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峰，鹿维丹

（1. 大连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2. 大连大学 基建处，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建筑创作与场地环境的关系

建筑与场地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筑设计是建筑、环境二者互相融合的结果，不能抛弃场地的限定要求独立存在。建筑需要实现满足自身功能的目标，应该与周边场地环境互动共生，保持建筑与环境的有机联系。

广义上说，建筑与环境存在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所谓对立关系，并非指建筑与环境之间的不融合，而是指某种程度的“相反相成、相互舍得”的关系。建筑作为所处环境的非独立个体，当与城市“微环境”产生矛盾时，如何规避因此产生的环境负面缺失，优化和完善环境品质，成为建筑设计的重要考量指标。而统一关系就是指建筑与环境的融合性，即如何通过兼容并蓄，协调共生，烘托和提升既有环境的特质，并拓展环境当前品质之外的附加价值。

因此，建筑的创作，无论是新建建筑或者是更新改造，意味它着改变当前环境自身，并与周边的环境发生新的关系，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相互作用，形成自然环境系统与建筑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交换。

二、场地限定分析及建筑设计应对

建筑创作中，建筑形体、空间所表现出的升起、围合、扭转、交错、叠加、出挑以及退缩等多种形态，除考虑建筑形态美学的基本要求之外，大多是为了实现在其城市设计环境下，建筑对场地环境的回应。场地和环境对建筑创作的限定和要求主要包括两类：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域文脉。

（一）自然地理环境

在建筑创作中，自然地理环境可能的限定元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既有限定

通常，场地的既有限定包括保留场地中的既有建筑（主要包括含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和无法改变旧有建筑等）、绿植（含古树及名木等）、构筑物（含小品、雕塑、其他纪念性构筑等）。对于不同的场地既有限定的元素，应该采用针对性策略加以应对。

（1）保留的既有建筑是城市环境既成的环境主体，具有环境的主导和中心的意义。新建建筑创作定位取决于建筑的属性和规模，包括是否附属于既有建筑，或者是否形成区域环境的新的中心，并相应地采用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策略，对建筑创作加以指导。形成与文脉顺应的共生，或是风格迥异的凸显。

例如，在霍尔设计赫尔辛基当代艺术中心之前，场地周边环境中已经存在多位建筑大师的作品，包括：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芬兰议会厅、伊利尔·沙里宁设计的赫尔辛基火车站等。面对如此厚重、复杂的场地条件，新建的建筑应该以何种姿态存在，是建筑师首先要面对和必须完美解决的问题。霍尔在设计中经过反复推敲，重新梳理了场地条件，找出隐秘于场地空间的肌理轴线。将曲面和直面相结合的建筑形态完美结合，既没有抢夺周边建筑的主导地位，又很好地展示了新建艺术中心的应有价值。虽风格迥异，但又能和谐共生。

（2）绿植保留方式地选取，应该配合建筑的存在。不仅需要满足和优化场地生态要求设定，也应该从空间形态上加以多样化的处理。常用的手法包括组群化的集中或分散布置，局部或底层架空的保护性保留等手法，以此保证绿植本身的环境价值和观赏价值，减少建筑对环境的突兀感和压迫感，同时结合外部空间的景观化设计，将建筑与环境充分融合。

（3）场地中构筑物的存在多表现出其历史与文化的遗存属性，更适宜成为城市空间的文脉印记。通常，构筑物存在的方式不一定是完整的，可能以片段式散落状态呈现。整体设计中可以通过多种“灰空间”的创造，在城市空间的轴线与两翼、中心和周边的关系之外塑造更为丰富的，与保留对象在流线和体验上的互动。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建建筑也可以以重新组合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构筑关系中。例如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在墙体构筑时使用了大量的旧城拆除建筑的古旧砖瓦石（见图1），将历史砌筑进了博物馆，与博物馆作为收集历史功能的特质理念明确呼应。

图1 宁波博物馆墙面

2 地形地貌

针对地形地貌的创作分析，常见为地形竖向处理和不规则场地设计。

（1）竖向设计也称垂直设计、竖向布置等，是对场地的自然地形及建筑物空间进行垂直方向的场地高程和建筑标高的设计。将场地地形进行竖直方向地调整，充分利用和合理改造自然地形，合理选择设计标高，用以满足建设项目的使用功能、景观等方面的要求。

场地竖向变化对建筑功能活动提出了适应性要求，创作中常见处理方式包括结合建筑功能的台地设计，含室外露台和庭院等多种空间形式。竖向功能的差异性决定了场地设计的多样性，可以采取台阶、坡道等方式加以实现。

建筑师阿尔托在其著名建筑珊那特赛罗镇中心建筑组群的设计中。入口区采用自由式大阶梯，竖向向上把人引入标高升起的内庭院，使由简单几何形体形成的建筑组群在竖向上形成场地环境的升起和场所限定的围合。建筑形体的外部空间面向马路的商业区，内部空间则面向安静的内庭（见图2）。

图2 珊那特赛罗镇中心入口鸟瞰

（2）不规则的异形场地空间的处理可以针对性地对建筑形态加以扭曲和叠加，在呼应不规则地形的同时塑造出更加丰富的建筑造型。扭曲的处理不仅仅指建筑形体曲线形态，更应该结合建筑的结构体系、场地竖向等的条件，形成折线、围合、错层等空间关系。

博阿·诺瓦餐厅是建筑师西扎设计的经典建筑，设计中以地理学立场在场地风景中引入简单的几何学，以地区建筑的形态方言、建造手法和少量的几种惯用材料，创造出一种宁静、散淡的形态美学；以平实而生动的建筑形象和整体而丰富的建筑空间准确地诠释场所，求得建筑与自然、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平衡。餐厅建筑与礁石、海景融为一体，诠释了不规则、多起伏、多岩石的地形特征，模糊了前景和背景、目标和文脉之间的分类，唤起对自然的持续性感知[1]（见图3）。

图3 博阿·诺瓦餐厅鸟瞰

3 生态满足

建筑创作同样要通过对生态的思考，遵循生态设计原则以深化建筑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在当代建筑设计已经逐步将绿色建筑理念作为了建筑创作的重要原则的背景要求下，生态满足对于建筑要求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场地，功能空间和材料建构[2]。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建筑的主要生态创作方向。

场地环境的生态满足主旨就是减少对场地的改变，尽可能地保持场地原有的“现状”；功能空间的生态要求是建筑在朝向、间距、保温、隔热等方面应该表现出的应对策略；而材料建构则从更加细腻的角度展现建筑师秉持的生态设计原则。

赫佐格与德默隆在多米诺斯葡萄酒厂的设计中，将天然石块装入铁笼中，形成空间的围合同时，又增加了墙体的“呼吸”功能，这样对材料建构的构建特征，表达出更加明确的生态回应。同样，彼得·卒姆托在克伦巴博物馆外墙使用的特殊砖砌方式，形成了内部空间光线的变化。人造光线与自然光线交错在各种材料及建筑构件之间，经过来回反射、折射，营造出展厅内丰富而略带梦幻色彩的综合光效。

生态设计原则在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影响,深化了场地限定的思考与回应,构成出建筑创作的附加逻辑,形成建筑设计发展的新方向。

4 景观要求

建筑与景观的关系除生态要求之外，多是以一种几何形态学上的关系互为存在的。在建筑创作中，形态学的设计语言在创作中尤其重要。

（1）明确的具有边界特征的建筑几何形态体量，比如L 型、U 型或Y 型等，表达了围合、环绕和包裹，形成建筑内、外部空间的私密性差异，从而指导建筑创作更倾向于建筑功能属性的特殊要求；而叠加、缠绕与交错，则产生了丰富的竖向空间变化和多样的灰空间，可以以此来应对景观设计要求。

霍尔在其作品“Y”HOUSE 里（见图4），根据场所氛围及建筑内在规律性的需求，凭借直觉把建筑构思成简单但又别有深意的景观性形态。在一片开阔地上的“Y”形住宅，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被随意丢放的树杈之类的自然物。建筑给这个空旷的场地染上了一丝景观气息。这个“Y”形几何结构能把屋子进行公共与私密、白日与夜晚等区域的自然划分。空间中所形成的遮挡和被遮挡，围合与半围合强化着建筑师对于建筑“缠绕”和“交错”的释义，虚无的空间被物化了，形成场地主导的景观元素[3]。

图4 “Y”空间模型与树杈

（2）对于连续的外部空间，无论是水平向，或者竖向升起，可以创造出连续线性且多变的空间体验和景观体验，在线性路径中展开功能的同时，景观也随之延续，应接相对均质的周边景观条件。

李伯斯基在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建筑项目中（见图5），建筑呈线性方式折叠多次，连贯的锯齿形平面线条被一组排列成直线的空白空间打断。这些空白空间代表了“真空”，意喻着犹太人民及文化在德国和欧洲被摧残后留下的永远无法消亡的空白。

图5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二）历史文脉

建筑设计在构思过程中，对场地环境的分析不仅要集中在对与自然地理环境回应，保持和文脉的协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地段是指在城市环境中具有历史意义、风貌和保留价值的区域，体现传统文脉的价值。该地段的城市设计对建筑创作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充分理解区域城市文脉特征，以分散式布局的方式，应对街区的肌理[4]。具体的设计表现为：

1 补充完善

即在保留建筑单侧加建，尽可能保证新建建筑守齐既有边界关系，形成边界上的完型以维护城市界面的连续。同时注意通过旧建筑元素提取应与原有建筑风貌保持一致性。彼得·卒姆托设计的克伦巴博物馆（见图6），是在原有遗址上建设起来的建筑，设计中很好地结合了保存下来的旧有建筑墙体，使之与新建筑融为一体。新旧建筑过渡自然，新建筑以一种低姿态迎合旧有建筑。

图6 克伦巴博物馆新旧墙面

2 有机结合

新旧建筑之间也可以采用其他多样的设计手法，包括采用玻璃栈桥、天桥、灰空间等方式形成空间转换和过渡，同时需要注意在肌理上的融合和体量上的相似。在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项目中（见图7），建筑师贝聿铭为了不影响具有历史意义的街道两旁的景观形态，新馆建设和旧馆功能上通过地下通道连接，保证了流线的完整性；同时新建筑墙面使用大片玻璃幕墙，通透又反射出临接既有建筑应该保留的历史风貌，维护了既有的地域历史文脉。

图7 新馆与旧馆以地下通道相连

3 消隐弱化

建筑创作将功能空间加以消隐和弱化，形态上不再形成对历史地段的影响，更好地保证建筑创作的有机融合，常用的手法如下沉广场、通道等地下空间的设计。贝聿铭在卢浮宫扩建中（见图8），采用下沉设计手法，将扩建的主体功能设计在卢浮宫前广场的地下，只保留地面的透明玻璃金字塔作为出入口，既保证了建筑明确的路线导向，又将建筑“消隐”于地下，形成对场地环境的回应。

图8 卢浮宫扩建玻璃金字塔入口

应该说，建筑创作应该是一种天生具有“弱质”影响的艺术形式。它弱化的姿态常常表现出与场地环境的“聆听”和“对话”。建筑的这种“弱质”意象更多的是注重与真实的场地环境交互，而不是理想化和概念化的表象关联。建筑创作的语言替代了视觉和形式的效果，建筑物获得了更多的可亲近性，主观和主导的姿态被富有人情味的文脉特征所取代。建筑的布局致力于营造与区域场地文脉一致的氛围，追求一种容易被场地文脉接纳的情感状态，而非形式的权威表现。这样的建筑才能是具有谦逊、关怀意蕴的，满足场地限定的建筑。

三、结语

城市设计中，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是在一种并不单纯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筑创作并非仅仅是完成一个视觉的演绎，需要在深入推敲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脉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确切内涵之后，有针对性地将其外延矛盾加以解决。

对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环境中既有限定的地形地势、建筑、绿化、景观等，采用的方式多倾向“顺从”，因为既有限定的场所空间本身已经具备自身的精神气质，新建建筑的创作更应该符合这样的既有精神特质；对于历史文脉关系，建筑则应该通过城市肌理关系、建筑自身形态与材质特征等多个方面，采用类似“消隐”的弱化表达手法，更加谦卑地表达出对城市历史遗存的尊重。

正如奥地利学者阿德勒所言：“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环境中最单纯的事物，人类经验也是以人类的目的加以衡量的……我们一直是以我们所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它，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它们经过解释后之物”[5]。分析建筑设计要求和周边环境的内在关系，理解和关注设计的侧重点和设计主旨，找出针对具体情境的应对策略和最优化解决方案，才能建设出更多更好的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