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敏

摘 要 首先在探讨濒危档案与环境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与濒危档案相关的概念与标准，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详细阐述了濒危档案划分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濒危档案是内容稀缺或形式独特、受到环境严重威胁、亟需保护的文献遗产。

关键词 濒危档案 环境 界定原则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endangered archiv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s and standards related to the endangered archives， and elaborat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of the endangered archives from perspectives of content and form， and then concludes that the endangered archives are literature heritage scarce in content or unique in form threaten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in urgent need of protection.

Keyword endangered archives; environment; definition principle

一、濒危档案的提出

近年来，在我国文献保护需求调查与评估重点文献的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档案文献遗产的载体损毁度、内容价值稀缺度、保管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发现在数量庞大的重点档案的保护工作中仍有亟需实施抢救性保护的档案。针对这一现象，我国从宏观上积极构建档案文献遗产分级保护模型，确定文献优先保护次序。微观上建立了特藏室，对这一类档案实施“重症看护”。实际上，重点档案文献遗产数量繁多使得保护工作面临窘境，即抢救速度远远比不上损毁速度，许多重点档案文献即将接近危险境地。我国国务院曾在2012年1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清楚地指出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仍主要集中在檔案保护技术方面，即如何改变档案文献接近消亡的状况，尽可能地延长其保存寿命。在认识上虽然引入了“濒危”的概念，将这一类档案称之为“濒危档案”，然而学者们对这类濒危的文献档案说法却不尽相同，比如有“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濒危历史档案”之说等等。当然，将濒危的文献档案直接称作珍贵档案或者重点档案的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些说法要么涵盖范围小，要么没有重点突出档案文献的濒危状况。由此可以看出，档案学界并没有对“怎样的档案文献可以称之为濒危档案”有较为统一清晰的界定。

二、濒危档案的相关界说

1.与濒危档案相关的概念。大多数学者在界定濒危档案时认为濒危档案包括载体濒危和信息濒危两个方面的含义。以中国人民大学马翀博士为代表，他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到，“濒危历史档案即载体材料濒临彻底损坏或者所蕴含信息相对稀缺濒临消失的历史档案”[1]。在该定义中虽然直接用“濒危”一词来为濒危历史档案下定义，但是没有明确指出“相对稀缺”的对比衡量标准。姚坤在《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也详细谈到了“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划分主要是通过文献遗产信息的稀缺程度来衡量其是否属于濒危”[2]，并且着重区分了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与内容价值鉴定的不同。笔者认为，濒危档案包括载体濒危和信息濒危两个方面也仅仅是考虑问题的角度，并不能突出濒危档案在实际保存中存在危险的境地。也有学者直接分析濒危档案的特点，认为具有论述特点的档案即为濒危档案，这类界定与“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入选标准细则所提及的七个方面类似。比如，万秀萍学者在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一文中认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主要是指严重损坏、濒临消失，亟需抢救与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3]。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具有对某地区或某时段社会活动有特别意义，并且较为稀少，破损较为严重，有濒临消失的危险，甚至存在彻底损坏可能性等特点。另外，还有学者从词语角度逐步分析。比如广西民族大学农艳红认为“濒危”这个词语最初是使用于生物界，从生物界的概念引入并逐步界定濒危档案。齐玲、高春禄、张洋铭学者在《抢救濒危档案之我见》一文中简洁明了地根据字面意思指出：“濒危档案，顾名思义，就是面临危险的一部分档案。”[4]濒危档案的抢救工作刻不容缓，对濒危档案的界定和入选标准的制定更是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面临危险的一部分档案”这种解释如果仔细从语言上推敲的话就存在着问题，也可以让人有这样的理解：濒危档案不是面临危险的全部档案，面临危险的档案众多，那么只是众多中的一部分档案吗？定义中所指的这一部分档案是什么样子的档案呢？显然，作者并没有在定义中指出濒危档案的珍稀性和独特性，就连信息的稀缺和重要都没有明确指出。从上述各种与濒危档案相关的概念中可以看出，现阶段学者们对濒危档案的认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2.与濒危档案相关的标准。网络发展和科技进步对标准和规则的需求非常迫切。在档案界中濒危档案与有关分级界定的标准有很大联系，为了便于濒危档案的保护工作，人们经常参照相关的分级界定标准。但档案分级界定标准的制定有着严重滞后的特点，国家档案局仅在2017年发布的《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 第1部分：破损等级的划分》行业标准中提到破损等级划分的内容，并且破损等级划分也只是技术上的认定，而对一个事物进行等级划分，仅仅从技术上认定是远远不够的。在制定分级标准时，只有融入我们对事物的清晰的认知才能更好地引导工作。虽然，该标准的制定也借鉴了我国图书、文物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技术上考虑到酸化、老化、虫蛀等影响因素，但如果档案界在认识上一直沿着图书、文物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来思考问题的话，则很容易导致认识的偏离。因为在图书、文物界的分级界定标准中，专家意见和判断是作出衡量的首选，而这些专家往往注重考虑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以古籍善本和一级文物的判定中“三性”和“九条”为例，“三性”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更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考量版本或历史文物的稀缺价值。笔者所要强调的是，这种注重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精英文化对图书、文物界分级标准制定具有重要影响，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濒危档案的分级界定。我们都知道，档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档案的社会实践性可以看作是将档案从睡眠中唤醒的一道“符咒”。即便是针对濒危档案，它的社会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图书、文物的分级标准尚且可以注重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但档案的分级标准不彰显社会价值是不合理的。总而言之，社会实践价值对档案分级标准制定也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现如今的档案分级标准除了参照图书、文物分级标准在技术角度划分外，并没有从宏观的管理制度上把档案社会实践性加入到分级标准的衡量范围内。档案人仍旧在管理思维上将档案视为“宝贝”、“遗产”或一定意义上的“文物”。如果我们档案人仍抱残守缺不改变自己的工作管理思维，那么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作为急速发展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时代，庞大繁杂的电子文件将是档案人面临的棘手挑战。因此，现如今我们所谓的“亟需保护”更多情况下是开放管理思维，立足于现实，在渐进式的改变中把对濒危档案的保护思维从“抢救性”理念转变为“预防性”理念。简而言之，我们应该要求从事濒危档案保护工作的人员预想到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进行预防性保护。亟需保护是濒危档案眼下的困境，也是可预见的未来。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三、“濒危”“濒危档案”与环境的关系

“濒危”一词主要是对生存状态的描述，即临近危境或即将死亡。濒危可以运用于许多领域，比如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就为了引起遗产所在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遗产地明显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类干扰的情况下，使人们高度重视即将到来的危险，从而尽快采取措施拯救人类共同的财富。濒危也可以用于生物界中那些由于人类对环保的不重视，对生态的破坏，许多濒临灭绝的动植物身上。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还是濒危动植物等概念的阐述，都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也可以称之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笔者认为“濒危”一词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最严重的结果即会引发“生态危机”。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危机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5]。同样，在档案生态系统领域，如果档案主体（人或者组织）的活动导致档案生存环境甚至整个档案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档案客体要素（档案资源）作为记载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重大发现和重大成果的共同记忆将面临濒危状况，进而造成档案生态危机。这种档案的生态危机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潜伏期往往不易被察觉，但危机一旦形成，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恢复。如果历史赋予全世界的、今人的和后代的共同文化财产都消失殆尽，谈何人类发展。所以，在将“濒危”一词引入档案界时应当突出环境的重要性。当然，这里所指的环境不仅仅包括上述所说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包括档案自我环境，它们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对于濒危档案而言，环境带来的极大挑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濒危档案与文献遗产的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世界记忆即文献遗产，它是全人类以文献形式保存和收集的记忆，是世界赋予全世界的、今人的和后代的共同的文化财产”[6]。在理论认识方面，濒危档案主要是历史上各个时代重要的文獻资料，通常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和社会面貌，具备文献遗产的稀缺珍贵和历史记忆等特点。在实践保护方面，《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主要公布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濒危状况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混合遗产或文化景观遗产，往往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属于世界遗产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并且设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目的也在于引起遗产所在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濒危档案属于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在濒危档案的定义中应当反映环境与濒危档案的关系，从与濒危档案相关的保护标准入手界定濒危档案。那么，怎样在复杂的环境中界定出具有社会价值、属于文献遗产而又亟需保护的濒危档案呢？现将界定濒危档案的基本原则从内容和形式方面考量。

五、界定濒危档案的基本原则

1.从内容方面看。

（1）信息的稀缺性。濒危档案的抢救与保护对于人类而言是重构记忆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记忆的重构并不是基于我们当前的偏好与需要，而是尽可能地完善和重拾被忽略的历史。因为濒危档案内容的稀缺性也就意味着其背后的历史信息存在遗失的风险。

历史信息具有超越时空的线性发展特点，与档案、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可以说，历史信息、档案、社会实践三者达成了相互印证、相互联系的关系。如果档案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成为濒危状态，将直接造成无法弥补的历史信息的丢失问题。相反，濒危档案所具有的历史信息的稀缺性也恰恰能证明一段真实历史。比如里耶秦简的发现让有关秦人、秦国的记载不再是正史中的寥寥数语。在大兴“焚书坑儒”的年代，许多珍贵的典籍和文献被焚毁，留存下来的里耶秦简就更显珍贵。可见，稀缺性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数量很少外，还包括了涵盖相关信息的同一类型的档案，并且这类档案在文献遗产角度而言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它可以作为新被发现的事实存在去强调那些符合时代的历史信息。

另外，针对濒危档案信息稀缺性的界定不可完全看做是对于内容价值的界定。姚坤在他的文章《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中也曾提到：“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判定并不等同于对档案文献遗产内容价值的鉴定……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划分主要是通过档案遗产信息的稀缺程度来衡量是否属于濒危。”[7]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濒危档案信息的稀缺程度的界定并不是保留全部，而是选择性地保存。

（2）价值的重要性。价值的重要性是濒危档案界定的出发点。这一原则无论是对于古籍善本还是文物藏品的界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对于濒危档案价值重要性的判定侧重点是不同的。古籍善本和文物藏品价值的重要性判定主要以“赏”为主。濒危档案重要性的判定以“实用”为主，以“警醒”为目的。

以民国档案为例，1938年，在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的训令下，设立了“旧记整理处”。该处负责人和职员大多为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学者和官吏。这批档案主要存放于张作霖帅府的12个库房里，由于库房潮湿，保管条件差，很多档案变为“砖块”。日本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侵华罪行，为了避免盟国追究军国主义的罪行，销毁了各个部门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这个案例正好说明了许多环境因素对濒危档案构成威胁时，如果濒危档案遭到消亡的境地，失去了原有的突出价值则无法为后人使用。至少我们可以在日本否认侵华、修改历史课本、参拜靖国神社时拿出伪满洲国国务院当时的工作档案作为强有力的反驳。当然，现在仍留有许多的民国档案可以作为日本侵华的罪证。但是，民国档案从整体来看并不乐观。研究表明，“民国普通报纸的寿命一般为50—100年，民国图书的保存寿命为100—200年。专家估计，如果任由目前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国图的民国文献很可能会在50—100年间消失殆尽”[8]。事实上将一份或一全宗档案列入濒危档案中，对于促使有关方面的关注都是有效的，并且能够立即激发采取保护措施。有关部门将倾其所有来恢复这些濒危档案的价值，然后能够尽快地将其从濒危档案的名录中删除。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最起码能够警示有关的管理机构。例如，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斯群岛国家公园，由于被过度捕捞和外来动植物物种严重干扰，使得已经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慎重考虑将其列为濒危世界遗产，但厄瓜多尔政府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报告已经制定了加拉帕斯特别保护法并开始实施，最终政府一系列加强对群岛及其周围水域保护的措施，避免了它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国家针对濒危档案问题也应向世界遗产委员会学习建立一份濒危档案的名录，而不仅仅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等。

2.从形式上来看。

（1）载体的易逝性。档案载体的演化复杂多样。档案载体可以分为信息载体和物质载体。信息载体存在着从单一表达、独立存储到多种表达、集合存储的进化过程，物质载体则由取自自然的树皮、木棒到简单加工的甲骨、纸草、金属、陶器等，逐渐演化到纸张和光、磁材料。档案载体一次次地超越，帮助档案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档案载体的演化就是档案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最好证明。在现代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许多被记录的信息从内容和记录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廉价、快捷的共享与分配信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信息载体仍处于发展阶段，而物质载体则处于易逝的阶段。虽说档案的价值主要靠信息内容来体现，档案保护的实质也是保护信息，但绝不能忽略档案物质载体的易逝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档案载体的演化过程中，档案的制成材料会逐渐失去对所承载信息的支撑作用，一部分信息也会随着制成材料的损坏而丢失亟需保护。

当然，物质载体的易逝性除了其自身作为记事载体的功能减弱外，还包括保护过程中与环境的不适应所造成的淘汰。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濒危档案而言，濒危档案的物质载体在当今环境下淘汰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信息载体的淘汰速度。档案物质载体也是这种环境中的“牺牲品”。因为只有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才会变成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只有档案物质载体的易逝性作为界定濒危档案必不可少的一环，才能体现濒危档案的迫切性。

其中，物质载体明显趋于淘汰和严重损毁的是少数民族濒危档案，其载体材料演变的顺序主要有甲骨、简牍、纸张、磁介质，还有树叶、树皮、羊皮等作为载体。这些档案本身制成材料的耐久性是影响其濒危的内在因素。在技术方面，对濒危档案物质载体耐久性的具体界定，笔者参考《纸质档案抢救与修复规范第1部分：破损等级的划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认为达到以下标准即可列为濒危档案。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也对物质载体的易逝起着很大的作用。以东巴纸为例，东巴纸是纳西族传承东巴象形文字和古老东巴经的重要载体。东巴纸原料天然，工艺独特。它采用纳西族地区特有的高山野生稀有植物丽江尧花制作，经过数十道东巴家传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9]。在中国所有的手工纸中属于最厚且耐磨损的一类。东巴纸直到现在日渐稀缺，且很少东巴人掌握此项传统工艺，也为保护东巴文献埋下了隐患。

物质载体是濒危档案形式上的记忆。多种多样的档案物质载体展现的是历史的细节，凝聚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明，塑造的是一个时代的形象。如果说濒危档案没有了这种形式上的记忆，在对其界定的过程中也忽视了物质载体的易逝性，那么仅剩下的数字化记忆和信息载体将摧毁我们的历史，损害我们的判断。

（2）保存的独特性。我国鉴于濒危档案的损毁程度大，来源范围广，为了规避环境带来的威胁，启动了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项目。“2007年和2008年，国家档案局和财政部批准西藏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项目38个和13个，计划抢救重点档案数分别为63795卷和34046卷。为按计划完成重点档案的抢救任务，全区各地市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10]只有尽量扩大对县（市、区）国家档案馆的覆盖面，使尽可能多的基层国家档案馆参与到档案的抢救与保护中来，才能够加强工作力量。为了确保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能够顺利、扎实、有序、高效地开展起来，在资金上我国采用财政拨款的方式，全力支持各级地方抢救和保护重点档案，极大地改善工作条件，并且责任到人，要求各项目单位按时主动上报本单位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这种重点档案的抢救和保护可以看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有编目、著录、修裱等相对复杂的工作，同时又有条目录入、全文数字化等简单工作。针对这一特点，市档案局（馆）一方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把关业务工作，做好页码编写、珍贵档案清理登记。另一方面，在财政的监督指导下，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把一些工作交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完成，不断探索和积累新时期新形势下开展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综上所述，在濒危档案所处的环境日趋严重之时，濒危档案所面临的威胁也层出不穷，亟需预防性和抢救性的保护，对濒危的界定也将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笔者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分析了界定濒危档案的四个原则，最终得出濒危档案的定义是内容稀缺或形式独特、受到环境严重威胁、急需保护的文献遗产。

参考文献

[1]马翀.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策略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2]姚坤.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J].黑龙江档案，2013（2）：99.

[3]万秀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J].兰台世界，2009（10）：22-23.

[4]齐玲，高春禄，张洋铭.抢救濒危档案之我见[J].档案学研究，2002（S1）：45-46.

[5]林艺霏.福斯特生态危机理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6]周耀林.世界遗产与中国国家遗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姚坤.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J].黑龙江档案，2013（2）：99.

[8]江河.国图民国文献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J].北京档案，2005（5）：10-11.

[9]鄭慧，朱兰兰.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研究[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10]广西档案信息网http：//www.gxdaj.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