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想

摘 要：人口形势的大逆转，标志着人口学科建设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人口学理论日渐活跃、人口学科建设日臻完善、学术研究成果日益丰硕，是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大创新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土化人口理论研究成为主流，探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成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议题，尊重人口自身发展规律成为基本的立足点，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有利于塑造人口学研究新格局。新时代，坚持人口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有机互动，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学科交叉中谋发展，增强学科认同感，扩大前瞻性政策研究范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人口学科建设。

关键词：人口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2-0033-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2.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1]，这一要求对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推动我国人口学科建设良性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新时代以来，人口学科通过打造本土化人口学理论、塑造国际认同的学科体系、推行遵循人口演变规律的生育政策，逐渐形成了以解决人口问题为目标、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为动力、以挖掘人才红利为主线的学科建设体系。

一、人口学科的演进轨迹

新时代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人口学领域产生了诸多新成果。

（一）人口学理论研究日渐活跃，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保障

第一，人口学理论由单一的诠释控制人口数量向一个相对多元的拓展时期发展。人口理论通过对特定时期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演变过程的研究，总结归纳出家庭生育率、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规律，为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与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新时代人口学理论重在揭示人口变迁及人口空间分布规律。

第二，人口学理论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人口学有两大分支：规范人口学和人口研究，前者通常使用特定的人口学概念、测量指标和定量方法，例如人口质量理论、生育理论、人口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稳定人口理论;后者则关注人口变化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健康、环境、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凯恩斯的人口经济理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两种生产理论、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人口转变论、人口爆炸论、人口零增长论、人口均衡理论、中国人口发展阶段性理论[2]。

第三，新时代的人口理论研究呈现新格局。2012年以来，随着生育率从高向低转变，流动人口迁移模式从个人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基于此，人口学研究在老龄化与健康、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轮研究热潮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超低生育率、婚姻与家庭的变革、人口健康、国际移民等方面[3]。家庭的生育意愿、子女的教育和抚养成本、居民的住房及日常生活消费、养老保险、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人口素质成为人口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二）人口学学科建设日臻完善，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

首先，跨学科建设引领学科发展。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双一流”高校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人口学通过与自然学科、人文社科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了人口学科建设的内涵式和外延式发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协同共生的学科体系、注重学科组织模式的创新，已成为新时期我国高校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其次，人口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是完善学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19个省市中的33所高校，设立了人口学的学术型硕士点（专业代码：030302）。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各有15所、9所、9所高校及社科院招收人口学硕士，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各有9所、1所、3所高校屬世界一流高校之列。设立人口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和社科院分布在8个省市，共11所院校，东部地区有8所，其中的6所高校位列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中部地区有2所高校设置了学术型人口学博士点，西部地区有1所高校（表1）。

最后，新时代以来人口学领域的专著和教材激增。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人口学领域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共计26部，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多达47部（图1）。2012年以来，人口学的专著与教材编写开始走向繁荣，代表了新时代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新探索。从教材来看，2012年至2019年12月，共有14本人口学类教材。其中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主题的教材最多，共有4本;以家庭或老龄化为主题的教材共有3本;以人口社会学为主题的教材共3本;人口地理学教材2本;人口经济学教材2本。

（三）人口学术研究成果日益丰硕，推动人口科学研究长足发展

第一，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人口学立项数量，稳中有增。2012—2019年期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人口学一般项目286项、青年项目195项、西部项目39项、重点项目23项。其中，重点项目占总资助项目的比例从2012年的0.33%上升到2017年的1.04%，2018年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为0.84%，2019年再次增长到1.72%，创下新时代以来人口学科重点项目受资助比例的历史最高。一般项目获得资助的比例在2012—2015年期间逐年递增，从1.35%增加到1.58%，在之后的两年间呈下降趋势，2018年的人口学科立项比例再次回升到1.53%，2019年这一比例回落至1.22%。青年项目的比例除了2012年和2018年低于2%的水平，其他年份的比例维持在2%以上，普遍高于一般项目等其他类型项目的立项率。获批西部项目的数量除了2018年和2019年低于重点项目所占的比例之外，其他年份均高于重点项目立项比例，但是普遍低于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获得资助的比例（表2）。

综上，2012年以来人口学科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绝对数量呈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人口学科的重点项目资助数量实现突破性增长;人口学科的相对比重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稳中有增。由此可见，人口问题成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板块，国家社科基金是“推动人口学研究的坚强后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口研究者提供了正确的研究导向，起着“风向标”和“导航仪”的作用[4]。国家社科基金不仅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解决人口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缺乏问题，还是一种发现、培养和造就人才的过程，是老中青人才梯队衔接的重要途径。人口学获得资助的项目中青年项目占比高达50%以上，充分体现了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培养，西部项目中青年项目立项率同样高达50%以上，为人口科学研究储备了大量的优秀青年人才。

第二，国内学术期刊与国际学术期刊并行发展。CSSCI来源期刊（2017—2018）目录中人口学期刊有5种，分别是《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发展》。人口学与环境学交叉的跨学科期刊有1本：《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有2本，分别是《南方人口》和《西北人口》（表3）。

《人口研究》创刊于1977年，是最早创刊的人口学期刊，《人口与发展》创立于1994年，较其他期刊起步较晚，其余期刊则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从影响因子来看，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且与其他期刊的影响因子相差较大。其中《中国人口科学》从创刊至2020年2月，出版的文献总量有2 520篇，在影响因子较高的四种期刊中发文量最少。《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发展》《南方人口》《西北人口》等期刊的综合影响因子在1.0左右，出版文献最多的为《西北人口》，出版了3 816篇学术论文。迄今为止，表3列出的8种高水平期刊共发表了24 890篇人口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期刊均为双月刊，发文量少而精。从被引次数来看，《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學》高居榜首，其他期刊的被引用次数是出版文献总量的5～10倍，处于较高的引用水平。出版文献总量的“少”与被引总次数的“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学期刊的权威性、前瞻性和严肃性，充分体现了人口学术成果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中文名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是国内人口学领域唯一一本英文学术期刊，于2017年正式创刊，刊期为季刊，16开，内容主要涵盖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人口和卫生计生政策、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以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女性人口、老年人口、就业问题、中外人口比较等前沿综合研究成果。2018年，该期刊与国际顶级出版商Springer Nature合作，借助出版商的学术传播渠道，助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人口学界广泛推介和引用，不仅有利于国际人口学知识的累积，还能够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二、人口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人口学科建设既包括人口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又包括人口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反哺与演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不断前进。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指引下，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形成了新时代人口学科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一）人口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成为主流

两种生产理论是指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前者包括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后者指人类种族的繁衍。《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及其他东西。”[5]

新时代以来，两种生产理论在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活动中，更加强调人类自身发展在社会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将两种生产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任何时候种群的持续繁衍肯定是其最高目标[6]，这就要求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要适应，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方面，更体现在人口质量方面。

新时代以来，两种生产理论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一方面，人类自身生产扩展、种群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增长、人口健康等人口自身演变规律，还包括家庭生育行为、婚姻观、养老问题等人口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规律。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而是推广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破解中国的人口难题，发展本土人口理论研究，成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必经之路。

（二）探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机制是践行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考量，统筹人口与经济发展，直面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锐减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断优化人口规模，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需要关注人口内部的均衡发展，更加需要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人口资源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充分强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同时，既不能忽视人口发展的目标要求[7]，又需要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将人口自身发展规模和速度限制在资源环境容量之内，以大气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高层次和国际化是人口学科建设的突出特征

自2001年最后一批本科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全国高校不再有人口学本科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专业于1981年首次面向全国招生，该专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人口学本科专业。直至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高校学科院校体系时，暂停了人口学专业的本科生招生。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系的专业变更来看，人口学本科专业被公共管理与政策、人口管理与项目实施等新专业所代替。自此之后，人口学硕士、博士阶段的生源均是跨学科招生，既有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有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学生，从研究人才角度为人口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人口学本身又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因而，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既需要满足从事人口研究所需的人口理论、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政策评估等要求，又要兼顾人口学及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课程的庞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学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重理论、缺乏系统连贯性、内容存在交叉重复等阶段性特征。新时代以来，人口学的学科本体和各分支学科涌现出众多的优秀系列教材和创新成果，不仅扭转了过渡时期出现的学科融合问题，而且学科国际化水平持续走高，不断引进先进的人口调查和分析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人口学科向高层次、国际化迈进。

新时代以来，人口学科建设的对外开放度大幅度提高。各地人口学机构通过双边关系“请进来”“派出去”的人口学者日益增多，活跃在我国人口学第一线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大多具有国外学习、交流和考察培训的经历，人口学研究者教育背景日益国际化。这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研究者，已成为我国人口学研究队伍的中流砥柱，是研究人口本体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一致问题的主导力量。国内人口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国际间广泛开展项目合作，充分体现了国际化的人口学科建设水平。

（四）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新的人口学科生长点

近十年来，人口学的交叉和融合不断细化和深化。一方面，人口地理学、人口环境学、网络人口学等纷纷脱离人口学科范畴而自立门户，使得人口学的学科范围愈来愈狭窄;并且随着强势学科的“入侵”，人口学基础性理论研究、学术话语创新体系研究逐年沦为边缘。对于学科发展中产生的这些问题，需要辩证认识学科交叉发展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趋利避害，实现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学科交叉是产生新知识的来源，也是运用新技术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更是让人口学研究成果“落地生根”、直接服务社会实践、丰富学科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一趋势在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尤为显著。

大数据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新时代以来，人口學研究方法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时空维度上的拓展[8]。人口普查信息和户籍管理中的基础信息，并没有在各行政管理部门间实现共享和同步更新[9]，诸如银行信息系统、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民航、铁路交通售票信息系统、劳动保障信息系统等政府部门采集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对外开放。大数据搜集、挖掘数据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人口数据分析无法长周期技术跟踪、监测预警等技术瓶颈，更加有利于进行人口空间技术分析。同时，实时性人口数据的获得也为以年为单位的传统人口学指标带来了新困境。然而，传统指标与人口大数据结构间的适应性问题，也为重构人口学指标提供了契机。

综上，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拓宽了传统人口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交叉虽会带来模糊学科边界等问题，但需辩证认识其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科发展体系[10]。

（五）尊重人口自身发展规律是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立足点

整体来看，我国人口政策演变可以分为鼓励生育期、严格控制生育期和限制生育期，表4整理了从197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重要文件和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出，自197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我国人口政策发生了急速逆转。

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明确指出：全面推行计划生育40多年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缓解;要求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国家对人口总量的规划从控制目标转向了预期目标，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深度转型时期，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转折性变化，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升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11]。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人口发展尚不充分，仍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二是人口自身发展仍不平衡，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三是人口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四是物质发展与人口精神文明不协调。

为了解决人口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解决人口自身发展的数量、结构、质量等问题，以及人口发展与外部经济、社会、资源、生态协调发展等问题，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向重视人口素质转变，尊重人口自身发展规律，评估低生育陷阱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探索“人口素质红利”的形成路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研究家庭友好型人口政策，梳理人口再生产责任的价值取向。针对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情况，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人口政策调整导向。

三、新时代不断完善人口学科建设的中国道路

人口形势的转变对人口学理论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时代以来，人口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特征、新趋势，如何应对人口新挑战、抓住人口转变的窗口期，既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议题，也成为人口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一）坚持人口学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

就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必须遵循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任何创新都不能离开传承，任何领域的理论创新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矛盾发展过程。人口学理论是数百年人口领域学术思想和社会调查的结晶，是人口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把握经典理论传承创新的基本规律，在传承中求创新、谋发展，在创新中显传承、扬特色，是当今中国人口学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方面，人口学理论必须具有国际化视野。人口学理论发源于西方，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口发展战略既要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更要面向国际环境。尤其在国际格局、世界形势、贸易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愈发重要，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口学理论研究应该以全球化为底色，立足于民族化，秉持民族化就是国际化，广泛开拓理论研究的国际化视野[12]。

另一方面，基于人口形势急剧变化的现实背景，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目标驱动下，西方人口学理论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充分把握新时代人口理论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以本土问题为导向，通过视角创新、方法创新和政策创新，实现人口学理论的传承创新和繁荣发展。坚持人口学理论的主体性、时代性和发展性，鼓励与其他学科进行理论交叉和碰撞，采用多元化技术手段和方法开展研究，提炼新思路、谋求新发展，致力于发挥人口理论优势解决当前人口难题，着力提升理论研究对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导价值。

人口理论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存在内在的辩证统一。国际化视野的培养需要立足国内的现实问题，着眼于本土化，但国际化并不是完全西方化，即国际化视野不能脱离本土问题和本土政策，要与本国人口形势、人口发展态势紧密相连。本土化是人口理论研究国际化、全球化的重要基础。首先，完善本地化人口学理论，可以通过吸收经典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先进经验，在人口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强调中西方理论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其次，进一步充分挖掘西方人口理论尚未包含的本土化优势，把理论前沿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立足现实，提炼理论;借鉴经典，超越经典。

（二）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推动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学科走的是一条先是政治主宰学术、接着是政策推动学科迅速发育、最后是学科自我成长的发展之路[10]。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在这一战略目标驱动下，遏制生育率持续走低、应对社会老龄化加剧、为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是需要优先完成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使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从长远角度优化人口结构，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确保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和空间分布均衡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人口学理论支撑，更需要大量的人口学专业人才承担此项任务。国家发展的需要与人口均衡社会长效机制建立的需要，决定了中国人口学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我国人口学科建设以基本国情为基石，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基本原则，致力于为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保驾护航。这一特点决定了人口学科建设的鲜明价值取向是破解社会发展中的人口难题、为社会培养主动解决问题型优秀人才，这就需要构筑起具有实际应用导向的专业知识体系。

其次，重视本土化专业队伍建设，特别需要培养一支根植中国、了解中国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型人才队伍，能够及时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并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做出理论贡献。我国社会发展历程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研究课题，为全球人口学科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队伍。

最后，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塑造人口学科应有的价值观，打造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以研促教的研究模式，成為我国人口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三）坚持在学科交叉中谋发展

通过学科交叉融合探索人口学科发展新路径。一直以来，经济学、管理学、空间地理学、资源环境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步向人口学研究渗透，并成为人口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技术手段，这也导致人口研究范式从最初的以思辨为主向以实证为主过渡，演变到当前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给人口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交叉发展的空间，对于高效地分析当前人口形势、描述人口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预测未来人口条件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方面意义重大，比如，运用大数据进行人口实时监测，分析人口迁移量等。

除了人口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之间的交叉，社会学科内部也可以进一步融合发展，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不尽相同，不同学科之间可以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方面相互借鉴、互相融合。通过与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同学科的融合发展，易于打破定向思维，不拘泥于特定的知识框架内，更加容易形成融会贯通、联想发散的逻辑思维和学术观点。当前，“一流学科”建设并不是以任一单一学科为对象，而是从一级学科，甚至大学科或学科群为对象。因此，打造“一流学科”要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角度淡化学科专业的细化局限，进行交叉研究融合发展，这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一种导向。

（四）坚持提升人口学的学科认同感

学科认同既包括从事人口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本土人口学科的认同感，也包括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同感。前者是指随着当前人口形势的逆转，人口学的研究和发展迫在眉睫，政府加大了对人口研究和人口学科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和保护力度，为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论证空间，扭转了以往众多人口学研究者向其他学科转型的尴尬局面。后者是指人口学期刊和人口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趋势，需要适应国际化的大趋势，这是因为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需要与国际接轨，争夺人口研究的国家话语权，为学术研究的选题、论证和范式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提供必要的前提保障。加强学术交流活动，积极与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智库和高校共同举办高端论坛和研讨会，国际学术活动的组织、协调、咨询工作均离不开中国学术团队的参与。积极推动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发行专业的人口学英文期刊，成为中国人口学研究成果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展示窗口。

（五）坚持扩大前瞻性政策研究的范围

严重少子化、劳动力短缺、老龄化、未富先老成为新时代中国典型的人口格局和趋势，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重要压力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14]。

改革生育体制，尊重个人自主生育权。当前，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并不意味着全面放开生育，虽然辽宁、天津、湖北、新疆等地纷纷出台了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鼓励生育的福利政策，但并未从顶层修改计划生育这一法律条文，尚未完全取消行政计划生育调控手段，还存在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条例。非婚生育依然属于非法行为，对非婚生育的父母没有采取任何救济和帮扶措施，对非婚生子女存在落户、教育、医疗等生活歧视。与生育相关的配套政策调整速度相对滞后，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之一，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

改善居住条件，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当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职场压力等因素，降低了精卵质量，严重影响了男女的生育健康，使受孕生育率下降。因此，应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加强饮用水源保护，营造青山绿水的生存环境。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规违法行为，形成监管预警機制，降低塑料使用率，营造无塑化生活氛围;抵制洋垃圾流入居民生活消费领域，避免传染疾病的传播，为居民安居乐业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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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reversal of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disciplines. The demographic theory is becoming more ac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disciplines is improving，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are fruitful. It is a major innovation in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localized demographic theor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Exploring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pecting the law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basic foothold，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high， and by cross-integration， the discipline is has found new growth poi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haping a new pattern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adhere to the reality-oriented approach， seek development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nhance the sense of discipline identity， expand the scope of forward-looking policy research， and uphold and improve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emographic Theory， Demographic Discipline， Demographic Research， Demographic Policy

（责任编辑：文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