起源区和核心地[4]，还是承载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集交融功能的“武陵民族走廊”，区内传承至今的梅山文化自然也成为研究武陵山片区乡土文化和瑶族、苗族村落文化的重要史料。

因片区内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和相对封闭，境内主要世居少数民簇(苗族、土家族等)大都有语言而无文字，由此产生了以“崇尚武勇”和“崇(信)巫尚鬼”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2]14-15。体育形态的内容是其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身体符号为主体，配合相应的仪式、工(道)具、服式和语言等，表达民族、村落和村民的物质与精神诉求，构建了极具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村落民俗体育和节庆体育；二是健体强魄、保家卫村(族)、表现村落(族群)实力的尚武活动。片区村落体育具有典型的民间、民俗和民族性，其以具体项目为载体，与村民的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宗教祭祀息息相关，是维持村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已超出了体育范畴而成为人们生活文化甚至是生存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村落体育的变迁呈现内在神巫色彩逐渐减退、外在健身娱乐功能逐渐增强的特点。同时，受现代体育的冲击与融合，村落体育的变迁正处于加速期，民族(间)体育的现代化改造与现代体育的乡村化融合齐头并进，呈现出现代体育文化融入乡村、本土化发展的当代村落体育文化格局。

(二)片区村落体育项目

武陵山片区内“大杂居、小聚居”所形成的村落(族群)是产生和发展村落体育的主体，并以项目的形式传承，从而拥有了丰富的民族、民俗和民间体育项目。根据各研究文献、各地政府网站和实地调研的不完全统计，这些体育项目主要包括：春游、地方武术(梅山武功、苗族武术、土家族武术、瑶拳、汤瓶拳、板凳拳)、摔跤、茅古斯、傩戏、九子鞭、舞蹈(摆手舞、跳丧舞、铜铃舞、跳马舞、花鼓子、芦笙舞、铜鼓跳舞、板凳舞、花鼓舞、跳得舞、接龙舞、木鼓舞、爬花杆舞)[2]129-181、围鼓、舞龙(草龙、火龙、板凳龙、泼水龙)、舞狮(狮子、高台狮子)、舞龙灯、花灯(唱花灯、高花灯、板板龙灯)、龙舟(赛龙舟、独木龙舟竞渡)、斗家畜家禽(斗水牯牛、斗山羊、斗牛、斗猪、斗雀、斗鸡)、玩牛、抬故事、拔河、踩高跷、登高、荡秋千、踩鸡蛋、打长鼓、打陀螺、打铆球、打梭儿、打匕棒、打弹弓、打篾鸡蛋、射弩、射箭、摔跤、跳花棍、抢花炮、拔腰、跘跤、木球、踢毽子、花式跳绳、爬杆、赶老牛、顺风扯旗、中幡、掼牛、方棋、跳格、踏脚、弹腿、较脚劲、耍麒麟、泼泥赐福、跳花盆、糠包、抛绣球、叉草球、抵杠、德砂呱、杂耍、击鼓、抢鸭子、扭扁担、拉鼓、穿花衣裙赛跑、穿针赛、斗角、搭撑腰、石担、肉连响、跳红灯、打飞棒、牙力、跳桌、打粉枪、游泳、踩独木、切水、打木球、抵肩、跳伟登、跳大把、顶斗、三雄夺魁、拔萝ト、跳高脚马、春谷子等、哆毽、滚烂泥、耍春牛、打汤碟、跳高、蛇龙、赶猜、甩糖包等上百种[5-8]。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片区内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体育项目远不止上面所列举的这些，还有更多的体育项目或埋没于历史长河中、或由于调查所限没有被统计进来。

民族、民俗、民间体育项目是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的主体。随着村民生活用具的逐渐现代与丰富，以及农村学校和乡镇政府体育设施配置的提高及相关人员的体育示范与引领，现代体育逐渐融入村落体育，出现了具备现代特征的体育活动，如各种球类运动(如篮球和乒乓球)、跳山羊、单(双)杠、跳皮筋、滚铁环等。交通的高速发展(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为标志)，也使片区村落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进程大大加快，现代体育快速地融入了村落体育中，如篮球和广场舞等现代项目已成为村落体育的主要项目和节庆的保留项目(如春节的篮球赛)。除此之外，村落的部分时尚项目(如“微型马拉松”)亦与城市没有差别。

二、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的分类

武陵山片区不同的聚居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产生了目的、内涵、形态、方式各异的村落体育，且项目繁多、千姿百态。因此，对其分类实有必要，依其功能表达和价值指向可分为宗教祭祀、民俗节庆、防卫御敌、强身健体、娱乐身心5类体育项目，如表1所示。

表1 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项目分类统计表

(一)宗教祭祀类

宗教祭祀类项目的产生和传承与族群(村落)的宗教活动有关，其原本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容逐渐丰富、规模不断扩大、规则不断完善，通常是歌舞乐一体，反映和传承族群(村落)的生产生活文化。虽然这类项目在现代已基本剥离了其宗教色彩而成为表演甚至娱乐项目，但在偏远地区仍承担着民间宗教活动功能。

(二)民俗节庆类

民俗节庆类项目往往脱胎于宗教祭祀类项目，是民众在民俗节庆期间的群体欢庆表现与愉悦表达。现在，现代体育逐渐融入部分地区，在不同的节日里充当主着要角色，比如春节的村落篮球赛。

(三)防卫御敌类和强身健体类

防卫御敌类和强身健体类项目应该是片区内出现最早并传承至今的体育项目形式，两类项目在古代并存于一体，以技击(武术)为核心逐渐发散和发展。这些体育项目缘于古代山区争斗频繁，民风彪悍，习武、练拳、操械能起到改善生存状况、防卫御敌的作用，这从片区内习武成风，各地“武术之乡”有着超然地位可得到证实。热兵器时代来临后，习武防身的作用大大降低，民间习武热情大幅减弱，两类项目才开始逐渐分离、各自成型。受现代体育的冲击，许多传统项目不断被边缘化和弱化，甚至走向衰亡，这对保护村落体育的多样性极其不利。

(四)娱乐身心类

娱乐身心类项目多以小型、简单、即兴的方式存在，往往存在于田间地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改变，调剂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来，村落“空心化”、田间生产方式的改变、人民休闲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与“电子化”，导致“田间地头”项目基本已只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片区村落体育除按功能分类外，还可以按其他方式进行分类。按项目所用道具划分可分为舞图腾类、斗家畜家禽类、舞生产器械类、打击乐器类、体操武术类等；按项目开展的方式可以划分为竞技类、表演类、休闲娱乐类、益智类等；按项目参与人数可以划分为多人(群体)类、双人类、单人类；按体育项目的受重视程度可以划分为特殊保护类(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一般性质类(特殊保护类以外的项目)。

三、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的分布

武陵山片区人口总计1 200多万人，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8[2]5，片区各地主要民族分布见表2。

表2 武陵山片区各地主要民族分布情况统计表

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由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民族所创造。因宗教信仰、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和文化传承方式的不同，各民族所创造发明和传承的体育项目各有不同、各具特色或各有侧重(见表3)，但其无一例外都是各民族(村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片区内多个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村落体育或村落体育为构成成份的族群活动(主要是宗教祭祀和节庆庆典活动)承担了族群(村落)文化传承功能，是维系族群(村落)象征的符号，甚至是村落实力的表现(如村落的习武传统)。

表3 武陵山片区部分民族村落体育分布情况

续表

与此同时，武陵山片区各民族长期“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态决定了片区民族融合和文化开放程度高，内外交流不存在语言文化障碍的特点，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文化为特色的多民族地域性文化[1]。作为这种地域性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村落体育，一方面和民族聚居地具有分布统一性，并随着族群(村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而形成各具表现形式的反映民族特征的体育项目群，另一方面则不断冲突与融合，继而形成既具武陵地域文化特色又具时代特征的村落体育体系。各民族在村落体育的举办形式、活动内容以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可能会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因文化的脉络维系，其村落体育的功能价值、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等都大同小异，与时代同步。这种“融合”现象在当代更为突出，一是民族体育项目的聚集和跨民族参与，如各级民族运动会；二是现代体育项目的“村落化”，如在片区各地乡镇以村落为主体如火如荼进行的“春节篮球赛”及“广场舞赛”。

四、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的基本特征

武陵山片区内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样的村落，或依山而建、或伴水而成，在自然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形式多样又具有区域文化特性且独自传承的村落体育，表现出独特的自身特点。

(一)村落体育的地理适应性与地域差异性

武陵山片区地域辽阔，东西纵横和南北跨度都比较大，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地形特点，集合了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地理特征且水系丰富。因此，境内居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村落体育有着与片区地理相一致的特征：一方面，村落体育具有地理适应性特征，表现在受片区地理影响呈现集中与小型的形态特征、受村落人群聚居影响呈现统一与集体的组织特征、受生产生活影响呈现简洁与实用的动作构成特征；另一方面，村落体育具有地域差异性特征，这一方面的特征恰好是由地理适应性特征所决定的，片区内越往西北，山地越多，村落体育呈现出山地体育的特性，形成诸如爬花杆、过刀山、荡秋千、摔跤、斗家畜家禽等山地体育项目，越往东南，盆地越多且水系流域更广，村落体育则呈现盆地体育和水域体育的特性，形成诸如舞龙舞狮、拔河、龙舟等盆地体育项目和水域体育项目。

(二)村落体育的民族多样性与项目融合性

武陵山片区生活着30多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传统与传承，由此衍生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村落体育活动，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人群特征，比如土家族的摆手舞、仡佬族的打篾鸡蛋、亻革家族的跳芦笙、水族的耍水龙、瑶族的瑶拳等。这些村落体育活动是族群生产生活的文化沉淀与符号表现，体现本民族的价值取向，其中又以反映民族核心文化内涵的宗教祭祀体育和节日庆典体育最具本民族的文化符号特征，是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此展现了片区村落体育的民族多样性。

武陵山片区形成了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形式的民间信仰，是融合“儒道释”于一体的“宗教文化”[2]5-16。各民族文化由此实现了交往和交融，村落体育也自然互相影响和融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民族开展相同的体育项目，如龙舟竞赛和舞龙舞狮(汉、苗、土家族等)、斗牛(苗族、侗族、水族等)、射箭射驽(布依、亻革家、侗、瑶族等)，因为各民族的传承不同，这些共同的项目还是会存在一些内在文化和外在形态方面的不同，以呈现各自民族的特质；另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村落体育项目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来改造自身以适应发展需要，比如各民族传统武术在不同民族文化尤其是“儒道释”文化的融合中，逐渐趋于现代武术，再如经返乡大学生的演示和推广，盛行高校近20年的竞技龙狮内容逐渐取代乡村传统龙狮内容。现代体育项目和传统体育项目的融合性则显得更加突出，一是传统村落体育项目的现代化改造，如各地龙舟项目已趋同为“龙舟竞速”；二是现代体育“村落化”，如日渐兴盛的“村落篮球赛”和“村落广场舞”。

(三)村落体育的民族、民俗与民间性

武陵山片区由原有的濮人、巴人、越人、三苗与南下西进的楚人不断融合，成为多民族杂居区[2]17-69，现有包含9个世居民族在内的30多个民族居住其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均产生了服务于本民族、体现其民族价值、具备民族特征的民族体育，这些民族体育传承于族群聚居的村落，是典型的村落体育。各民族文化在历史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造就了片区内“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俗格局。由民众创造和使用、具有仪式(模式)性和集体性，且维系传统的村落体育项目是反映这种民俗格局的主要表现成份，如摆手舞、茅古斯、“团龙”[9]、苗族鼓舞、龙舟等便是各族群(村落)的典型民俗体育。村落历来是社会组织的底层结构，居住其中的民众亦是社会阶层的底层，由其创造和传承的村落体育自然属于民间体育。

与其他地方不同，武陵山片区绝大部分时期是处在地方(族群)自治或官方(朝庭)的松散管理之下，村落体育的民族性、民俗性和民间性更加明显。但在当代，由于民族融合加剧，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化影响，片区村落体育的这种特性有所弱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四)村落体育的“武勇”特性

自然地理环境和村落聚居的人居环境，铸造了武陵山片区独具特色的山地丘陵文化，其核心是“崇(信)巫尚鬼”的族群维系文化、“农耕渔猎”的生存文化、“扩张防御”的斗争文化。因此，境内各民族“祖先崇拜”的对象基本是“勇猛”的先人，勇敢精神是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和贯穿史诗、歌谣、传说、故事的主线[2]15。军事斗争贯穿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成就了该地域的尚武文化，血性与“蛮”性是其文化特质。

在这种尚武文化的培育下，武陵山片区村落体育自然表现出内“勇”外“武”的文化特性。内“勇”表现为族群利益优先、一致对外，有胆有识、进退有据，吃得苦、“霸得蛮”、舍得命。在具体项目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赛龙舟、舞龙狮、茅古斯等集体项目的仪式(规矩、利益)、内容(歌颂英雄、赞美勇敢)和动作(团结、协同)；二是如“团龙”(斗龙比武)、斗家禽家兽等争斗(竞技)项目的勇猛(精神、意志)、求胜(力量、速度、技巧)；三是过刀山等危险项目的极限(胆识、血性)、挑战(技巧、精神)。外“武”则表现为村落(族群)习武成风、成员以习武为荣，武术是村落和村落成员的实力象征及文化名片。

(五)村落体育的健体性与娱乐性

村落体育是劳动人民群众同自然、同社会做斗争的产物，因此，原始村落体育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家族性和健体性。随着社会进步，科技昌明，粘附在村落体育上的宗教、家族等属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健体性和娱乐性的逐渐增强。

健体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贯穿于村落体育的发展全程，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其目标指向是不同的。当村落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社会单元时，对内自给自足、对外需扩张与防御，此时的村落体育更多的是作为军事体育存在，呈现出集体组织性和斗争专门性，因是以“武”为主、以“力”为质，人们往往采用简单、直接、对抗的方式进行训练，传统梅山武术常采用80多斤的石锁进行练习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时代背景下，村落体育的健体性服务于集体而非个体，目的是提升村落集体的斗争实力而非村民的体质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片区内的村落衍变成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村落间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和和平，村落的“军事”功能基本丧失，村落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维系之“筋”由斗争逐渐转为“娱乐”，其健体性转而服务于个体而非集体，活动的方式也逐渐向多样、多变与非对抗的方向转变，强调健体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以及个体的身心愉悦，最能说明这种转变的就是片区内各传统武术(如梅山武术)的衰败和部分现代体育项目(如篮球赛)在村落间的快速兴盛。

村落体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体育项目也逐渐丰富并分类发展，娱乐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内在属性。追根溯源，村落体育的娱乐性应起源于片区内各族群的祖先神灵崇拜，遵循“娱神(鬼)”继而“娱人”直至“娱己”的发展脉络。现在，片区内村落体育的娱乐性正呈现“娱人”与“娱已”并行不悖、各自发展的态势：有着传统文化内涵、能够“娱人”的项目逐渐成为乡村经济的助推剂；贴近生活、能够“娱已”的项目成为村民的“新宠”；既不能“娱人”又不能“娱已”的项目逐渐消失。

五、结语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武陵山片区创造和传承的村落体育项目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从项目的功能来说，村落体育项目无外乎宗教祭祀、民俗节庆、防卫御敌、强身健体、娱乐身心5类。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祭祀类项目逐渐向民俗节庆类转变，防卫御敌则向强身健体类和娱乐身心类转变，5类项目逐渐变为3类项目；片区村落体育因历史变迁逐渐形成地理适应性与地域差异性，民族多样性与项目融合性，民族、民俗与民间性，“武勇”特性和健体性与娱乐性5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但这些特征与时代紧密关联，并根据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传承、创新和发展片区村落体育，应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表现其与时代合拍的基本特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