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淼，黄佩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互联网传播带来了信息的飞沫化、传者的去中心化、公众生活的社交媒体化，颠覆了健康传播“知、信、行”的经典范式[1]。健康信息的获知不再是单向的、一对众的，而时常产生在基于共同话题兴趣的交流中，天涯论坛、豆瓣小组、百度贴吧、微博话题、微信群组以及知乎等平台支持着开放的知识分享。健康信息的可信度不再依托于传者权威，而往往积累于已被采信的数量和质量，评论倾向、点赞数、星标等级等指标形成了众筹式的信用标准。在此背景下，健康谣言频现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

健康谣言频现也与网络空间的规制局限有关。首先，在合法性判定的规制标准上，我国政府对时政类信息的生产和发布主体都有严格的资质审查，而出于对言论自由和文化多元的尊重和保护，非时政类信息的生产和发布资质较少受限，健康信息即属于后者。其次，在真实性核查的技术难度上，健康谣言牵涉到较多专业知识，其中更有科研领域尚未定论的问题，而科研中常见的“不确定性”结论恰是谣言传播的驱动因素之一[2]。再次，健康谣言通常不会含有明确的涉事主体，而时政类和社会类谣言的受害主体会主动维权，所以，健康谣言的违规成本较低。最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风险议题频频成为舆论热点[3]，风险社会的现实映射到网络空间之中，使后者成为谣言传播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