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萌，薛海平，高 翔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现象日益普遍，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引起政府、社会和学者广泛关注，针对课外补习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以往文章对于课外补习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课外补习的概念与性质、规模与支出、影响与启示等方面，而较少有文章系统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课外补习研究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中与课外补习研究高度相关的文献，最终筛选出490篇文献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课外补习研究的发展进程，明晰课外补习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问题，并深入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期望能够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后续研究更深层次的发展。

二、课外补习的内涵

国外学术界通常将课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其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我国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课外补习内涵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检索相关网站的文献，可以发现在国内外关于课外补习概念的界定可以追溯到1992年。

西方学者(Stevenson and Becker，1992)在研究日本的补习时明确提出了“影子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发生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旨在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一系列教育活动”，着重强调影子教育是“深深植根于私立部门的教育活动”。王有升(1997)提出了“补习教育”的概念，认为补习教育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或艺术方面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有：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王有升区分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与正规学校教育的区别，强调了其相对于学校教育的“非正规性”。马克·贝磊在《影子教育系统：教育补习及其对规划者的意义》一文中明确界定了“影子教育”的三个特性，补充性：补习科目只包括正规学校所设科目；私有性：课外补习需要付费；学术性：补习科目是语言、数学或其他被纳入考试范围的学术类科目，而非音乐、艺术或体育等非学术类科目(Bray,1999)。因此，贝磊(2008)将“影子教育”界定为“聚焦主流学校，涵盖学科与学校开设学科一致，并跟随学校课程进度的私人性的由家庭承担相关费用的主要针对中小学在校生的补习，包括一对一、小组、大班制、讲座或网络授课等多种形式”。国内学者彭湃(2008)引入马克·贝磊提出的“影子教育”的概念，认为“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在研究中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活动时，界定“教育补习”为除正规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

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课外补习的文献中，上述关于“课外补习”概念的界定，被该研究领域中的学者大量引用和借鉴，对于后续课外补习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课外补习”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在其内涵与外延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借鉴马克·贝磊提出的“影子教育”概念，认为课外补习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四个要点：第一，非正规性，即课外补习是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的活动，其规模和形态随主流教育变化；第二，补充性，即课外补习是依附于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在课堂教学之外提供学术类或才艺类课程；第三，私人性，即课外补习是家庭与学生为了某种目的而做出的个体化选择，不受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制约；第四，有偿性，即课外补习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参与者需要支付给补习机构一定的费用，二者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采用高级检索中的文献检索方式并进行了多次检索来筛选数据。检索时间设置为197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通过人工筛选与统计，检索式A:以课外补习、影子教育、教育补习和补习教育为关键词，得到文献372条；检索式B:以课外补习、影子教育、教育补习和补习教育为主题，得到文献110条；检索式C：以有偿家教、课外辅导有偿服务、大学生家教为主题，得到文献8条。最终，选择490篇中文文献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1.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作为分析工具。陈悦等人(2014)指出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iysis)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 network scaling，PFNET)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本文采用的版本为CiteSpace5.0.R1。借助CiteSpace的分析功能，对中国知网1979—2019年国内课外补习研究文献数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探寻国内课外补习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图谱中的N 表示节点总数，E为网络中的连线总数，表征合作关系状况。网络密度(density)描述作者或机构合作的紧密程度。本文时间分区的设置(Time Slicing)为1979—2019年，每一年或两年为一个分区。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共词分析法，对国内课外补习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文献计量法(Bibliometrics Method)利用研究性论文发表的规律，以数理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为基础，客观评价不同国家、地区、科研机构或著者对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程(李贺、袁翠敏和李亚峰，2014)。共词分析法(Co-word Analysis)利用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词汇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紧密(钟伟金和李佳，2008)。关键词作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直观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热点与前沿，本文将对关键词做共词分析。

四、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基本现状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数量分析

1979年至2019年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共计490篇，总体来说研究成果较少。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5年的研究处于空窗期，直至1986年国内才开始出现课外补习的研究，1986年到2000年，共有10篇相关研究，研究成果极少。2001年到2008年，课外补习的研究逐渐增多并缓慢上升，共有20篇相关研究，此时恰逢彭湃将“影子教育”的概念引入国内。2008年之后，关于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2008年发布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修订后的规范明确抵制有偿家教现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等要求，以及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和2015年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等政策的出台，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课外补习这个研究领域。2018年课外补习的研究文献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80篇，主要原因是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的3号文件和8月国务院办公厅的80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并开始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与重视，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前期呈缓慢发展，2008年至今研究成果快速增长，是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

图1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文献数量变化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期刊来源分析

本文共选取了490篇文献，其中包括期刊332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30篇、报纸24篇、会议论文4篇。由于期刊文献数量较多，且最能代表课外补习研究领域的水平，所以在此选取332篇期刊文献来分析文献来源。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课外补习研究的期刊来源及期刊质量，本文在中国知网期刊大全中检索期刊名称，以其是否被重要数据库收录为标准来判断期刊质量，并以“**”表示期刊为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9-2020)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以“*”表示期刊仅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经统计，在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期刊来源中刊文量频次在4次以上的期刊有27种(表1)，累计发文163篇，占统计总量的49.1%。从刊文量看，《上海教育科研》《教育与经济》和《当代教育论坛》排在前三位，分别是11篇、10篇和9篇。在27种期刊中，核心期刊达15种，占比55.5%；C刊达10种，占比37.0%。且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期刊中，核心期刊有9种，占比90%；C刊有5种，占比50%。由此可见，国内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发文期刊总体质量较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也很高。但是，刊文量较高的期刊均为教育学期刊，其他学科领域的期刊对于课外补习的关注度明显不足，且相较于教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课外补习研究的发文量偏少，数量上仍旧存在较大差距。

表1 课外补习研究的期刊来源分布(部分)

(三)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作者合作分析

CiteSpace中的作者合作分析功能，运行结果为作者合作网络，包含了各个作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指标及网络属性(陈悦等，2014)。在对课外补习相关问题的研究者进行分析时，参数设置中将Time Slicing(时间分割)设置为1979—2019，每2年为1个分区，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Author，Top N=50(选择每一时间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作者节点数据)，运行软件，绘制作者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图谱。在CiteSpace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每位作者作为一个节点，节点的圆圈越大表示其发文数量越多，不同圆圈之间的连线表示具有合作关系。如图2所示，经分析后得到节点数N=53，连线数E=23，密度Density=0.0167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作者之间的连线很少，最显著的是以薛海平为中心形成了合作网络，包括李佳丽、方晨晨、宋海生和丁亚东等人；其次以李佳丽为中心，形成了包括胡咏梅、刘钧燕和马克·贝磊等人的合作网络；还有几位研究者之间仅有合作关系，例如张羽和张娟、陈传锋和陈怡等人；而其他研究者之间几乎没有较多的联系，说明研究者之间创作相对独立且合作不多。从人员结构来看，研究者以高校教师为主，几乎没有研究中心或是科研机构人员，说明课外补习研究主体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此外，高校内部的合作者大多是师承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刊文质量。

图2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表2 课外补习研究核心作者分布

(四)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机构合作分析

在对课外补习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时，参数设置中将Time Slicing(时间分割)设置为1979—2019，每2年为1个分区，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Institution，Top N=50(选择每一时间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机构节点数据)，运行软件，绘制机构合作网络的可视化图谱。如图3所示，经分析后得到节点数N=44，连线数E=15，密度Density=0.0159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在490篇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中，部属师范院校和某些地方知名师范院校成为课外补习研究的主要阵地，尤其以首都师范大学出现的频次最高，但是综合类院校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很少。从合作网络密度来看，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网络，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之间有密切合作；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与其他高校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彼此之间联系并不紧密，没有形成合作网络。从研究机构组成来看，课外补习研究以师范大学为主，综合类大学研究成果较少；从研究地域来看，以北京、上海等东部高校为主，西南地区次之，中西部研究力量亟需加强；从合作关系来看，高校间合作较少，尚未形成互动良好的合作网络。

图3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五、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热点分析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分布

共词分析法建立在词频分析法的基础之上，其分析的第一步就是从相关文献数据库中抽取关键词或主题词，一般是出现频次超过一定阈值，并且能够代表该学科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高频词(张勤和马费成，2007)。因此，本文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来进一步了解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对课外补习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时，参数设置中将Time Slicing(时间分割)设置为1979—2019，每1年为1个分区，Node Type(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Top N=50(选择每一时间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关键词节点数据)，运行软件，绘制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共有367个节点，650条连线，如图4所示。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节点(及标签)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则代表关键词词频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存在共现关系，连线的宽度代表共现强度，连线的颜色代表了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

图4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见表3)总频次为1041次，其中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影子教育(149次)、课外补习(146次)、补习教育(43次)、课外辅导(34次)、教育公平(28次)、小学生(28次)、中小学生(20次)、教育补习(19次)、影响因素(15次)和中小学(15次)。从这十大热点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我国课外补习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补习的研究和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等方面(薛海平，2015；张羽等，2015；李佳丽和胡咏梅，2017)。由此可见，课外补习的研究焦点紧随社会热点和国家大力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和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政策。此外，从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来看，“影子教育”和“课外补习”的中介中心性分别为0.54和0.64，远高于其他关键词的中心性，说明这两个词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且“课外补习”的重要性高于“影子教育”。

表3 课外补习研究关键词词频统计表(部分)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突变词分析

作为专业的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检测到突变词。突变词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或使用频次较高的词，根据突变词的词频变化可以判断研究领域的前沿和趋势(王娟等，2016)。在对关键词进行分析时，选取每个时间切片中出现频次排名前50的关键词，运行“Burstness”按钮得到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突变词图谱，如图5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课外补习研究的突变词始于1986年，早期是对补习班的研究，并一直持续到2012年，说明该研究问题曾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2005年开始，教育补习、影响因素、补习教育和小学生等突变词的出现，表明这些研究方向是当时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2016年，社会再生产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持续时间很短。2017年至今，影子教育成为突现率最高的词，突现值为9.9351，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前沿。

图5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突变词图

(三)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图的基础上做聚类分析，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LLR，从关键词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得到图6的关键词聚类视图和图7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图中#0、#1……等代表聚类序号，序号越小则聚类的规模越大。CiteSpace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两个评价指标，本文的聚类视图评价指标显示：聚类模块值Q=0.6818(Q>0.3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聚类平均轮廓值S=0.5369(S>0.5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S>0.7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表明视图的聚类效果良好。

从图6可以看出，课外补习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被聚成9类，分别是#0影子教育、#1课外补习、#2补习教育、#3中小学生、#4教育补习、#5辅导班、#6中小学、#7经济体制和#8课外辅导。

图6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关键词聚类视图

#0影子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2005至2010年之间，影子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公平和公共政策等词成为研究关键词，2010年之后主流教育、学校教育、家庭资本、倾向得分匹配法、中介效应、PISA、教育治理和管理策略等词成为研究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变化反映了自2008年“影子教育”概念引进后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国内学者对于影子教育的探讨最初是从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以及影子教育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开始的(彭湃，2008)，后续研究者扩展了研究视角，开始探讨家庭资本在影子教育参与者之间的作用(薛海平和李静，2016)，并且运用了PISA等大样本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统计分析方法来探究课外补习的中介作用及影响(胡咏梅、范文凤和丁维莉，2015)。从时间线视图可以看出，2018年教育治理、中小学教师和管理策略开始成为研究关键词，这也说明随着国家相关治理政策的出台，规范在职教师有偿补习和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将成为今后课外补习研究的重点问题。

#1课外补习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课外补习、义务教育、中学生、城乡差异、特长培训、利益相关者和PISA 2012等，从时间线图可以看出课外补习这个词出现在1995年前后，但直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密集地出现其他关键词，研究的主要问题仍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问题，后续利益相关者等关键词的演化路径表明课外补习作为主流学校教育的补充是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教育活动，现有研究多重点关注课外补习的参加者即学生主体的行为选择问题，而较少关注课外补习服务的提供者即教育机构和教师的行为选择问题，这将是今后课外补习研究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2补习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补习教育、补习班、正规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差距和集体行为等，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补习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同样关注义务教育阶段的补习问题，并且至今仍是研究热点，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较多地关注教师、教育机构等课外补习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和补习体现出的城乡差异问题(丁亚东和薛海平，2017)。在2019年，该聚类下出现了集体行为这个关键词，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提出，他认为集体行为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以“应试”为导向的竞争性选拔制度下，教育焦虑困扰着许多家庭，在群体压力下补习已经成为社会互动过程中众多人的共同行为选择，这也符合我国目前课外补习市场“剧场效应”急剧膨胀的现状。

#3中小学生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中小学生、小学生、校外补习、课外学习、对策建议、教育社会学和发展策略等，从这些关键词的时间线图中可以看出，中小学生这个聚类在1995年出现，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这说明当时学术界对于课外补习的研究开始脱离概念探讨的层面，转而关注课外补习的参与主体，且在2010年开始着重关注小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行为。同时也可以看出学科视角的转换，即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补习行为及其规范发展的策略问题。

#4教育补习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教育补习、影响因素、补习学校、师生关系和价值观，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该聚类的研究问题集中于微观层面，更加关注课外补习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系统”，而前两者表现为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性要素，探究补习参与过程中个体参与的行为选择问题以及师生关系的互动模式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主流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系统的差异。

#5辅导班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校外教育、文化资本、学生成绩、社会再生产、学习成绩、辅导班和家庭教育投入等，辅导班这个聚类在2010年前后出现，是所有聚类中出现最晚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因素和参与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上面。此外，国内有部分学者开始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解释不同家庭的教育投入问题，并认识到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活动，扩大了不同阶层的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课外补习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对当前的教育公平目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6中小学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中小学、家庭背景、教育市场化、初中生、课外辅导机构、现状调查、高中生和课业负担等，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于主流学校教育的关注集中在中小学，通过学生课外补习参与情况的现状调查，探究不同家庭背景下课外补习参与的差异，及补习市场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方晨晨、胡咏梅和张平平，2017)。

#7经济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中小学教育、有偿家教和应试教育等，这些关键词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反映了课外补习私人化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但由于人们的教育观念固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等原因，补习形式以家教为主，并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补习机构。所以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对有偿家教问题的探讨。

#8课外辅导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课外辅导、政策建议、学业成绩和因材施教等，这些关键词1995年左右出现，除了课外辅导和学业成绩，其他关键词的频次不高。这恰恰说明了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社会总成绩水平的提升和分数贬值的现象使得课外补习参与者将提高学业成绩看作补习的主要目的。

图7 1979—2019年课外补习研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

六、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490篇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文献的分析，结合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趋势和特点。

(一)从发展趋势看，呈现快速高质量的特点

相较于国外课外补习研究的发展，我国课外补习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5年后国内学者才开始较多地关注该领域。从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来看，从2008年开始，国内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增加的趋势，且近些年来文献数量的增幅较大。此外，从文献来源可以看出，在课外补习研究刊文量超过四次的27种期刊中，核心期刊达15种，占比55.5%，且出现频次排名前十的期刊中，核心期刊有9种，占比90%。由此可见，我国课外补习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比较高，文章总体水平较高，涌现了大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二)从学科视角看，集中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

国内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要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等来研究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和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以及其对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挑战，还有一部分研究成果涉及经济学领域，研究课外补习消费与支出等问题。但是，课外补习不仅具有教育属性，还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其兴盛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根源，因此单纯地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下开展研究，容易受到理论范式的局限而导致解释不充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课外补习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而非补习的整体效果，较少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课外补习对于学生心理发展状况的影响以及学生家长对于补习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已有研究较少涉及课外补习机构的运作及其经营者和管理者，可以从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角度进一步解读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问题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问题。因此，突破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局限，倡导多学科交叉将是未来课外补习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三)从研究方法看，以量化研究为主

国内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以调查分析的量化研究为主，缺少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使用社会调查数据来分析课外补习现象，有些学者使用PISA、CEPS和CFPS等大规模基线调查数据来分析课外补习对于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从数据本身来看，自调查数据涉及的范围较小，带有一定的地域属性和特点，而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显著，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基线调查数据样本量较大、可信度较高，但是问卷涉及面较广，并非专注于教育领域。因此，有必要开展课外补习研究的专项调查，以更好地追踪课外补习发展状况。此外，量化研究虽然能够通过数据直观地反应出课外补习的成因和影响等问题，但是仍然有一些因素难以量化，例如分析课外补习参与者的行动策略和驱动因素等问题需要辅助以社会网络分析、个案研究、质性研究等研究方法。课外补习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应该采取多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课外补习现象。

(四)从研究主体看，尚未形成互动良好的合作网络

在490篇课外补习研究的文献中，共有541位研究者，但是课外补习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数量较少，只有11位，极少数研究者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这往往是因为同属一个单位或有课题间的合作，总体合作度仍然很低。从发文机构看，师范院校成为课外补习研究的主要阵地，主要集中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综合类大学和科研机构很少涉及该领域。由此可见，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之间尚未形成互动良好的合作网络。课外补习是涉及多种学科门类、多个社会主体的教育活动，因此要加强合作研究，可以联合相关科研机构、研究中心、教育企业和高等院校一起开展课外补习研究，推动课外补习研究领域的全方位发展。

(五)从研究对象看，集中在对学生主体的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对象侧重于中小学生和家庭，而较少涉及对培训机构、教师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深入研究。课外补习的参与者众多，包括学生和家长等需求方，教育机构和教师等供给方，还包括受到影响的主流学校以及承担监督者和制约者角色的政府部门。因此，应该从多方主体入手探究课外补习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方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如课外补习与主流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学校教育的发展，反过来学校教育又是如何影响课外补习发展的。另外，随着国家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政策的出台以及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探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效果及教育机构与学生家长之间、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因此，未来还应该开展课外补习政策评估类研究，为更好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维护良好的学校教育生态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