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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窑青白瓷烧造技术溯源

2020-03-18董文凯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19期
关键词:溯源技术

董文凯

摘要:文章通过对窑炉结构、烧制方法、胎釉配方、产品造型特点等的分析,认为繁昌窑的青白瓷烧造技术更多地应当是承接南方邻窑,尤其是越窑的影响,而不是定窑,繁昌窑在创烧青白瓷和发明“二元配方”技术之前应当有一个“成长期”。

关键词:繁昌窑;青白瓷;技术;溯源

烧造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繁昌窑,是我国最早生产青白瓷和率先运用“二元配方”的窑场之一,它的发现将我国青白瓷的生产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年,将中国制瓷业“二元配方”技术提前了300多年,由此确立了繁昌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特殊的学术地位。

历史上的繁昌窑不是孤立于世的,必然受到其他窑口的影响。因此,该窑烧造青白瓷技术的来源就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技术承接角度分析,由于较早地烧制青白瓷,其釉色与白瓷接近,又在南方率先放弃了泥钉叠烧法,像定窑一样,采用了漏斗形匣钵和垫圈、垫饼及少数泥点组合的装烧技术。因此,包括王承旭先生在内的学者以这种组合形式“不见于同时期的南方越窑”,认为“繁昌窑青白瓷在烧造方式上很可能是受到了定窑等北方优秀白瓷窑场的影响,从而为成功创烧出青白瓷奠定了技术基础”。笔者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

讨论繁昌窑的技术溯源问题,可以从窑炉结构、烧制方法、胎釉配方、产品造型特点等方面入手,找出繁昌窑的技术基因,从而分析繁昌窑与其他窑口的技术关联度。

1窑炉结构

1.1繁昌窑的窑炉结构

繁昌窑遗址散布于繁昌县城南郊和西郊的丘陵山坡上,包括柯家冲、骆冲、张塘、半边街和柳墩等地点。以南郊的柯家冲窑址规模最大,是繁昌窑的中心窑址。

柯家冲窑坐落于柯家村笠帽顶和锥子岭小山之间,窑址分布范围内有规模较大的窑包堆积11组,窑炉十余座。龙窑均依山而建,长数十米,除了极少数的堆积在外,大面积的遗址皆埋藏在植被下,是全国古窑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2001年,繁昌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繁昌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现了龙窑一座;2002年9—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和繁昌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二次发掘,揭露了一座龙窑窑炉和大量作坊区遗迹;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繁昌县文物局联合对繁昌窑遗址开展了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发掘了柯家冲窑址和骆冲窑址两个地点,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我国南方青白瓷窑址考古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

柯家冲窑址已经发掘了龙窑2座(图1、图2),骆冲发掘了龙窑1座,从窑床的形式看,属于在南方普通使用的坡式龙窑。

柯家冲1号龙窑保存基本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北宋龙窑,由操作间、火膛、窑室、窑门、排烟室等组成。窑身斜长56.4米,宽2~3米。发现4处窑门,南北各两处,错位分布。窑床自东向西逐渐抬升,坡度为5~23.5度,越接近龙窑中后部坡度越大。经局部解剖,窑床有两层,各层均由红褐土烧结层和黄褐砂土垫层组成。窑尾排烟室保存较好(图3)。龙窑北侧还发现了排水沟,北侧和南侧发现有对称分布的柱洞,可能是窑棚留下的遗迹。

骆冲窑遗址位于繁昌县城西郊,2014年发掘出五代-北宋时期龙窑1座、房址1处,瓷片废品堆积亦进行了解剖发掘。发掘揭露的龙窑前段部分在建设宁安城际铁路时遭到破坏,除火膛外,龙窑基本保存完整,呈南北向,斜长26.4米,宽2.25~2.6米。发现4处窑门,错位分布。窑床自南向北逐渐抬升,窑穴深度小于80厘米,坡度为14~19度。现存窑墙主体为护泥墙,局部及侧门用窑砖砌筑,地面以上部分及券顶倒塌。窑室内发现四道隔墙(图4),复原高约0.24~0.4米,隔墙将现存窑室分为五段,后四段分别设置了一道侧门。骆冲窑窑炉设置隔墙的做法不见于柯冲已发掘的两座龙窑,属于分室龙窑的范畴,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分室龙窑。

繁昌窑使用龙窑烧制瓷器并不奇怪,在其周边的洪州窑、越窑等南方相邻窑场都使用龙窑。而南方使用龙窑具有悠久的历史。

1.2南方邻窑的窑炉结构

龙窑由于其建造成本低、装烧量大、热效率高、节省燃料等优点,被南方窑场普遍采用。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写的《中国陶瓷史》(1982版)记载,南方地区早在烧制陶器和原始青瓷时就开始使用龙窑。龙窑在商代已经在浙江地區出现,东汉时广泛使用。帐子山发现的东汉龙窑全长10米左右,比商代、西周和战国的龙窑(2米左右)窑身长。到三国西晋时发现有13~23.8米的窑床。龙窑加长,不仅提高了坯件的装烧量,而且提高了热效率,将窑温提高到1300摄氏度,为瓷器的烧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繁昌窑周边的洪州窑、吉州窑、越窑、长沙窑、建窑等著名窑场的唐五代和宋代遗址中,都发现过与繁昌窑类似的坡式龙窑,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①2004年2—5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丰城市博物馆对丰城市石滩镇港塘村洪洲窑陈家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龙窑遗址2处,揭露出一座三国时期长达23.8米的龙窑遗迹,为同期其他名窑和一般窑场所未见。

②198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单位发掘了建于晚唐、五代的吉州窑本觉寺窑址,其窑床长36.8米,宽0.42~3.95米,窑头火膛保存完好,窑口呈L形,窑头至窑尾倾斜12度。窑顶采用红砖券拱,窑底采用自然土夯筑,经釉汁渗透与高温焙烧,窑底已形成十分坚实的烧结面,窑壁之外有红砖砌叠的护窑墙(图5)。

③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物部门连年不断地对上林湖地区越窑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先后多次对上林湖荷花芯唐代窑址、马溪滩唐宋窑址、白洋湖石马弄唐宋窑址和古银锭湖低岭头南宋窑址、寺龙口唐宋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唐宋时期的7座窑炉,其中荷花芯唐代窑炉(图6)、石马弄北宋窑炉保存较好,具有代表性。荷花芯唐代Y37窑炉斜长41.83米,由火膛、窑床、窑尾三部分组成,近东西向,坡度13度,火膛宽1.86米、深1.5米,窑床最宽处2.8米,北壁残存窑门7个,门宽0.4~0.6米不等。火膛呈半圆形,底铺“M”形匣钵,窑床壁用长方形土坯砖平砌,地铺沙层,呈较硬的烧结面。石马弄Y1窑炉斜长49.5米,由火膛、窑床、窑尾三部分组成,近东西向,坡度10度,火膛宽0.65米、深1.25米,窑床最宽处1.9~2.4米,南壁残存窑门5个,门宽0.5~0.55米。火膛呈半圆形,底呈烧结面,壁用砖石、匣钵砌成,窑床壁用长方形土坯砖平砌,地铺沙层,呈较硬的烧结面。

④2013年3—1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乐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厦门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景德镇乐平市南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南窑遗址东南部揭露清理出一座长达78.8米的龙窑遗迹,遗迹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床、窑墙、窑尾等几部分组成,窑内出土有青釉和黑釉执壶、罐、盏、腰鼓等。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遗物,推断出这座龙窑是特色鲜明的中晚唐时期龙窑,也是到2013年为止考古揭露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同时亦是景德镇地区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窑炉遗迹。

⑤1983年,湖南省、长沙市组成联合发掘组,对长沙窑进行科学发掘,在谭家山1号窑发掘的龙窑全长41米,方向为正南北向,分窑头、窑室、窑尾三部分。火膛长2.9米、宽1.6米,窑室宽2.8~3.5米,东部1个窑门,西部3个窑门,窑床坡度不一,分为五段,倾斜面9~23度。

⑥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福建水吉镇大路后门、芦花坪、牛皮仑、营长乾等建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了晚唐五代到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地10座。大路后门窑址在位于后井村东南部的一座南北走向的宋代窑址上,有两座窑炉互相叠压,呈东西走向,一座斜长123.6米,另一座斜长135.6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古龙窑。芦花坪宋代窑址清理出的龙窑长56米,两侧修建了石阶,窑室由砖块砌成,宽1~2.35米,龙窑两侧每隔一定距离有一个火膛。有10个窑门,其中东墙3个,西墙7个。牛皮仑曾清理出一座斜长64米的龙窑。遇林亭宋代窑址博物馆内有两座龙窑,1号窑长73.2米,2号窑长113.1米,都是沿着山坡而建的龙窑。值得注意的是,烧造于北宋到南宋的营长乾窑址发现有残存的龙窑7道挡火墙遗迹,每道墙体是一排倒扣的匣钵,有8~9柱,柱与柱之间的近距离为5~10厘米,每柱3个匣钵,匣钵柱上砌砖。由此推断该窑址的龙窑是分室结构,即在窑床上用挡火墙分割成若干个窑室,而下部留有一排通火孔。

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唐宋时期的南方龙窑结构比较完善,基本定型,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①由火膛、窑床、窑尾三部分组成,越窑、洪州窑、吉州窑、长沙窑、景德镇窑的长40~80米,宽2~3米,坡度一般 10~20度;而建窑的长度更长,有64~135.6米。

②窑壁采用土坯砖或红砖错缝平砌而成,外壁往往采用护窑墙支撑。

③窑底经过平整加工,铺沙,便于稳固匣钵柱。

④龙窑的两侧常开有多个窑门,一般错位而开。

⑤大多依山而建,利用自然坡度,可以起到烟囱般的抽力作用,使窑室内有必要的通风,又能使燃烧后的废气排出窑室,气流能在窑室内均匀通畅。

从繁昌窑址考古的实物资料分析,骆冲和柯冲的龙窑长度为26.4~56.4米,均为依山而建,两侧开门,更接近越窑、吉州窑和洪州窑的型式。骆冲龙窑较短,可能与它主要是烧制高档青白瓷产量较少有关。

1.3骆冲窑对龙窑的改进

尽管上文提及龙窑在唐宋时期已经比较完善,但此时的大部分龙窑没有分室,也存在如下弊端:由于窑室各部位火候大小、温度差异较大,瓷器成坯后放入匣钵内准备装烧,在垒匣钵之前要先将细瓷、粗瓷分拣,仔细考虑装窑位置,才能烧出温度、胎质、釉色都不同的瓷器。窑室内温差很大,横向而言,窑床前、中、后三部分,后室温度低,气氛不易控制;竖向而言,上、中、下三层,上层温度高,下层温度低,所以后室与下层只能装烧粗瓷和低温瓷,而前室和上层的只能烧高温瓷。事实上这很难控制,不是生烧,就是过烧,釉面质量也不均匀。《江西通志》卷九三就有记载:“民窑烧器自入窑门开始九行,前一行皆粗器障火,三行间有好器,杂火。中间前四、中五、后四皆好器,后三、后二皆粗器,视前行。”一窑瓷器能出佳器者实在有限。

根据窑墙烧结程度及骆冲窑产品烧成温度判断,隔墙的设置是为了提高窑温及产品烧成温度而采取的改进措施。骆冲窑和营长乾龙窑的分室设计,隔墙起到了对烟气的扰流作用,延长了烟气的流通路径和停留时间,在提高热效率的同时,不仅可以对温度起到相对均衡的效果,也給分段投柴调温带来了方便,更有利于调节氧化还原气氛,从而有利于提高出窑质量和成品率,这不能不说是对唐和五代龙窑的一个技术改进。

2装烧方式

发掘繁昌窑柯冲及骆冲窑窑址时发现了大量窑具、瓷器标本。窑具有匣钵、匣钵座、支钉、垫圈、垫饼和圆筒状束腰支座等,以匣钵最多,支钉较多,垫圈其次,垫饼最少,说明繁昌窑运用了支烧、垫烧、支钉叠烧和匣钵烧制等多种方法(图7~图10)。

2.1柯冲窑匣钵类型和材质

从柯冲窑现场发掘出的标本看,其匣钵主要分为三类:桶形、“M”形和漏斗形(图11~图13)。材质为与坯件胎体不同的一般耐火土,比较粗糙。

2.2骆冲窑匣钵类型和材质

骆冲窑遗址发现大量的窑具和瓷器标本,部分器型为首次发现。窑具主要包括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等,匣钵主要为漏斗形匣钵和桶状匣钵(绝大多数为漏斗形匣钵)。发现了数量丰富的刻字匣钵,首次发现碗形匣钵和军盔形匣钵及流行于唐、五代时期的喇叭形支座。支钉主要集中出现于堆积下层,与有些产品底部粘有支钉痕迹的现象吻合,从部分产品内外底均粘有支钉痕迹的现象判断,骆冲窑曾经采用了流行于五代时期的支钉叠烧工艺。

骆冲窑匣钵的材质与柯冲明显不同,全部采用瓷质材料制成(图14)。根据出土的瓷器标本分析,该窑主要烧制高档的青白瓷,如青白瓷碗、盏、盘、碟、壶、炉、枕和瓷塑动物、武士俑等,纹饰很少见,偶有莲瓣纹、压印竖条纹、柳条纹等。器类比柯家冲窑丰富,侈口碗、卧足盘、莲花枕、武士俑等在柯家冲窑址少见或不见。由于采用了“一钵一器”装烧工艺,其废品率极低,在现场几乎找不到烧坏的半成品或废品,也极少有粘连的现象发生。

2.3匣钵的起源和作用

匣钵是装烧瓷器的窑具,主要以耐火土制成。与采用支座支烧法、罐套烧法、对口烧法相比较,采用匣钵装烧工艺具有提高窑炉产量、瓷器质量和燃料利用率的优点。

从现有的发掘资料看,最早应用匣钵装烧工艺的是洪州窑。权奎山先生等阐明洪州窑早在东晋至南朝早期就使用匣钵装烧瓷器,并推断匣钵的发明是受到青釉瓷器“罐套烧”装烧方法的启示。

最初的匣钵形制来源于罐类,显得粗犷、笨拙,洪州窑在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匣钵处于初创时期,基本形制是桶形,有的胎壁较薄,有的腹壁向外弧凸,壁部开4或6个三角形、不规则形或椭圆形气孔(图15、图16)。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得到改进,并形成多种式样。

因为匣钵装烧的上述优点,这一工艺迅速被其他南方窑场引进并发扬光大。到晚唐、五代时上林湖地区越窑产品烧造中,在匣钵技术的运用上更是炉火纯青。据任世龙、谢继龙在《越窑》一书中介绍:在上林湖及周边的白洋湖、古银锭湖晚唐、五代时期窑址中,大量出现用瓷器胎泥制作的瓷质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和间隔具。匣钵的种类较多,大小成套。凡是生产秘色窑的窑炉,全部采用匣钵一钵一器装烧,且匣钵的材质为与坯件一样的瓷土,保证了匣钵与坯件具有相同的膨胀系数和热稳定性,进一步减少了废品率。从采集的标本观察,其装烧的方法是:在匣钵内底放一件间隔具,其上再放坯件,这样逐层垒叠成匣钵柱,并在匣钵口叠接处涂一层厚釉,在密封状态下进行焙烧,烧成后需要敲破匣钵取出器物,成为一次性匣钵(图17、图18)。如此装烧工艺体现出不惜工本,追求高质量、高品位产品的生产目的,只有在生产秘色瓷时才这样奢侈。

繁昌窑位于皖南,东受越窑影响,西受洪州窑熏陶,再加之工匠的交流和互鉴,采用邻窑早已成熟的匣钵技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生产高档青白瓷时,采用匣钵烧制更是当时的理性选择。不仅使用的多种匣钵型式(如桶形、漏斗形、钵形、“M”形)在越窑遗址都有发现,就是在匣钵和坯件上刻写“上、中、下”字铭用以指示装窑位置的方法也与越窑如出一辙。

在骆冲窑的发掘中,发现许多都是使用瓷质匣钵,一缽一器烧制,匣钵口沿叠接处涂釉封闭,使坯件在密封状态下烧成,这种不计成本的、类似于秘色瓷的烧制方法,保证了出窑产品的高质量。这也为骆冲窑可能是南唐贡窑的论点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3胎釉组分

青白瓷是繁昌窑的创造,没有先例可寻。从烧制青白瓷的技术要件来看,有两项关键技术:一是瓷釉中组分含量与窑炉气氛的控制;二是新型装烧技术,即匣钵技术。其他如胎釉中铁含量的控制等,唐代白瓷窑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基础,邢窑、定窑、巩义窑都烧制白瓷。在唐代的大一统内,南北技术的交融应是正常事件。

3.1釉的组分

繁昌窑的瓷釉成分究竟是更接近北方的定窑,还是南方的越窑呢?

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浩、林士民先生在《越窑与繁昌窑对比研究》一文中,对繁昌窑青白瓷、越窑青瓷、定窑白瓷的釉料化学组成进行了对比,兹引录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①繁昌青白瓷与越窑晚唐五代时的青瓷在釉料组成上比较接近,与定窑白瓷差别较大,主要表现在氧化钙(CaO)与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的不同。繁昌窑和越窑的氧化钙含量高,说明在配料时注意加入了较多的石灰。氧化钙用量越多,釉的熔融温度越低,釉面越透明,光泽也更好。而后者的三氧化二铝含量高,说明定窑的耐高温能力比繁昌窑和越窑强。

②繁昌窑和越窑釉料中都含五氧化二磷(P2O5),而定窑几乎没有。说明前两者在釉料中加入了适量草木灰,而后者没加。

由此可见,繁昌窑在釉料配比上更多地吸收了晚唐五代越窑青瓷的技术。

3.2胎的组分

繁昌窑瓷胎组分采用了“二元配方”技术,开中国陶瓷业“二元配方”技术之先河,这已经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领导的专家组所证实。在2002年9—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对繁昌柯家冲古窑址进行了两个半月的发掘,杨玉璋、张居中先生对繁昌窑瓷器胎釉进行了分析测定,发现瓷胎中的铝含量远远高于制瓷原料中的铝含量,当地瓷土中含Al2O3不到13%(取自窑址作坊区的原料样本Al2O3含量仅为9.28%~11.69%),而瓷胎中Al2O3含量为22%左右。说明在瓷土之外,制胎原料中还加入了其他富铝成分,形成陶瓷界所称的“二元配方”。

“二元配方”是繁昌窑对中国陶瓷业的重要贡献,比景德镇窑采用该技术提早了300年左右。目前来看,这一技术在已知的五代之前各窑口都还没有使用,属于繁昌窑的创新,而不是借鉴。当然,繁昌窑“二元配方”中高铝原料的来源仍然成谜,笔者认为当地所产的赭阳土不足以担任瓷胎中高铝组分提供者的角色,“二元配方”由当地形成的证据链还不够充分,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4造型特征

繁昌窑烧造于五代北宋年间,延续时间不长。其产品主要为日用器,包括碗、盏、盘、碟、杯、洗、水盂、钵、托盏、温碗、各种执壶(盘口执壶、瓜棱执壶、喇叭口执壶、葫芦形执壶、凤首壶、人形壶)、奁、粉盒、镜盒、仰莲盆、塔形罐、炉、动物玩具等。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使用的碗、盏、盘、碟、执壶等,少数为贵族阶层使用的酒具、茶具、香具,如莲瓣形温碗、人形壶、托盏、各式香炉等。还有极少量的明器,如魂瓶、六管瓶。

总体而言,这些器具的造型、装饰、底足处理方式符合五代北宋的时代特点。像唇口盏、葵口碗、执壶、花口茶盏、温壶等在同时期南北多处窑场均有生产,个别品种(如仙人吹笙壶)则极少找到相同品。但是,繁昌窑产品的大多数品种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极其相似,甚至几乎一样,试将几种主要器型分析如下。

4.1碗盏

五代和北宋初繁昌窑的碗盏普遍使用唇口(图19),在成型后将碗、盏的口部向外翻折,再黏合,成为宽边。这种工艺最早是模仿唐代金银器的做法,因为金银器口部锋利,翻卷后比较安全。唇口工艺在越窑和定窑等窑口都有使用。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收藏的1995年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出土的晚唐唇口碟(图20)、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有的五代圆唇平底钵口部都是向外翻折的唇口。

茶盏有光素(图21)、刻花及曲口三种,光素为主,在越窑中也不鲜见(图22)。

4.2执壶

执壶有光素壶、瓜棱壶与蝴蝶结壶等。繁昌窑执壶比较素净,大多数没有累赘的装饰,主要壶体为光素无纹(图23)。慈溪市博物馆的一件越窑执壶,直口,鼓腹,圈足,肩腹部置圆形长曲流和曲把,线条饱满,造型端庄稳重,几乎与繁昌窑执壶完全一样(图24)。少数为瓜棱形壶体(图25),这种装饰与部分曲口盏一样,都是参照了金银器。当时从西亚等地进口的金银器,为减轻重量,器壁做得较薄,为了保证强度、防止变形,工匠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在壶体或盏的口沿部位压制出凹凸线缘的办法,“瓜棱”起到了加强筋的作用,不仅保证了强度,而且更加美观。当然,碗(盏)口所形成的花口数量也是我们判别晚唐、五代和北宋瓷器的参考因素。这些执壶造型在同期的唐五代越窑中都有影子。杭州施家山吴汉月墓中出土的一件喇叭口、长颈、鼓腹瓜棱执壶(图26)、故宫博物院“太平戊寅”款越窑执壶都与繁昌窑的瓜棱类执壶基本相似。另有部分执壶以蝴蝶结装饰,这种装饰方法有可能是借鉴了附近宣州窑在唐代执壶上采用的蝴蝶结装饰工艺。

4.3花口碗与盏

这种器型在繁昌窑比较常见(图27、图28),最初的形成可能与瓜棱壶一样,来自波斯萨珊风格的金银器(图29),考虑器壁变薄以后,解决变形问题,通过压成凹凸线缘的办法,起到了加强筋的作用。花口盏越窑多见,1986年通辽市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越窑花口盏(图30)与繁昌窑的花口盏几乎没有区别。

4.4深刀刻花立体莲瓣纹装饰

深刻工艺一般出现于碗、盏托、香炉的外器壁(图31~圖33),以刻花工艺装饰一至二层的立体莲瓣纹,寄托宋代文人士大夫清新、脱俗、廉洁、高雅的审美情调。这种深刻立体莲瓣纹的装饰技法越窑在五代北宋期间常常使用。苏州博物馆馆藏的五代莲瓣纹盏托(图34)、黄岩区博物馆馆藏的缠枝纹香炉外壁都是与繁昌窑近似的深刻莲瓣纹装饰。

4.5粉盒

繁昌窑粉盒一般较少装饰,盖上往往带柿纽,器表通常光素(图35、图36)。越窑的粉盒造型与之相似,有的带有柿纽,但器表一般以刻花或模印的方法装饰了花卉纹样(图37、图38)。

4.6明器

魂瓶与多管瓶是南方地区的明器。繁昌窑的魂瓶(图39)似乎受到晚唐五代井陉窑葫芦纽盖塔式罐(图40)的影响,与越窑魂瓶有明显区别;但繁昌窑的多管瓶(图41)则与晚唐越窑多角罂(图42)较为相似,可能与江南地区的丧葬文化和习俗有关。

4.7凤首壶

繁昌新港镇出土的一级文物凤首壶(图43)颇具波斯风格,与西村窑出土的凤首壶极其相似,是北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这种器型还留有唐代遗风。类似的凤首壶在晚唐越窑也有出现,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就有出土。图44是1980年宁波市十字路伟峰岭出土并被宁波博物馆收藏的越窑凤首壶。

通过对比以上几类典型器的造型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繁昌窑的很多器型在越窑产品中大多有体现,可见作为繁昌窑邻窑的越窑对繁昌窑影响之深。同时也不否认,在唐宋的大一统内,某些品种(如菱口盘等)也借鉴了北方定窑等的工艺。

5繁昌窑的成长与传承

5.1繁昌窑的成长期

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繁昌窑创烧于五代,鼎盛于北宋早期,衰落于北宋中晚期。从创烧到可能成为南唐贡窑,大约只有五六十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突破了匣钵装烧技术、“二元配方”技术,还通过对瓷釉配方、厚度和窑炉气氛的改进烧出了青白瓷,甚至发明了一些新的器型,仿佛瞬间由“婴儿期”进入了“成年期”,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包含“少年期”和“青年期”在内的“成长期”,这也是让人颇费思量的问题。

“1958年繁昌柯家冲窑的试掘报告称获得118片青瓷片和19片白釉细瓷片”,说明繁昌窑最初受到了越窑的影响。笔者抱着这样一种遐想,在繁昌窑今后的发掘中,会不会发现唐代的窑址?在烧制青白瓷之前,繁昌窑会不会曾经烧制过青瓷和白瓷?从技术进步的合理逻辑看,这应当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5.2繁昌窑的传承

至于繁昌窑的技术传承,也是两条技术路线:一是青白瓷烧制的传承。也许是受到繁昌窑的启发,邻近地区的江西南丰白舍窑、景德镇湖田窑、胜梅亭窑,福建闽清窑,湖北武昌金口窑等也逐步开发出青白瓷。二是“二元配方”技术的传承。从繁昌窑使用“二元配方”制瓷原料到景德镇在元代使用瓷石与麻仓土制作“二元配方”原料,中间相隔了300年,空白了整整有宋一代。在北宋统一后的南方临近地区,该项技术的传递如此缓慢,与其他技术(如白瓷、匣钵装烧、黑釉茶盏)的快速借鉴和交流相比,简直不可思议,不能不说是一个谜。也许在安徽、江西等地已经发现的窑址之外还有可能有填补空白的发掘收获,这要留待新的发现来证明,我们只能耐心期待。

6结语

从窑炉结构、烧制方法、胎釉配方、产品造型特点等方面综合分析比对,笔者认为:繁昌窑青白瓷烧造技术主要是受到南方邻近地区窑场特别是越窑的影响,而不是定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繁昌窑的真相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也日益清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如繁昌窑在创烧青白瓷和发明“二元配方”技术之前是否有一个“成长期”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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