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凡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华小栓作为鲁迅小说《药》中的重要角色，对整部小说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华小栓的病，才引出“药”这件事，才将革命者夏瑜与华小栓一家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如此，华小栓在小说中却是一个如同背景板般不起眼的存在，甚至在全文中没有出现过一句对话。华小栓为什么不说话呢？他是不能说话吗？显然不是，在小说的开端华小栓曾在房里与华老栓有过对话，但是他的语言却被隐去了。可见华小栓既不是不能说话，也不是没有说过话。小说中之所以呈现出“沉默”的状态，既是鲁迅刻意安排，也是人物的必然属性。

一、疾病的象征性书写——黎明前的黑暗与沉重的历史隐喻

华小栓之所以不发一言，是因为他所呈现的一切都只为指向一个字——“病”。华小栓作为一个“人”的其他特征都被抹去了，他既没有语言的表达也鲜有思想情感的流露，只剩下瘦削病弱的身形和无时不在的咳嗽声昭示着：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这是一场绝无希望的疾病。

小说在开始就用华小栓的咳嗽暗示了他病情的严重：“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那屋子里面，正在悉悉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1]华小栓未见其人却先闻其咳嗽声，既交代了华老栓出门买“药”的原因，也强化了读者对华小栓的第一印象——病人。在华老栓走进华小栓的房间时，二人曾发生短暂的交谈：“‘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此时华小栓的语言并没有出现，如何知道他讲话了呢？“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显而易见，省略号隐去的就是华小栓的话了。这是华小栓唯一一次讲话，却只知道对话的存在，而完全听不见声音，这也是为写华小栓的“病”服务的。前文提到“那屋子里面，正在悉悉窣窣的响”，可见此时叙事的视角并不在屋内而是在屋外，而华小栓因为长期生病造成身体虚弱，说话的音量当然要比一般人低得多，在屋外听不见是很正常的。鲁迅寥寥几笔，便将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形象鲜活地展现出来。一个患有严重肺痨的患者，说话费力或不愿说话都是极为正常的，鲁迅并不直言其病重，而是通过他的病时的表征来显示其病入膏肓，更使读者对这场疾病之凶险严重产生了直观的印象。语言是人物思想情感的重要传声筒，而鲁迅偏偏要抹去华小栓的对话，一方面是真实地再现了一个肺痨患者的行动与表现，另一方面使得“病”这一字模糊了华小栓其他的特征，变成了他的代表与象征。

小说七次写到华小栓的咳嗽，还写到他咳嗽时的动作“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按着胸膛咳嗽是咳嗽患者的惯常动作，更写出华小栓肺痨的严重与病情的持久。除了咳嗽声外，小说中还描写了华小栓的外貌与行动，“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鲁迅是具有医学背景的，而咳嗽、身体瘦削、多汗都是肺痨的主症。鲁迅之所以将对华小栓的大部分描写都放在其作为病人的表现上，就是为了突出华小栓身上“病”这一字。

华小栓所患肺痨就是今天所谓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病，因为其发病多与贫困有关，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贫弱的象征。[2]华小栓的病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病，还象征着国家、民族、社会之“病”。“疾病是象征社会病态的最佳载体”[3]，当时的中国，国家贫穷落后，国民愚昧麻木，社会阴暗病态，华小栓的病正是最好的象征。革命者怀着拯救国家民族的理想英勇就义，然而夏瑜的人血馒头治不好华小栓的病，也没能救治积贫积弱的中国，这是革命者与人民共同的悲哀，这悲哀经由华小栓的病血淋淋的展现在人们目前。

随着小说逐渐推进，华小栓的生命也逐渐走向终结，但他到死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如同一个飘荡的幽灵，带着贫病交加的影子深深埋进小说的背景板，只有不断的咳嗽声还显示着他的存在，为这一出注定的悲剧添上几声悲鸣，显示出深重的痛苦与无奈。

二、“被吃者”无言的控诉与革命前行的艰苦砥砺

华小栓吃下了带着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于是有人说他也是“吃人者”。华小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确实“吃了人”，但他却是一个无心的、被动的“吃人者”。华老栓夫妇因为封建迷信思想的愚昧，轻信人血馒头确实能治好病，于是在瞒着华小栓的情况下，把人血馒头给华小栓吃了。虽然华小栓确实“吃了人”，但他同时更是一个“被吃者”。人血馒头并不是治病救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场带着封建主义色彩的骗局。从某种角度而言，华小栓与夏瑜一样都是可怜可悲的“被吃者”，他们的结局也殊途同归，因为不同的原因断送年轻的生命而走向死亡——他们都被强大的封建势力“吃掉”了。作为“被吃者”的华小栓，他与夏瑜同命相怜，夏瑜采用了一种反抗式方法对抗黑暗的现实，然而华小栓作为尚未觉醒的民众，没办法采用主动的方式反抗，但他用他无言的方式揭露、控诉了一切“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

华小栓固然因为病重而无力做不必要的言语，但若是真的需要他答复，似乎也没有不说话的理由了。当华大妈关切地问：“‘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母亲对儿子如此关怀，华小栓本该回复母亲问话，却被康大叔的“包好！包好！”抢过了话头。为何鲁迅这次仍然不让华小栓开口？华小栓作为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本应是最有发言权的，康大叔此时插嘴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但事实上，华小栓自己也无法言说。人血馒头自始至终是一场骗局，一边是身体确实没有好转的事实，另一边是父母热切的希望，华小栓该如何言说呢？鲁迅倒也不为难孩子，而是用“吃人者”漠然的嘴脸揭露一切的阴谋：“‘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康大叔的“包好！包好！”显示出他急于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而实则是对华老栓夫妇虚伪的欺诈。他对华小栓显然没有好转的病情视而不见，仍然用欺诈的话语和冷淡的神态对待华小栓，表明他只关心药效如何，而并不关心病人的生命到底如何。他作为封建势力的刽子手，先是凶残地杀害了革命者夏瑜的生命，又出于一己私利，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华老栓一家，诱骗华老栓用高价买人血馒头，毒害华老栓一家思想的同时又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吃人者”的凶狠与狡诈、对于生命的冷漠和轻视跃然纸上。

华小栓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对“吃人者”和“吃人的社会”的揭露和控诉却没有间断过。愚昧麻木的人生活在黑暗中却是并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的，于是在这些人中只有华小栓能用非言语非自觉的形式，对“吃人者”“吃人”的事实展开的猛烈的抨击。而这些都通过他的咳嗽声来实现。

当康大叔大声嚷着“‘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时，华小栓接着就在房里响起了咳嗽声。华小栓的病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变好，反而还呈现出病情加重的迹象。这咳嗽声无异于明白地告诉读者：这一切都是一场关于贪婪和愚昧的骗局。这是对“吃人者”最赤裸裸的揭露和最强烈的讽刺。刽子手给出的“药方”非但没治好华小栓的病，还因为耽误了华小栓治病的时机，将他进一步推向死亡的深渊。他的咳嗽声，是他作为“被吃者”的悲鸣，在喧闹之中渲染出必然死亡的悲剧氛围。

在整个茶馆众人讨论夏瑜的死时，华小栓的咳嗽声也不时响起。华小栓的沉默与众人的吵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小小的茶馆中，华小栓独坐一隅，用咳嗽声控诉着“吃人者”的罪恶。随着对夏瑜的议论推向高潮，“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成为议论声中的杂音。他的沉默是一场无言的控诉，控诉着愚昧黑暗的社会、贪婪自私的人心。

华小栓既是无心的“吃人者”，也是无辜的“被吃者”，这双重的悲哀显示出现实的黑暗性和复杂性。鲁迅借着华小栓的沉默与咳嗽声，对封建主义和封建迷信进行了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如同在一片混沌嘈杂中加入几记响锤，震醒麻木愚昧的民众，砸碎黑暗密封的“铁屋子”。这一切又显示出革命的路极为漫长，而革命者恰恰又是在这种沉默中爆发与前行，在惨厉中揭示出革命的崇高。

三、游离的“看客”之悲哀与革命的拯救叙事

华小栓没有语言描写，因而华小栓对夏瑜被杀的事件的态度是模糊的，他的沉默使得他在所有“看客”中变得特殊起来。当茶馆里的客人热热闹闹地讨论着革命者夏瑜的死时，华小栓是在场的，但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任何态度的流露，因而他又是游离其外的。所有的看客，他们都对夏瑜的死有一定的反应，康大叔是凶残冷漠的，华老栓夫妇因为儿子得到了救治的希望而感到高兴，其他的看客则是出于“看戏”的心理对夏瑜的死幸灾乐祸。唯独华小栓，没有对夏瑜的死表露过一点态度，他如同一个游离的旁观者，既旁观着夏瑜的死，又旁观着“看客”们的议论。

为什么华小栓会呈现出一种游离其外的态度呢？从华小栓在小说中的表现来看，他犹如一具行尸走肉，鲜少有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在华小栓准备吃人血馒头时，“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华小栓对人血馒头的态度，应该说是有质疑的。他的动作是“撮起”“看了一会”，面对能够救治自己性命的“药”，华小栓不是欢天喜地，而是采用这样一种小心翼翼、犹豫的姿态。接着又因为这“黑东西”而感到“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尽管华小栓对人血馒头的态度是犹疑的，但他的行动是顺从的，并没有向父母发问。这本该是一个开口说话的好机会，但为什么华小栓什么也没说呢？结合他一直以来的表现，在华小栓所有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父母的一种无条件的顺从。父亲出门时让他躺下他便躺下了，父母在厨房煮人血馒头时叫小栓不要进来他便不进来，让他坐下便坐下，让他吃便吃，华小栓从来没有异议，也从来不发表意见。

华小栓的身份，放在整个社会中说，是贫穷人家的子弟，处于社会被压迫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从家庭来说，他是家中的孩子，家里大小事全凭父母做主；从自己的人生来讲，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他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一点点掌控的余地，全凭死神主宰。华小栓的悲剧，是弱小者的悲剧，他们没有思想，无法选择，无法掌控，只能被支配，只能顺从。因而他们只能是游离的“看客”，他们对一切只是“看到”，而不能“看见”，他们被剥夺了思想和选择的权利，只能对外界的一切做无条件的服从。华小栓从始至终的沉默，是一种“无思”状态的呈现，他们没有思想，无权选择，他们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代表着弱小者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无奈。他们是无法呐喊的灵魂，状如行尸走肉的生命。华小栓的沉默，是他处在那样一种生命状态下必然的属性，也是他作为游离的“看客”的悲哀。

鲁迅通过巧妙的安排隐去华小栓的语言，用以突出华小栓身上的“病人”特征，强化了疾病意象在小说中的象征性书写；再采用非语言的方式，借华小栓的沉默和咳嗽作为无言的控诉，对封建主义“吃人者”进行深刻的揭露与猛烈的抨击；同时华小栓作为那个时代的弱小者，由于丧失了思想与选择的权利，只能在生活中扮演着游离的“看客”形象，而沉默则是他在“无思”状态下的必然属性。

《药》写作于1919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不断的黑暗时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不仅如此，辛亥革命的成果也被各派军阀所窃取，中国社会的境况并没有真正好转，此种现实促使鲁迅进一步反思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鲁迅在日本经历过“幻灯片事件”后，便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弃医从文，以启蒙大众为理想，然而他的第一次努力就付诸东流。在日本鲁迅曾想创办《新生》杂志，然而还没办起来，不但人跑了，钱也没了，再到目睹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心中对于革命前景实则并不乐观，他在《<呐喊>自序》中时常流露出的“寂寞”，便是他面对这种现实的无措和茫然，而令他感到对现实失望的也正是《药》中所描绘的“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他意识到如果国民的思想始终处于愚昧、落后、庸俗的境地，那么无论革命者做多大的牺牲都无济于事。

华小栓在小说中并不处于叙述中心点，但是他的形象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法摆脱“无思”状态下的愚昧、落后和可鄙的奴性思维，则无论他们如何受到了事实上的压迫与奴役，除了留下可悲的哀鸣，对社会和自身处境的改变总归是于事无补，而这个国家也面临病入膏肓的危险。如果说华老栓等人是鲁迅安排在明面上批判的人物，而沉默的华小栓则以隐蔽而深刻的形式揭示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华小栓的沉默作为普罗大众命运的悲惨、革命者砥砺前行的坚毅以及凸显作者拯救叙事的策略合一的隐喻，极为形象地展现出了作者的医学书写与政治叙事的合一，表现出他融汇中西的文学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