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平

多数研究者认为，日本弥生时期突然出现的稻作农耕技术，迅速地改变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其源头无疑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史前部族，河姆渡文化之后的一支越族先民通过海路把稻种和耕作技术带到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在现代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有一块轮廓和边界并不太明确，却在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2000多年间，从一开始的被提到、轻视、受偏见，再到经常获得关注，直到受好评、赞美，最终被讴歌、向往，甚至被追捧，那就是被称为“江南”的这块好地方。

2300多年前的诗歌集《楚辞》的《招魂》篇中提到：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江南”二字的最早出处。《吴越春秋》中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到了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留下脍炙人口的《江南忆》，其前两首里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北宋词人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里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直到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各六次下江南，最远越过钱塘江到了宁绍腹地——绍兴。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最能表明“江南”对于大清社稷的极端重要性。

到了近现代，“江南”这一概念往往集中于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环太湖周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具体的是指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宁绍地区。随着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江南”更加具有了可代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寄托理想生活的一种“人间天堂”般的地域标准。

一

那么，我们能否追溯、审视“江南”这一區域更加悠远时代的先民足迹呢？除了上述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还有一些发现在几件青铜器和木器上的鸟虫书，可惜它们留存极少，且很少有人能确切解读。当然，也许还可依靠一鳞半爪的神话传说。但这些途径都无法触及深埋地下的历史过往。至此，我们是否一筹莫展呢？

而近100年前才发展起来的中国考古学，却为我们现代人了解甚至复原数千年前中国各地的社会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又可靠的途径和手段。早至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中原仰韶文化，三四十年代北京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成都三星堆遗址、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以及1949年后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西安秦兵马俑等，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不仅揭开了层层的历史迷雾，也空前地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其中，可与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比肩的还有我们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余姚的河姆渡遗址。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远离传统上的政治、文化中心——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还是一个地域和资源小省，自然环境上缺乏开阔的平原，多交通不便的山地丘陵。因此在夏商周至汉唐时期，浙江一带几乎属于无足轻重的偏远边陲地区，常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所忽略，也无怪乎《史记·货殖列传》留下了这样的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溽……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严助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

其实，若撇开浙江自然环境的天然劣势来看，浙江还是有着几点别的区域所没有的优势。一、从整个现代中国的版图看，浙江地处南北方两大地理、文化区块的连接或过渡地带，兼具南北方的自然和人文长处。二、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全国漫长海岸线的中段，往西既可依靠广袤内陆的丰饶物产，往东可以随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三、地理面貌中，难以开发的山地丘陵虽占主要，但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相比于周边省域，却有着一些独特的优势，气候上则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温湿条件配合良好;地形上既有相对平坦开阔的金衢盆地，也有水土条件不错的杭嘉湖平原，还有靠近海岸的宁绍平原、甬台温沿海滩涂平原。陆地以东还有深度不大的广阔的东海大陆架，也可开发海产和矿产资源。因此，浙江是一块始终不会被人冷落和遗忘的生存宝地，哪怕是在生存条件原始的远古时代。这不，最近几十年间一次次精彩夺目的考古发现，让不大的浙江常常引来专家和民众的惊讶目光。

二

近半个世纪之前的1973年上半年，在饱受海潮侵袭之苦的浙东余姚的姚江谷地，为了改善姚江之畔低洼区域的稻作水利条件，当地政府在一个叫渡头村（江对面为河姆村）的江边安排建设一座小型排灌机站。在人力施工中，挖至地下两三米深处时却遇到了难以下挖的大量“碎瓦烂木”，一开始现场并无人意识到他们脚下翻出的竟然是一处已湮没六七千年的地下远古村落。不久，略懂一些历史知识的罗春华在施工场地看到这些特殊遗物后，意识到这批遗物可能有历史来由。随后经过余姚县和浙江省文管会、博物馆，以及北京的各级专家的再三确认，“河姆渡”这处默默无闻的偏远小村落，成为闻名中外的河姆渡遗址。

在此之前，浙江境内只在杭嘉湖地区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过考古发掘，而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南的浙江广大区域，虽然已有一些经过考古调查的古遗址、古窑址的零星发现，但还是无人能预见到，像海涂沉积深厚的宁绍沿海地区，会有深埋地下的数千年前的古遗址。而河姆渡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过程中，更加让在场的所有专家们震惊和疑惑——遗址地下三四米深处竟保存着那么丰富、那么精彩的各类遗物，而且它们居然还是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制作、使用和留下来的。这样久远且保存鲜活的地下古村落，在当时的浙江、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还是第一次发现。

因此，当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后续研究成果的公布，无论是对于国内外的考古界、历史学界，还是对于全国民众而言，其所带来的心理震撼和社会轰动性，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在此梳理一下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后的一些历史节点：

1976年，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提出命名河姆渡文化。

1977年，国家文物局空前地特批10万元资金用于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次较大规模发掘。夏鼐正式命名“河姆渡文化”。

1978年初，在《考古学报》上发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1979年，开展河姆渡文化分布范围专题调查，在宁绍地区东部和舟山地区发现数十处河姆渡文化遗址，初步确定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范围。

1980年，在《文物》上发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同年，确立河姆渡遗址发现与河姆渡文化的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改写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河姆渡遗址与半坡遗址一起，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

1982年，河姆渡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989年、1990年、1992年、1994年、1996年，发掘河姆渡文化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址、小东门遗址、鲞架山遗址、鲻山遗址。

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成为浙江首个遗址博物馆。

2000年，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1年，被《考古》杂志评选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2004年，河姆渡文化典型聚落遗址——田螺山遗址首次考古发掘，推动河姆渡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和宣传。

2007年，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建成开放，成为浙江首个集考古发掘、研究与现场保护、开放功能展示于一体的博物馆，以及开展史前多学科研究、中外合作考古的重要基地。

2009年，被《中华遗产》期刊评选为“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

2009年，在余姚举办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

2011年，在余姚举办第二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并召开“全球视野：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论坛”会议。

2013年，在河姆渡文化核心区，发现早于河姆渡文化的井头山遗址。

2019年，与河姆渡文化来源紧密相关的井头山遗址进行首次发掘。

三

从当年两次考古发掘获取的丰富遗存来看，河姆渡遗址不仅填补了浙江考古的空白，很多遗存放在全国数千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首先，河姆渡遗址地处沿海低海拔高地下水位的独特埋藏环境，除了后来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外，迄今还没有具备相似埋藏环境、出土相似丰富程度的有机质遗存的同类遗址。因此，完全可以说，河姆渡遗址是透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距今六七千年那一重要时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最清晰窗口。

当年发掘之后，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是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反映了整个南方地区已经达到与同期的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有力地改变了自司马迁开始形成的对中国南方地区远古社会落后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历史偏见。所以说，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被公认为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地位和历史影响迄今没有动摇。

其次，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主要文化遗存来看，其干栏式木构建筑遗存，包括成排布局的地面架空式长排房、散落的榫卯构件，还有大量的木板、木桩、木柱等构件，它们所反映的建筑风格、工艺技术、自然环境特征等价值要素清晰，加上它们所处的六七千年前这么早的一个时间定位，可确凿地表明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传统木构建筑的主要源头，甚至还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同类建筑的一个可靠源头。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依然流行的干栏式建筑，从建筑材料、建筑式样、工艺技术来看，均明显传承了河姆渡文化中的干栏式建筑的精髓。

另外，从晚于河姆渡文化、出现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的史前遗址中出土的用于木材加工的典型石器——石斧和石锛的形态，大多可以溯源到河姆渡文化。它们还更多地出现于菲律宾、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即使远到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也还能看到具有河姆渡文化石器风格的距今仅有1000多年的石斧、石锛，由此足见河姆渡文化影响之深远。所以，在从事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史前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很多人都把河姆渡文化看作西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最近，通过科技考古手段发现一个有趣的初步分析结果，即利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中出土的驯养狗的骨头做了古线粒体DNA检测，数据显示它的血统与今天澳大利亚的野狗和西方殖民者到达澳洲之前就已存在的家养狗相似度很高。而且从中国南方地区其他史前遗址中出土的狗骨头与东南亚、新几内亚等地出土的狗骨头中均检测出相似的古线粒体DNA。因此，用不同地区遗址出土的狗骨头检测比较的DNA数据，也非常支持河姆渡文化对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大洋洲地区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某种关联和影响的认识。

还有，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稻作遗存来看，河姆渡文化虽然已确定不是中国南方稻作农业技术的最早源头，但大量的稻作农耕工具（骨耜、木耜）、大片平整的沿海古稻田和粒形较成熟的炭化稻米，还有刻画于部分特殊陶器表面的水稻纹样，均表明河姆渡先民是把稻作农耕技术拓展、传播到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族群，对沿海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海洋文化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力。多数研究者认为，日本弥生时期突然出现的稻作农耕技术，迅速地改变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其源头无疑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史前部族，河姆渡文化之后的一支越族先民通过海路把稻种和耕作技术带到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木桨，以及一些海鱼骨头，还有流行于陶器上的海生贝类动物——蚶的壳缘齿纹，可能表明河姆渡人应已掌握近海航行和捕捞的技术，开始了一定规模的海洋经济行为。这一特征在田螺山遗址的出土遗存中表现得更清楚。还有，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异常丰富的陶釜类炊器，以及不计其数的淡水鱼骨头，也直观地表明，以河姆渡为代表的远古江南堪称中国最早的“鱼米之乡”，而代表南方地区餐饮方式核心的“釜”文化，肯定也主要源自河姆渡。此外，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器具（）、木胎漆器（）、玉器（）、骨器（）等，均表明河姆渡文化中先民的日常生活已達到比较优裕的程度，娱乐、祭祀等精神生活也已丰富多彩。

而從浙江本地古代文化发展脉络来看，临水而居的干栏式建筑，一直是作为浙江民居的基本类型而绵延不绝，流传至今保存较好的西塘古镇和桐乡乌镇的民居风貌，很多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式样。另外，河姆渡文化中最早萌生的鸟崇拜、太阳崇拜等自然崇拜的本土意识形态因素，也明显在之后的良渚文化，以及更晚的越文化中被传承和发展下来。

总之，从河姆渡文化中起源或发展起来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方式，以及勤勉务实、精致细腻、开放兼容的精神生活气质，很多已渗透到后代浙江的社会文化中，从丝绸、青瓷、制茶、木雕、篆刻等方面的特色工艺技术成就中，几乎都能依稀看到河姆渡文化的影子。换句话说，充满魅力的江南文化、活力尽显的海洋文化之根基，不正是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河姆渡文化吗？

When it comes to the cultural roots of Zhejiang， archaeologists point to the Hemudu Culture of 7，000 years ago.

In the first half of 1973， a group of workers were building a small pump station in Yuyao， then a rural county and now a county-level ci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Ningbo in eastern Zhejiang. The construction site was near Dutou Village on the Yaojiang River. The workers were digging deep into the ground before they unearthed a layer of broken roof tiles and rotten wood. A report was made. Experts arrive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wo major excavations indicate it was the ruins of a primitive settlement of 7，000-6，000 years ago. The primitive society stands out as the Hemudu Culture.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Hemudu， most valuabl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Zhejiang had been largely in Hangzhou-Jiaxing-Huzhou region in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In the vast region south of the Qiantang River， there had been only some unimportant small things ever found at sporadic sites. No one had expected to find something so significant and ancient as the Hemudu Culture in a region where the sea had been around in a distant past. Such a well-preserved settlement of 7，000 years ago was the first ever found in the world.

The Hemudu Culture has not only redrawn the map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changed the worldview of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in China and beyo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ncient culture has fascinated the public and made people of Zhejiang proud.

The timeline of a series of the Hemudu Culture-associated archaeological events is very impressive. In 1976， the name of the Hemudu Culture was suggested and in 1977 it was officially named after the state archaeological administration gave a fund of 100，000 yuan （it was an unheard-of amount ever allotted to one excavation project in China） for the second excavation. In 1978， a thorough report of the second excavation was published. The discovery of dozens of sites in Ningbo-Shaoxing Plain and Zhoushan Archipelago defined th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the Hemudu Culture. In 1982 the site of Hemudu was inscribed as a key cultural relic unit under the state protection. In the late 1980s and 1990s， a series of major Hemudu-related sites were identified and named. In 2019， a major excavation started at Jintoushan Ruins， 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emudu Culture.

While furthe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will certainly open up more about the Hemudu Cul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many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at has been known is adequate enough to make some conclusions. The Hemudu Culture is a unique landmark in the south of China in the Neolithic Age. Moreover， it represents the major origin of traditional woodwork in the south of China.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the stilt house popular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tyle and technologies， can apparent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Hemudu Culture. Stone axes and stone adzes unearthed in Fujian， Taiwan and Guangdong in prehistoric rui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Hemudu. They are also excavated in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Philippines， Polynesia， Micronesia and Indonesia， the sites that are about 1，000 years younger than the Hemudu sites. Among scholars， the Hemudu Culture is considered a key chapter of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For example， the DNA data from the remains of a domesticated dog unearthed from the Tianluoshan Ruins， a major site of the Hemudu Culture，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DNA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og from Hemudu and the wild dogs and domesticated dogs in prehistoric times in Southeast Asia， Papua New Guinea， Australia long before western colonizers arrived.

On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Hemudu Culture is the rice agriculture. Though the Hemudu Culture is not the earliest rice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our ancestors in Hemudu certainl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spreading rice farming to the coastal regions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rice farming， which appeared in Japan in the Yayoi period （ca. 400BC-300AD） and transformed Japan radically， very probably came from Chinas southeast in prehistoric times. Scholars view the Hemudu Culture as a source of the proto-Austronesian cultures.

The wooden oars and bones of sea fish and the patterns of shellfish on pottery pieces unearthed from the ruins of the Hemudu Culture suggest that our ancestors were able to sail and fish on the sea.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Hemudu Culture indicate that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Hemudu Culture was relatively rich and colorful. The bird worship and the sun worship seen in the Liangzhu Culture of 5，000 years ago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Hemu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