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疫情防控的跨学科研究”专刊

主持人语

2020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一般地说，应该在一年“已经过去”——至少是“基本过去”——的时候，才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但是，在2020年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和认识到“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正是在2020年之初，有一种人类过去不知道的新型冠状病毒——后来被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为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突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了。如果说新型冠状病毒最初的“突袭点”只在武汉和湖北，那么很快地，新型冠状病毒就把“突袭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中国”。

作为人类的天敌，新型冠状病毒比以往的“同类”更加“阴险”，更加“狠毒”。更具体地说，新冠病毒比十几年前的SARS在“传播方式”、“传播能量”、“毒害程度”等许多方面都更加“阴险毒辣”和“气焰嚣张”。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规模突袭”，中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大打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虽然目前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但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曾经“嚣张一时的气焰”已经受到“压制”。

在这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作为“白衣天使”的医务工作者冲在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线。正像在“军事战役时期”有“前线”又有“后方”，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员——“工人”、“作家”、“理论家”、“教师”、“学生”、“农民”、“商人”等——各司其职一样，在这场“战疫”中也需要有各行各业的人员“各司其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的许多科技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名言牢记在心中：“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思维。”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袭，不但提出了急需应对的重大、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重大、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必须以空前的责任心思考、分析、研究这些问题，使之成为推动理论发展的新契机。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还没有结束，但有关的理论思考、理论分析、理论研究已经开始。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我们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工作。

本专刊汇集了十余位学者撰写的有关理论文章。各位作者分析和研究的角度各有特点，涉及了生物学、医学、哲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不同视角，反映了各位作者对自己所选定的问题的思考、分析和认识，希望这些初步思考和认识能够对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乃至现实实践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本专刊由6篇笔谈和8篇论文构成。在笔谈部分，周琪和彭耀进认为，以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颠覆性生物技术，其不当应用或滥用对人类健康、生态造成的破坏将更为严重、更具系统性，也更难以监测和评估，因此，要着力构建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促进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科学、负责任的研发与使用。刘孝廷认为，生态问题根本上是文明问题，也是典型的全球问题；这次灾疫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哲学出了问题，今后要重新设计人类文明的路线，突出文明中的生态要素和地位，强调文明或发展的生态原则，落实生态在文明中的本体地位。张新庆提出，无论是新冠病毒研究，还是新疫苗研制、新药开发，都要符合科学技术原理，遵循伦理规范，接受伦理审查；未来要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顶层设计，谋划基础研究、临床研究、预防医学之间分工协作的联动机制。刘永谋认为，对待新冠病毒这类新病毒，不能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研制疫苗或对症药物上，隔离才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方法，而隔离包括排斥和控制两种策略，前者意味着对病人实施社会-医学空间的彻底隔断，后者意味着针对可能染病的健康人，合理使用区分术、监测术、空间术等治理手段。卢锡雷认为，重大疫情防控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面对风险难测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有系统认识防控环境，制定规范化和实操化的应急流程，并在防控中快速进行迭代学习，强化疫情防控的知识基础，才能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刘益东认为，防范生物安全风险这类科技重大风险绝非易事，应该从根本上堵住各种安全漏洞，特别是变革科技发展模式，为此他提出了“直面-回避”问题的决策模型，即在决策后果自负时，为人为己都应该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及时做出明智决策。

在论文部分，李伯聪阐明了“医”的三个维度：作为社会活动之“医”、作为社会角色之“医”和作为社会制度之“医”，分析了医理、医术和医治的相互关系，并从医学工程哲学角度，对新冠肺炎防控战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强调了区分科学思维和工程思维对于重大疫情防控的实践意义。段伟文提出，可以将“一体健康”理念拓展为面向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知与干预策略，从而形成总体性的健康认知和疾病防控策略，包括直面全球生存危机的生物安全策略、多通路并发反馈的信息监测策略、面向知识共享整合的研究策略、价值审议与伦理共识策略等。汪涛从方法论层面将医学分为广义病原医学、本体医学和预防医学三种方法论体系，认为针对新型传染病疫情，应当建立以预防和本体医学方法论为主，以广义病原医学为辅的防控体系，以确保在科学认识尚不充分的条件下采取有效的防治行动。张宇萌和孔昭君认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现有应急动员系统缺乏规划性、统一性和高效性，未能够及时满足防疫工作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此，他们基于集成动员理论构建了一个疫区应急动员新模式，以期使组织、需求、生产、物流、调配各个层面能够协调畅通。李三虎认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有启动国家一级响应，调动一切资源，才能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全球；所谓“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对遏制疫情向全球扩散是根本不能胜任的；中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采取的信息全球共享与国际合作、临床管理创新实践和打破病毒传播链的公共卫生策略，将载入世界公共卫生和国际关系史册。罗铁坚、孙一涵和罗晨希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信息化应用状况，分析了公共突发事件监测与防控的主要需求和应用场景，结合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新成果，提出一种面向抗击大规模疫情蔓延的防控软件的技术架构及其开发方法、运营模式，以助力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改善。张艳和马敏认为，我国现有生物安全立法总体位阶不高，配套性不够，衔接性缺失，一些立法条款修订不及时，存在立法滞后问题，为此，她们从加强配套性立法、重视立法衔接、积极弥补立法缺失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的初步建议。周程基于科学思想史视角，对人类发现第一个病毒——烟草花叶病毒——过程中的八个关键节点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病毒概念的社会建构本性，在此基础上，针对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为本专刊关于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专题文章铺就了一幅更加宏大的历史场景。

我们相信上述跨学科讨论，对于当前我国新冠病毒防控和未来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优化乃至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的建构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本专刊的文章只是各位作者研究“战疫”理论问题的一个开端。尽管如此，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因此，我们热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和各界人士赐稿本刊，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广范围、更深发掘的思考、分析和研究。

主持人简介

李伯聪，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工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工程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主要从事工程哲学、工程社会学和工程史研究。著作有《人工论提纲》（1988）、《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1990）、《工程哲学引论》（2002）、《工程哲学》（合著，2007）、《选择与建构》（2008）、《工程演化论》（合著，2011）、《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2013）、《工程方法论》（合著，2017）、《工程社会学导论》（第一作者，2010）、《中国近现代工程史纲》（第一作者，2017）。

杜 澄，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兼任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83年，赴德国鲁尔大学访学，1987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88～200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司公务员；2001～2007年，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以来，致力于科学技术、产业政策、宏观及区域经济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科技项目及科学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0.3724/SP.J.1224.2020.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