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立昭

【人物小传】

徐怀中，1945年参加八路军前方总部试验剧团，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解放军报社编辑，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长篇纪实文学《底色》。1964年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创作。《西线轶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底色》获鲁迅文学奖，长篇新作《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3月，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北京举行颁奖会，徐怀中与余华、莫言等人一起获“优秀作家贡献奖”。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曾给几代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就是《东方红》朗诵词的创作者之一。

2019年12月1日上午，因新书《永远的东方红》的出版（徐怀中先生特为此书作序），《北广人物》记者随电影史研究专家刘澍等人拜访了前不久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徐怀中先生和他的夫人于增湘。访谈中，他与夫人的修养、学识、谈吐，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亲相敬，让我对“德高望重”又有了深层的认知。

徐老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八路，从文工团员到将军部长，亦文亦武，一生跌宕起伏。他创作的《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底色》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在中国军旅文学中独树一帜。戎马生涯，笔耕不辍，年已九旬的他又捧出长篇新作《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牵风记》闪耀着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弘。”（授奖词）

“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徐老的话语简短精辟。他，人如松柏，牵风而行。

“你打开一扇门，一整个世界涌入。”阅读徐老作品的感觉就如此。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以及他传奇的艺术人生，尽在阅读中悄然而生敬畏……

永远的《东方红》

“《东方红》不是平地就起来的，诚可谓凤凰涅”

1964年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我国当代艺术殿堂里的一颗明珠。

“短短65天时间，70多个文艺团体、3700多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演，一个经典诞生的传奇……”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和我们一边翻阅新版的书籍《永远的东方红》（徐老为新版《永远的东方红》作序），再次重温那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青春中国的萌动，日出东方的火红。

谈起当年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朗诵词创作的点滴记忆，徐怀中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首先要说的是，《永远的东方红》书名和内容非常好！”

“《东方红》不是平地就起来的，它是在全国文艺创作扎实的基础之上破土而出，在一个总体的光辉题目下，大型的演出活动延续改进，才有了更加成熟的《东方红》的诞生，诚可谓凤凰涅。所以说，前面有了一本文图并茂的《‘东方红———从舞台到银幕》，现在又有了《永远的东方红》这样一本书，详尽地加以介绍、回顾和补充，就把创作《东方红》的前前后后都说清楚了，也很完整了。《东方红》在那个时间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对我们庆祝建党近百年和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都具有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年把撰写《东方红》朗诵词这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交派给我们创作组的时候，分工只有乔羽和我两人承担。因任务重大，时间紧，导演组要求歌词和朗诵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创作力量需要加强，于是，魏巍、郭小川和贺敬之几位老诗人就加盟进来。

“《东方红》这样超大型歌舞巨制，前后总共65天时间，就完成了创作排练，3400多人参加演出，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全体创作演出人员都付出了很多艰辛，夜以继日，不辞辛劳，许多同志带病工作。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很遗憾没有机会同周总理接触过。

“我记得陈亚丁部长就像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参谋长一样，协调庞大的排演，忙前忙后，充分显示出他在这个方面的组织能力。有几十个地点在同时排演，部队各大军区的文艺团体都参加了，中央所属的文艺单位也都参加了，还有800名学生合唱团，真可谓是举全国之力，不说空前绝后，此后也确实少见这样规模的文艺界与业余文艺人员的演出了。

“朗诵词文字经历了千锤百炼，我也记不清总共修改了多少遍。大家的心血融合在每一句、每一段、每一行、每一字中。有一次，我们这些撰稿人跟随周巍峙同志去见中宣部部长周扬，请他审阅指示，他当场把这朗诵词铺在桌子上就改，有些词是周扬改上去的。后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亲自修改过数遍，所以说，这个朗诵词在更多意义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我作为如今耄耋之年的参与者和经历者，每次回顾当年的创作过程，都会心潮澎湃，心绪难平……

“还记得我与贺敬之几位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观看彩排，一遍一遍地看。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一段舞蹈《苦难的年代》，用的是《江河水》这个曲子，婉转哀怨的曲调深深地打动了我，不由得兩行热泪滚下来。不单是我，在座的几位同志也都是激情四射，都很激动。当然，这一种热切的情绪，又被带入了下一个急迫的工作日。

“《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10月6日，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东方红》。我有幸同场观看，带着我的女儿在大会堂万人大礼堂进门的边上，看见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从我们近旁走了过去。这个情况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家自发地热烈鼓掌，观看演出的整个秩序非常好。一年后，《东方红》拍成电影，紧接着这个剧组的部分人员又排练并拍摄了歌舞艺术片《椰林怒火》。我是在越南南方丛林中，第一次看到影片《椰林怒火》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词，是经过我们五个人创作完成后，又经过了很多人修改加工，也就很难说最后定稿的哪一段、哪一句究竟是谁写的了。工作尚未最后结束，我离开创作组到贵州参加‘四清去了，朗诵词作者排名情况我一概不清楚。当时全组同志团结一心，不计名利得失，谁都不会在意怎样排名。但总还需要有一个排列，乔羽同志很谦虚，他代表朗诵组参加过讨论发言，我猜想朗诵词创作人员排列名单征求了他的意见，他把自己放在最后面了。无论是朗诵词还是其他各组，最终都是突出了集体智慧与力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永传后世，可与日月同辉，个人的一点小小贡献实在算不了什么。”

刘澍也谈起了当初编撰《‘东方红———从舞台到银幕》一书（“共和国影像志工程”系列出版物）的初衷。他说，更多是因他的父亲和徐老等老一辈人的战友情，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难忘记忆。他说，“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但通过父辈们讲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最后胜利背后的千难万险……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承载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民族记忆，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财富。”经典的故事不会老。《东方红》壮美的旋律，跨越漫长的岁月，一直珍藏在我们的心里。

沉淀之花绽放

“尽最后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至一九四八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小汪再也不曾有过拍照机会。这一张集体照，也是她的遗照，她永远被定格在十九岁。她的职务是文化教员，因为编制在旅司令部，统称参谋。汪参谋！一个颇富铁血意味的职务名称，加在颇为‘洋气的一位北平女学生身上，让人感觉奇异而又亲切。干部战士都喜欢喊她‘汪参谋或是‘小汪，很少有谁按照花名册上登记的正式姓名，叫她汪可逾。”《牵风记》之《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节选）里，小说主人公———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这样“出场”。

在作家笔下，她聪明灵动、冰清玉洁，是美的化身；也因为她，牵出了1947年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那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而对那场战役，徐老太熟悉了，从头到尾，怎么渡黄河，怎么过黄泛区，怎么突破一道道关卡到了大别山，又怎么经历重重险恶，开辟根据地，都是他跟随部队一步步走过来的。

徐老的《牵风记》，记者认真读过两遍，第一遍，读的是《人民文学》杂志重磅头条作品；第二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版的热销图书。每次阅读，都让记者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作为一部军旅文学作品，不是将镜头聚焦烽烟滚滚的战场场面，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浓墨重彩描写了一连串发生在三个人（女文化教员汪可逾、独立第九旅旅长齐竞和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一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一张琴之间的曲折故事。书里，写爱情，写友情，写人性，写唯美而灵动的生命气象。

创作《牵风记》，徐老曾经历了三次否定。1962年在解放军报社当记者的时候，徐老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写下约20万字的初稿，但尚未出版就被烧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潮头，徐怀中先生创作思想经历了一个解冻过程，彻底清除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禁锢，决心“从零起步”，打破了军事文学创作的惯性思维，“一路过来，我不再瞻前顾后，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2018年，13万字《牵风记》终于出版，如沉淀之花绽放！

血色硝烟中的浪漫

战争年代的女性仙姿绰约

《牵风记》里的女文化教员汪可逾，出身书香门第，擅长弹琴，写得一手好字；长相美丽端庄，白白净净，丰满匀称，“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她，政治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她，纯洁善良，毫无心计，对于自己“汪纸团儿”的乳名，不加掩饰；对于问候别人“你好”所遭到的冷遇，从不介意；对于“身上七八个洞，只能给人家牵马；身上只一个洞，不愁没有马骑”的流言蜚语，也是一笑了之。她追求完美，不吃饭不喝水可以，但不洗澡不行，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因晾晒淋湿的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在门洞里夜宿时，恰巧被齐竞作为人体艺术偷拍，她也只要求对方赠送照片，以便保存镜头里的美。临死前夕，她将滚滚红尘中所有外在的东西全部卸除，抚弄无弦之琴后，擦净全身上上下下的尘埃，赤身裸体悄然长逝……作为战争年代女性革命青年的艺术典型，汪可逾仙姿绰约，聪明灵动，冰清玉洁，近乎完美。

其实在徐老的《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等作品里，对战争中的女性描写都如此完美。

徐老说，“因为我多年一直在军队文艺团体工作，女同志比较多。那时候参加革命的女同志都很年轻，我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带着一批冀鲁豫建国学院的女学生。她们什么都不懂，来了这儿晕头转向的，一路上都是我们照顾她们，过河的时候要架着过去，到了地方就累趴下了，我们还要做饭、烧水、洗脚。有很多知识青年从大后方跑到延安来，百鸟朝凤一样。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了5年，熟悉的就有三个从北平来的女同学。下了太行山，从新四军来的女同志就更多了。接触战争中间的女性多了，她们在战争中间的特定表现不需要专门的观察，就形成了自然的印象，糅合形成了汪可逾这么个人物。”

小说《牵风记》之《银杏碑》里这样描写：汪可逾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恢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也许，徐老要表达的人的一生本该如此吧。

高山流水遇知音

“家庭是我坚固的大后方”

文学之树能否高大，果实可否累累，不在占地多大，而在于根有多深，更在于其根能否植一地便深扎不移。

1941年，12岁的徐怀中考取了位于河南涉县的抗日边区政府办的太行第二中学，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普希金的小说集，《铁流》《毁灭》《恐惧与无畏》等苏联小说，从此痴迷上文学。同学中，有些人是“小八路”，也有从沦陷区跑到抗日根据地来的热血青年，大家對文学都很感兴趣。他回忆说，“我们经常把书拆开来读，你读一半，他读一半，谁先读完就催对方交换。可以说，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读到的那几本书，使我产生了对文学持续一生的兴趣。”

毕业后入伍，徐怀中在18集团军前方总部剧团（后改为二野文工团）任美工。“每到一个地方，不休息不吃饭，先把连环画木刻作品挂在村子里，让老百姓来看；然后就去写标语，一会儿就写满了小村子的墙壁。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倒流进袖筒，又从裤子里直流到鞋袜里。作战期间，跟着部队去做战勤工作，比如抬担架、看俘虏、画画速写。”

战争结束以后，上世纪50年代初，徐怀中先生到了重庆，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研究员。那时候，人们思想十分单纯，丝毫不计个人得失，踊跃奔赴最艰苦的边疆一线，参加各项建设。重庆解放之后，徐怀中跟部队进入西藏，每年最少有半年待在西藏。修筑川藏路的工兵部队、牧场、农场他都待过，还学会了开拖拉机。

这一时期，徐老创作了两部话剧、一部歌剧，还有一部大歌舞，遗憾的是没有一部作品被搬上舞台。

“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呢？”他的夫人于增湘是部队的舞蹈演员，也曾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领舞，她平时喜欢阅读外国小说。夫人的一句鼓励话提醒了他，从此他转向了小说创作。《地上的长虹》是徐怀中先生写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的便是自己当年和战友们修筑康藏公路的经历。从那以后，他每写出一篇文章，夫人都是他的第一读者。

“像《我们播种爱情》，为了能让她最快读到，我去找了一家打字社，打印出稿后我给增湘一份，她看了即刻跟我谈意见和想法，几乎每篇如此。特别是《底色》，可以说她一直參与其中。增湘为《底色》写了序言，书中及结尾部分，都有与她直接关联的描述。”

徐老在此次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上发表感言时说，“一本夕阳之作终于让我给对付下来了，倒也痛快淋漓。感谢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乐意接受我的这一份迟到的献礼。当然，少不了也还要感谢我的老妻于增湘，家庭是我坚固的大后方，没有后方总动员的全力支援，这一场战役我打不下来。”

《牵风记》中，徐怀中先生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徐老透露，“其实，古琴是我和老伴于增湘女士老年后增添的一项业余爱好，缘起则是我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

晚照情浓。采访将结束时，徐怀中先生和夫人一起抚琴。时间，在晚晴中流过。

采访归途中感叹：漫长一生，他们经历不少磨难坎坷，然而不怨天尤人，也不见伤痕累累，越到晚年越心境豁达，明透纯真，自在淡然。

衷心祝福两位老艺术家，永葆艺术青春，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