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宇 ，王华倬 ，卢吉洪

（1.北京体育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4；2.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体育教研部，黑龙江 大庆 163319）

史之研究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2016b）。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2016），此背景下的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就被赋予了更为深远意义上的价值期待。就我国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而言，其理论分野始终未有明确的界定，有限的相关研究亦处于史料积累阶段，远未达到史学思考之深度。特别是中国古代部分体育教育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虽然在思想史研究学术转向背景下，故有的研究桎梏已有所突破，但整体而言，依然尚处于问题域建构起始阶段，相关针对性成果仅可在乔克勤等（1993）、杨向东等（2008）、王京龙（2010）等学者们的论著中稍见端倪。因此，通过文献梳理、逻辑分析与历史考证等方法，对这一研究主题学术探索过程中所需直面的繁复现实困局予以反思与剖释，继而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之研究构念，将有助于完成基于本土文化特质的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流变脉络的梳理与内蕴规律的探寻，进而推动在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中践行“文化自信”、坚持“古今相通”、发出“中国声音”、追求“知行相促”目标的实现。

1 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之困局解析

任何探索性研究，因其内在问题域逻辑链（俞吾金，2007）未曾建构完全，理论与实践交杂的起始困局势将无可规避，困局解析之重要价值相对更为彰显，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流变之考据、梳理与规律探寻亦如是。文献分析显示，此主题研究所需直面的现实困局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元问题”所涉认知之“繁”

所有研究主题的文字表达在语言学原点上其实都是一种概念阐释，而概念本就是使经验、感知、想象固定化、僵硬化的产物，对于任何概念的解读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去理解其所指的意义（李泽厚，2002），这一现象在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就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而言，“元问题”所涉认知困局主要为其相关核心概念之古今相合诠释的繁杂与繁难所引致，具体内容则主要包括体育、体育教育、体育教育思想等与本体认知相关的论题。

体育是什么？作为源起于西方传入我国的舶来品，原初本意为“身体之教育”。随着体育学科的发展，我国学界对体育内涵的认知逐步复杂化、多元化，并提出了体育的广义与狭义之判别。广义之体育是为社会文化活动（熊晓正，2008），包括体育为人类纯乎天然之生活（徐一冰，1920）等观点；狭义之体育则体现了不同时代或学科的背景特征，包括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毛泽东，1917），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过程（林笑峰，1997），是人类完善自我身心与开发自身潜能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周西宽，2004）等观点。这些差异化的体育概念，在其上下文语境中均有其自在之意与合理之处。但是如果将世界现代语境下的体育概念重置于中国古代时空背景之中，对中国古代体育或体育教育进行研究，则无可避免地会发现由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条件特性，中国古代很难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或一种相对具有明确整体形态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涉及什么是体育的问题？）来与之对应。故若展开中国古代体育教育相关研究，但却以现代体育概念之衍生含义为逻辑起点，则未免存在削足适履之嫌！因时空交错所可能诱发的学者之间，学者与读者之间的认知偏差与逻辑混沌亦无可避免。

何为体育教育？这是一个因体育与教育自在交叉所必然引致的基本理论问题。需指出的是，学界虽存在诸多关于教育概念的精辟论述，但对教育本质的追寻依然未能实现，即使是主张教育概念精确化的布列钦卡亦承认再精确的语言、话语都无法准确表达客观存在（范宁雪，2018）。不过有一点无可否认，即体育与教育在形式上均属对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活动）的抽象概括，当前仍需基于特定论域来加以理解。因此，如果仅是将二者以界说形式简单糅合或归并，而未慎思体育和教育背后所隐含的意涵发展及体育教育对特殊社会现象的指代，那么认知争议则必会随之而来。我国体育界就曾有诸多学者对体育教育在形式逻辑与内涵逻辑上所存在的争议进行过深入讨论，但是关于体育教育的学理争端迄今也未能达成有效共识。不过须承认，在概念泛化及学科分化背景下，原为教育下位维度的体育的原初含义与功能其实已被转移至体育教育之中，并且不同类型体育所具之教育功能或所涵之教育意蕴亦被其纳入视野，这一最初约定俗成的概念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理论探索中正逐步体现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与适用价值（邵天逸，2019）。但是运用此概念去系统性梳理与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时，特定背景下体育的整体性概念缺失与相关教育的目的、形式多样特性，又使之在研究实践中将不得不再次面临进一步的本体建构规定性界定问题。

何为体育教育思想？这是一个处于研究核心位置的重要“元问题”，尚未有人对之做出过精准、权威内涵界定。虽然乔克勤等（1993）在《中国体育思想史》一书中已论及体育思想是人们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与理解，但是迄今，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逐步摆脱哲学思维之背景下，“何人的认识与理解构成了体育思想？”的问题依然未形成共识。不过从王炳照、孙培青和张斌贤等学者有关教育思想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在史学研究中对教育思想的界定在侧重点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与分野。并且在思想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领域内，相对于体系化思想建构取向而言，亦有学者明确提出，历史中出现的并不成为体系的观念、思潮也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方家峰等，2010），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观念比思想更为确定并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是组成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金观涛等，2018）。因此，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进行梳理与研究，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之中，如何确定其所涵盖的思想具体形态与探寻其所涵隐的内在逻辑脉络，亦同样成为研究展开之重要预设。

1.2 史学研究基础之“薄”

历史是过去，无法重演，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亦无法重历，研究者必须通过自身之工作重演历史，但历史研究中的重演绝不是一种移情式的臆想，其起点与过程需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即史料——那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能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庞卓恒等，2013）。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梳理与研究必须以详实的史料为研究文本，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完成历史重演的同时，实现思想之溯源。

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相关史料基础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虽然具有多种特征，但其共性可以概之为“薄”。就古代史料而言，有两个具体表现：1）尽管中国古代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极为丰富，包括各种各样的遗迹、文物、经史子集、地方志等内容，但是其中涉及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的实物史料与记载论述等研究文本却片鳞残甲，广泛分布于各种史料之中，故而是为因广而薄；2）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长期性与一贯性，这些非独立化存在的、被相对更为宏大的文化体系与思想体系所遮蔽的体育教育思想相关史料记述零星散落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同时又因天才的思想间或溢出常识之外，形成了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时间或逻辑顺序无法确定其来龙去脉（葛兆光，2001），故而是为因长而薄。

鉴于古代相关史料的因广而薄与因长而薄，近现代研究性史料积累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但遗憾的是，关于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的近现代研究性史料积累总体情况亦可用“薄”以蔽之。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体育学界论及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的史学研究尚无专著类文献呈现，并且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性质学术文章亦相对较少且零散；部分以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为主题的专著和以中国古代身体观、古代体育为主题的相关学术文章，其主要关注点均集中于中国古代体育之哲学反思、多类型（军事、宗教、养生、教育等）体育史学考论、体育文化解析等维度，其间虽存部分特定思想内容呈现，但因自在之研究目的与研究论域限定，确皆非其研究之重点；而我国教育学界则因其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所持之“元认知”议题争议态度，相关教育史学类研究成果亦相对寥寥，几近空白。

1.3 史料知识概括之“障”

“知见障”（《成唯识论九卷》）实是佛家关于知识与理解关系的一种论述，又称“所知障”，认为如果不能深入的理解所知、所见的内容，那么这些所知、所见就会成为认知问题本质的障碍。在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考据与分析过程中，这类“知见障”问题也可能是每一个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除研究者主观原因外，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三：1）研究背景史料的繁芜性。渊远的中华文明史在发展过程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庞杂的史料积累，使后人可以徜徉在历史长河之中去缅怀、品鉴、思考先辈所留赠的言行事迹与深邃的思想，但同时也必须承受各种思想、观念及对这些思想、观念的后世解读之间的联系、碰撞与争鸣，甚至是无知所带来的困惑与痛苦！2）古代文献史料的晦涩难解与真伪难辨。中国古代文字表述极为简练，一字多意、通假字、生僻字等情况又极为常见，导致不同的注释者、读者理解千差万别；同时，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中，多种形式的伪书、文字缺谬亦普遍存在，这些相互偏差、甚至抵牾的观点差异与真假掺杂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过程中“知见障”的产生；3）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自身的存在形式与发展特征制约。纵观存世的中国古代文献史料，古籍中尚未发现涉及体育教育思想的系统性专门论述，甚至在相关古代教育史学专著中关于体育教育的论述亦相对极为少见，因此就需要研究者从庞杂的史料中，点滴收集飘散于其间的思想、观念和主张，然后结合不同时代史料的背景特征，去探寻其中所隐蕴的历史规律。

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考据与分析过程中“知见障”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具体外显形式的多样性：1）与某一思想的解读深入与否有关的“知见障”。以对先秦时期儒家与道家的身体观解读为例，虽然儒家曰：身心一体，道家曰：形神双修，看似统一的“身心一元”，但是如果能够深入解读两家传世文献，则会发现儒家更为强调身心互渗，而道家则是通过气论来消除身心的界限（李有强，2015）；2）与某一思想的后世不同解析有关的“知见障”。孔子在《论语》中有3条关于体育活动的著名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也”。郑振坤认为，无法从这些记载中推论出孔子重视军事体育；而杨向东在《论语》相关论述基础上，通过查阅《礼记·射义》《史记·孔子世家》《左转·哀公十五年》等资料，提出孔子亦具有崇武尚德的思想；3）与明辨某一思想差异之因果有关的“知见障”。“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论述，反映出了孔子的军事体育教育观念的双面性。虽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孔子的军事体育思想差异论述可以做出有效解释，但是史无定论而又与之相似的一些论述的前后差异之因果关系考据，可能会因为社会背景因素的复杂性而变得极为困难，某些特定情况下由于史料缺失，甚至根本无法对之进行考据。

1.4 研究范式建构之“惑”

托马斯·库恩（201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提出范式的概念及其层次的具体划分；并在《对范式的再思考》（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1974）中再次指出，要学会一种在表面上不相干的问题之间找到相似之处的能力，以借鉴相似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明确界定了范式的两类用法：综合用法和局部用法，前者聚焦于科学共同体概念，强调学术共同体对共有范式的认同，后者则为各种类型的范例，具有明显的研究示范作用。鉴于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研究之现实，对其流变进行梳理与研究，必须借鉴相关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范式运用，深入理解与把握这些范式的差异性、适用性与局限性，以克服范式建构之“惑”，求得研究成果的规范、准确、全面与深入。

就思想史研究范式所涉及的理论基础而言，历史学的本体论或其核心——社会历史观处于研究的逻辑起点位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同的历史观会转化为不同的解释事实的指导原则与方法（庞卓恒等，2013）。我国学者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普遍强调，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对史料进行诠释，其中郑振坤（1989）、崔乐泉等（2008）学者的相关著作即为体育学领域此方面研究的典型代表。另，以柯林武德（2016）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强调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研究文本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偶然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马克斯·韦伯（2005）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提出，多种因素随机组合决定历史进程与结局，强调决定人类社会历史之因素的多样性与随机性。虽然二者在“是否存在终极因素与发展规律”上的主张与实践唯物史观间存在相悖，但在重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或“避免片面的物质因素或精神因素决定论”等方面亦皆各具其自在之合理性。

就思想史研究范式所涉及的整体架构而言，其主要表现为外在之差异化研究结果呈现方式，综合分析现有论著，具体方式无外如下：1）以思想家个体思想为主的方式，此种方式虽利于对不同精英及其思想进行具体、完整和系统的叙述、分析，从而加深对其个人思想的认知深度，但又会因其所表现出的割裂特征，而无法真正体现思想史之本质（张斌贤，2015）；2）以主要思想和思潮为中心的方式，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种方式的弊端，有助于对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全貌的整体把握，不过在另一方面，其又可能会因相对刚性的时间划分，而造成对思想演化过程的人为切割，甚至可能造成“历史”本质的消解；3）以思想内在结构划分维度的方式，此种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审视思想内在论题的演化历程，但其对具体思想的进一步切割，却不利于对思想进行系统认知与整体反思；4）流派式、谱系化的方式，此种方式长处在于其能够跨越刚性时间界限，更好地突出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特定时期内主流思想的传承演化，而其局限则在于如何实现无争议的思想归类。鉴于这些方式的自在适用性与局限性，研究者就需依据特定研究的现实考量，以求做出相对更为适恰的方式选择。

内部错综复杂的理论联系、差异化的结果呈现方式及丰富的具体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多样性的范式备择方案，但是在研究实践中，唯一解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以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梳理与研究为出发点，尽自身最大努力去寻找那个可能存在的最优解。

2 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之基本构念

基于形态而论，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在发展进程上实为今时中国体育教育思想之本土萌生与初步发展阶段。鉴于其间未能实现理论分化以形成相对自在体系，且学界迄今亦未对之进行过系统梳理与深入解析，多维研究桎梏尚存的现实，若希冀对此本我非独立化存在、非系统性发展的思想进行考据、梳理与分析，相较于以往思想史学研究领域内关注典籍文字本身，强调内在理路或纯粹理性的思想建构路向而言，近年来，出于追寻思想的现实理解目标，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在历史的具体进程中明辨思想的原貌和演进，强调思想之历史性与一般性的文化精神研究（王晨，2015）的学术转向主张，无疑更显现实适恰，由理论视角层面为此主题研究展开提供了一种困局突破可能。

鉴于上述，为求实现研究的行稳致远，以学术转向为契机，以困局解析为方向指引，探索研究之构念亦就凸显出其可行性、必要性与迫切性。

2.1 问题域之建构与扩张

哲学范畴内本体议题长期存在的分歧与论争，在史学研究领域被演化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观，因不同学者所持社会历史观的分歧，同一史学主题在研究中通常会被演绎为包含各种具体问题的异质化问题域，用以对主题进行阐释，并大概率得出整体或部分迥异的研究结论。实践唯物史观之本体与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立足（陈先达，2004），克服了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历史观所蕴藏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或命定论色彩；并且实践唯物史观坚持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等，1995）的原理，使其能够不断汲取生活实践、互异观念中的有益营养，以实现自者的丰富、创新与发展。

实践唯物史观视域内，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以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及其所涵之古人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葛兆光，2001）在时空中的跌宕延续为主要内容，涉及诸多概念与观念，其中包含了诸如“武”“射”“形”“神”“气”等本土文化历史沉淀之字词；亦包含了诸如“体育”“体育教育”“思想”等理性思辨之前提预设。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概念与现代体育教育相关观念的杂糅、指导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演化、思想内部及其与外部现实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将迫使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不断反复建构、扩张与重构自身永不饱和的问题域，以求突破故有理论话语与思想谱系的桎梏，解答相关研究所需直面的现实问题。

基于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外延之扩展及史学研究价值实现之所需，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必须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新华社，2018）为主要关注点，深刻反思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是什么？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及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是什么？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建立基于实践唯物史观的由第一问题（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基本问题（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是什么？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是什么？与体育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衍生、传承与演化的规律是什么？等等）、具体问题（基本问题在特殊时空与社会层级的具现）所构成的问题域逻辑链，从而追求实现对自者现代学术、学术史的理解、设计、建构与超越。

2.2 思想之古今相合与脉络探寻

运用后世的学术理论去审视进而评价逝去的历史是可能存在代沟的，不过这并不应成为学者以研究之视角去重新认识与理解过去的社会现象、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及其主张的障碍。在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考论转呈过程中，研究所涉“元问题”之古今相合是为立论之逻辑起点，并亦需基于其时空特殊背景予以认知解读、脉络探寻及史论呈现。

虽然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与现代体育完全契合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古代多样化的体育现象的存在，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来否定历史。抽象而言，实践唯物史观视域内中国古代体育和世界现代体育均是哲学意义上的以成人为目标的实践过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类文化现象，无论何种价值追求，这一过程或现象均建立在其对人之“身体”具有影响与作用基础之上，即可认为其所具有的直接性功能（周爱光，1999）应是古今体育认知的共同内核。虽然二者均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但亦需强调的是，中国古代体育明显体现出其发展的背景特征——民族文化特质的影响，例如，以身心关系和动静关系的哲学思辨为基础，所产生的养生体育及养生体育思想（戴金符，2005），就有别于现代世界范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传统体育观对体育的基本理解。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需基于上文之内核判断，由中国古代这一特定语境来进一步明确其所可能的具体现象指代。

《辞海》将“教育”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判别，狭义教育（学校教育）认知内的体育教育无疑会与学校体育意涵高度趋同，而广义教育（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认知内的体育教育，其含义则会突破故有的学校教育时空制约。教育是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卢元镇，2015），那么学理上中国古代社会氏族、宗族以及家庭中通过教育过程完成的文化传承应该也要被纳入教育研究的视野，其中无疑也应该包括体育文化的传承，由此，也就构成了体育教育的另一个维度，即体育中的教育。在此论域内，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的认知就不应只在囿于单一的学校教育视角来诠释，而亦可从体育的本体论视角与体育的传承视角来进行更为广义的观察与思考，即体育教育应涵盖不同范畴界定——教育中的体育和体育中的教育，实质是对体育相关概念群所隐含的教育意蕴要素的抽离。此外，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的质进行审视，亦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关注其主体所反映出的对“体”的不同理解，将之作为具体研究阐释的哲学基础，而不是仅将视线投射到“身心二元论”中身体的阐述维度之上。

在一般性思想史研究视域内，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理论上可以将中国古代历史上与之相关的精英、统治阶级以及作为思想基石和底色的社会、民众的思想、论述、观念、行为均纳入研究范畴，通过诠释、抽象，探寻其中隐含的规律性，从而深化我们对其的认知与理解，以求实现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转换。但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萌发过程所表现出的自者非独立化存在与非系统性发展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引致研究主线的选择性障碍问题。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在上述特征之幕篱下，中华民族文化的非间断性传承与融合发展特质，理论层面已经提供了一条文化演进的主线备择：1）历时性——传统与反传统之争；2）共时性——本民族与外民族之争（卢元镇，2010）。循此文化演进脉络，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以一些日用而不自知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为文化底色或河床，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推动下孕育、萌芽与演化，并于近代与世界教育、体育思想相结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体育教育思想。

2.3 研究文本范畴之扩展

由于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问题域的永不饱和特性，研究文本亦就始终处于动态定义之中；加之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李宏图，2004），传统以典籍作为研究文本的择定取向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这一变化对于解决相应史学研究基础之“薄”的问题，则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考据与分析的研究文本，不仅应包括中国古代体育教育实践或思想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历史痕迹，亦应包括存在于宗教、军事、教育、医学等学科实践或思想中与之间接相关的历史痕迹；不仅应包括精英的论著、各种经史子集，亦应包括过去未被重视，甚至被忽视或无视的一些文字性或非文字性历史资料。这些研究文本均有可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不同人群的体育教育观念或其观念的成因，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的载体或研究的历史语境资料。

譬如，考论古人对体育或体育教育所持的基本观念、态度时，仅从周代的“六艺”教育内容设置，到孔子的“文武兼备”思想论争，到汉、唐的“独尊儒术”“力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旧唐书·张弘靖传》），再至宋明“五经勤向窗前读”（《劝学诗》），“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言行录》），“须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陈白沙集》卷二），则会得出统治阶级和儒家所持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趋势总体是由文武并重趋向于重文轻武的观点。然而，当研究文本范畴扩展之后，则会发现，春秋以降，儒分为八，其中漆雕氏之儒有“任侠”之风（刘九伟，2003）；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张载所论之“静之动也，无休息之期”（《横渠易说》）；颜元所持之“人人知兵习礼乐”（《习斋言行》）的主张；以及关于不同朝代贵族子弟教育中体育内容之设置的相关记载，则反映出统治阶级和儒家内部关于体育（教育）的不同考量。至于民间所传，东汉末年儒生提剑杀人，出将入相；明清所流传之《杨家府演义》中女子习武、挂帅征战；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中士子三宝“琴、剑、书箱”及“仗剑游学”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普通人对“武”之推崇。因此，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考据与分析过程中，不同类型研究文本中精英、统治阶级、大众的思想、观念、看法的呈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厚重的历史因缘，深化对古代社会整体体育教育思想的体悟与探微。

2.4 知识概括思维之转变

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并不仅是依靠新研究文本的发现或引入所取得的，而是现有研究文本知识概括思维转变的结果。在不同理论与方法指导下，从多种视角对某一研究文本进行反复解读，同时佐以必要的史证，所获取的经验与结论则可能会不尽相同。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围绕研究主题，掌握尽可能多的史料基础上，不断突破前人的定论与传统思维局限，以敏锐的历史眼光，通过对史料进行认真鉴别，发现过去所忽视或无视的一些信息，或者在前人研究结论中发现缺憾与偏误，从而突破知识概括之“障”，准确揭示研究文本所承载之思想。

《论语·卫灵公》所记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即为此类现象之典型案例。由历史语境分析出发，此段记述在不同背景下所蕴之意可能会变得迥然不同：1）孔子确实认为“军旅末事，本未立，未可教之末也”（郑玄注《论语·卫灵公》），所以不愿舍本而教末，故“明日遂行”；2）“明日遂行”已经是既定之计划，“未之学也”不过仅仅是一种托词；3）虽然孔子本人具有一定的体育素养，但其从未直接参与“军旅之事”，故认为自己对于“军旅之事”确实属于“未之学也”；4）孔子仅是认为卫灵公个人“不可教也”，否则就与孔子向鲁国国君进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及其本人善射、力大的史料记载相悖。因此，如果只是从字面含义展开逻辑推理，从而得出孔子注重的是“礼”而不是“戎”的观点则未免有失偏颇。类似与体育或体育教育相关的碎片化论述，在很多典籍记叙中均可见到，故而某一思想或观念的阐释，必须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打破思维定式与故有结论限制，才能使之诠释结果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2.5 多元研究理论与方法之引入

虽然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流变进行考据、梳理与分析是学术研究领域一个相对新的研究主题，但绝不意味着是一个孤立的研究范畴，而是对现有研究成果保持尊重的前提下，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与丰富，这就需要研究者灵活运用各种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收集、考据各种史料，继而依托史料之背景、语境来解读各种具体研究文本所承载的思想，并探寻各种思想流变的规律。

随着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越来越受到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发展的冲击，其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一些新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不断呈现。基于此，在明确以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决定论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运用因果必然性规律去解释事实为导向性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在中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实践目的多维性（健身、军事、医疗、教育等）、组织形式多样性（社团、宗教、学校、氏族或家庭等）、教育内容繁杂性（技击、体操、蹴鞠、龙舟等）、师生关系模糊性（师徒、师生、或以父子关系为代表的血亲等）等特征背景中，过去通过梳理典籍以获取研究文本，并运用逻辑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之释义的技术性层面方法体系必然发生变化（邓伲娇等，2018），吸收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现象学等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改变过去困守书斋式的研究方式，关注相对私人与隐秘的研究文本，深入古代体育教育实践所遗留的历史痕迹之中追寻思想、探求真相，必然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据库作为一种技术性方法已被广泛引入观念史研究领域，金观涛等（2018）所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正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所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类似依托现代科技而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研究而言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参照。

3 结语

作为思想史研究视域内一个探索性研究主题，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进行梳理与研究，无疑是一项庞杂而艰深的任务。虽信古、疑古与释古之论争尚未远去，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背后亦存在着诸多不确定与可争议（桑兵，2007），但“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梁启超，2016a）的观念却已为学人所广泛接受。故而，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须秉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学术旨趣，基于其文化特质基础与社会历史语境，考据与融会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流变的史实与因果规律，探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从不同层面与角度回应体育教育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追问，以求实现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研究的史学理解之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