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伯 曹 旭

（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一、问题的提出

1987年4月，在九年义务教育各科教学大纲通告会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第一次使用了“素质教育”一词，他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把基础教育办成了单纯的升学教育，这就导致了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偏向。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的素质教育”［1］44-46。 自此以后，“素质教育”的概念逐渐被广泛关注并出现与之相对的“应试教育”。为打破应试教育的禁锢，我国不断深化素质教育改革几十年，期间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素质教育相关计划、意见、决定等，相关政策文本体现出其价值嬗变及实施进度，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几十年间改革成就丰富而扎实，但也表现出不少复杂的困难与矛盾。具体表现在：教育制度框架与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不符；利益机制的催化下，学校单纯追求升学以提升声誉；素质教育改革陷入怪圈，即在不改变传统教学内容与方式的背景下，单纯增加特长培养，无形中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素质教育模式僵化，并没有随学校及学生的初始条件及文化基础变化而变化等。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加快完善素质教育的使命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本文将带着以下问题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我国素质教育价值如何嬗变及其原因，怎样实现素质教育的制度重构。由于教育质量及国民素质关系到我国各项发展后劲，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相关政策的追溯，分析其价值嬗变及制度重构，能够为厘清素质教育发展现状、认清问题、把握动向提供思考。

二、素质教育价值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深刻变革的时代，我国教育始终围绕着“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展开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是逐步确立了素质教育的国家教育政策［1］44-46。政策文本作为其设计者的价值载体，集中体现了特定时期的价值期待。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的梳理，不难发现素质教育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嬗变：

（一）基层教育理念到国家教育政策的价值嬗变

素质教育改革经历了理想教育观念向国家意志转变的过程。纵观改革开放前十年，随着经济逐步恢复，素质教育的呼声逐渐高涨，最终成为国家性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政党、政府等政治实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和任务而协调教育的内外关系所规定的行动依据和准则［2］。特定的教育政策是政治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宣传一定的政治观点、理论、路线等，指明教育的任务，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到决定国家发展的不再是精英素质而是国民总体素质，逐步建立了新的教育价值观。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质量和数量。”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强调：“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至此，我国出现了素质教育思想萌芽。1998年，言实在《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中对“素质教育”概念及内涵作出初步说明，自此，表达理想教育观念的“素质教育”备受关注。直至1999年，素质教育正式成为国家意志出现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1999年决定》）中，该内容指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给予素质教育全新的定位，表明其已受到高度重视并需着力推进，国家政策的导向性促使利益相关部门明确素质教育的发展路线。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致使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成为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决定着国力的强弱，这对于培养优秀人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世纪之交这一重要的时代转换时期，为追求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高水平人才，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势必要更新教育观念、规划教育体制、重塑教育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难看出，素质教育经历基层教育理念到国家教育政策的价值嬗变是我国国情需要，更是时代发展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表明素质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点，是国家意志倡导的思想精髓。

（二）聚焦基础教育到普及各级教育的价值嬗变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距趋于减缓。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年限的延长，随着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的提高，社会个人收入不平衡状况将趋于减少［3］。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关系到其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因此我国始终秉承“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原则，不断加强素质教育发展力度及广度。

素质教育经历了从基础阶段贯彻素质教育精神到其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价值嬗变，如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因此素质教育的前期发展具有单一性，其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此时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在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上，因为经济的稳定是教育发展的坚强后盾，而恢复经济正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基础教育作为我国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建设人才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先导性作用。因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始终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1988年前国家教委督导司颁布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要保障学生课间、课后、节假日等休息时间。”该规定内容指明学校应重新审视教学方法，还基础教育以生命的活力。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我国高度重视素质教育精神在基础教育中的落实，但随着经济复苏及时代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提升，政策制定者根据特定时期社会背景开始逐渐扩大素质教育的受众群体。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1993年纲要》）要求，“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8年颁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高度重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以期培养大批新时代需要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是教育各级各类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向市场输送人才的中心枢纽，关乎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它承载着高层次的学习、研究、服务等多种活动，而大学正是完成其活动的场所，大学生则是主体。因此，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市场逐渐选拔素质健全的大学生，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加强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健全大学生科学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高标准要求。随后，《1999年决定》中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要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中，……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相互配合，全面推进。”

新时代面对国际竞争，人口素质是最具潜力的因素，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要源泉，只有认识到并切实提高我国人才质量，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另外，当今世界科技不断发展，其对人才要求带来全新挑战，只有稳步提升民族整体的文化素养及创造能力，才能早日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理想。不难看出，素质教育的价值内涵正逐步渗透于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这一趋势与时代要求相契合，无疑有助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缩短收入差距，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添砖加瓦。

（三）思想精神内涵到具体方法实践的价值嬗变

素质教育经历了由价值理念及指导思想发展为具体实施渠道的嬗变过程。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政策文本其精神不再笼统，方法不再模糊。

素质教育从理想教育观念上升为国家基础教育指导思想体现于《1993年纲要》，其中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随后，1996年湖南省汨罗市素质教育的成功试点成为各方学校学习的典范；1998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1998年计划》），明确提出要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启动新课程的实验；在《1999年决定》中首次提出素质教育政策的重点是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可见，素质教育的可操作性在数年间逐步提高，将改革重点转移至课堂。

杜威的课程论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教材［4］。我国与其有思想碰撞的是陈鹤琴先生，他同样认为儿童是学习的中心，主张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5］。反观我国素质教育改革历程，无不遵循着上述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扎实实融入课堂。关于立德树人的顶层设计已经铺就，利益相关者要具有实践理性，将其落实在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至此，落实素质教育价值内涵不再是纸上谈兵，其完成了从理想观念到具体实践的嬗变。

素质教育历史沿革表明，课堂是其实施的主要场所，因为课堂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传授知识、健全人格、培养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师育人的基本舞台。素质教育面向的是全体学生，只有从课堂入手，才能将素质教育精神真正落实，才能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现实践中的不足与困难，从而促进素质教育的持续发展。

（四）注重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的价值嬗变

注重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的价值嬗变是指素质教育改革从关注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共同成长的过程。素质教育改革初期，其精神内涵主要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忽略了由谁来培养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如何培养教师，以及在何种氛围下按照何种价值标准和自明性生活，这些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6］。但是，在我国素质教育改革初期，着眼点主要放在受教育者身上。例如，《1993年纲要》中指出，“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之后数年间颁布的相关政策文本中也没有明确提及素质教育具体由谁实施，其需要何种教师队伍。而《1998年计划》中强调，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从而提升办学质量。随后在《1999年决定》中第一次提出素质教育政策下教师的教育准则，即教师要热爱党，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等六个方面。这进一步明确了素质教育实施者应具备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可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师是关键。不仅要求教师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更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据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师范院校和教师继续教育的投入力度，为教师提供更多交流、研讨、深造的机会和条件，同时给予教师思想与经济上的支持，进而提升教师社会地位。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素质教育事业发展，逐步认识到教师这一角色至关重要，并对建立高水平教师队伍不断追求。因此，素质教育逐渐完成了注重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的价值嬗变。

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改革开始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因为教师在教育事业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扮演着多重角色。教师是与学生共同学习的合作者，是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指导者，是学生生活上的帮助者。教师队伍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中坚力量，课堂是素质教育实施的主渠道，而课堂需要教师与学生协力合作，只有具备良好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从而保证我国素质教育扎实稳步发展。

三、素质教育的制度重构

我国素质教育的制度重构与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政策文本有着密切联系，因为相关政策内容体现特定时代背景及顶层设计者的价值变迁。根据前文所述的基层教育理念到国家教育政策、聚焦基础教育到普及各级教育、思想精神内涵到具体方法实践、注重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四个方面的价值嬗变，总结出素质教育制度重构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实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将“立德树人”的定位置于“学生全面发展”之上，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党的教育方针的集中体现，更是我党教育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立德树人”重新定义了各类教育的核心，揭示了德育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调了德性塑造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德育教育是广大受教育者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因此，其首先应秉承正确的政治方向。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认真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具体而言：首先，将课堂作为教学主渠道充分利用，学校应当加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带动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的总体发展，构筑起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核心的新型课程教育体系，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各个层面；其次，加速发展第二课堂的教学模式，学校应当进一步强化学生生活园区的育人功能，不断开展社会调研、志愿者服务、创新实践等各项活动，探索建立并实践学分评价机制，将实践育人融入专业教学、社团活动、社会服务等多个环节中；最后，充分发挥互联网作为第三课堂的重要作用，学校针对学生的群体特点，应当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的线上工作，着力丰富新媒体运营方式，实现重大政治事件线上宣传，以期将思想熏陶融入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素质教育制度重构角度出发，把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是振兴素质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道德挑战日趋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因此，我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加强德育教育，提升全民族道德文化素质，从而提升我国软实力。

（二）采取“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制度规划

教育政策活动具有复杂性，几乎涉及所有的社会成员，利益错综复杂。显然，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素质教育经历了从思想精神内涵到具体方法实践的价值嬗变，这一过程不仅包含我国顶层设计者根据特定时代背景制定的政策成果，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响应、教师队伍的认真落实以及家庭教育的主动配合都不容忽视。因此，“三位一体”即学校、教师、学生三方相互支持，共同推进我国素质教育持续发展。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从政治思想、教师管理及制度设计三方面同时入手。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支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正面的思想环境；其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坚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者先受教育”原则，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思想端正且素质良好的师资队伍，使之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指明灯；最后，完善教学制度，学校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必须有完善的制度维护其顺利实施，科学、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能够为素质教育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

学校教师应当从个人角度出发，独善其身。首先，教师应审视自身职业道德与行为作风，坚持将教书与育人相融合、言传与身教相融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融合；其次，要及时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法，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将素质教育精神深入落实到课堂；最后，教师自身应积极探索教育艺术，不断丰富自身的思想道德及专业知识，从而提升教育水平，紧跟素质教育改革的步伐。

家庭应当积极响应学校素质教育改革。父母作为儿女的第一任老师，应当认真解读素质教育精神，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以促使儿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合理安排学生的课余生活，做到“家校一条心”，避免出现“学校减负、家长施压”的现象。

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相关因素共同牵动着素质教育的持续发展，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三位一体”的制度规划，各方相互理解配合，才能营造有利于素质教育实施的良好育人环境，从而共同担负起培养下一代的责任。

（三）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制度内涵

人的经验、知识、能力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7］。人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最基本的单位，我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则是以人为本，核心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此外，在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教育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更要将着眼点放置于受教育者、教育者以及即将受教育的群体身上。

关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首先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重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健康的人文环境，其能够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及价值取向；建立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活动平台，真正做到不以分数论短长，以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自由为重，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本。另外，教师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更要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因材施教，注重师生互动与交流，为课堂注入活力。总之，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制度内涵是素质教育需要长期坚持的根本性任务。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素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艰辛又曲折的过程，其实践发展依赖于理论的不断完善及创新。纵观素质教育改革历程，可以总结出其经历了由基层教育理念到国家教育政策、聚焦基础教育到普及各级教育、思想精神内涵到具体方法实践、注重学生到兼顾学生与教师的价值嬗变。为响应其价值变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缓解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众多矛盾，我们还需进一步实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采取“三位一体”共同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制度规划，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制度内涵，从而重构素质教育制度，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