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人，1940年底听取冯雪峰的建议从皖南到桂林，在好友聂绀弩帮助下寻得落脚之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国统区实行反共恐怖政策，骆宾基因曾在新四军工作过，被迫离开桂林，远赴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骆宾基料理完萧红后事，1942年化装取道澳门重回桂林。整体来看，骆宾基前后在桂林待了近三年，共发表中、短篇小说15篇，《北望园的春天》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北望园的春天》初载于《文学创作》1943年2卷4期，故事发生时间为40年代“我”离开桂林赴重庆的前一周，地点是桂林丽君路上的北望园。北望园是一所十分讲究的西式洋房，洋房里住着“我”的朋友杨村农夫妇，“我”暂住的是距洋房建筑三尺宽走道的茅草房子。这座没什么存在感的茅草房子住着四户人家，除“我”之外，一户是画家梅溪夫妇；一户是美术教员赵人杰；还有一户是叶蕻，文中并未露面。骆宾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取材于国统区文化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真实反映战时后方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它不仅是战时桂林文化城的一幅缩略图，更是爱国文人唱给故园的一曲思念之歌。

一、群像之一：家国情怀融于赤子之心

1940年第一次抵桂的骆宾基，经好友聂绀弩介绍认识了罗迦，一起住在榕荫路6号。1942年，自香港重返桂林的骆宾基还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仍然以写作为生。当时稿酬很低，加上战争导致桂林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骆宾基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而由于经济窘迫，租不起房，他常常在友人们家中流转寄居。据记载，骆宾基在桂林时“曾与罗迦同住过三多路三益公寓、两江镇；有时到画家黄新波处搭铺；有时到艺术馆、新中国剧社朋友处寄宿；有时到白岩处借住”①；此外，还曾在女作家张洁家借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她父亲董秋水是朋友，张洁在《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中写道：“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里写就的。”②“穿着脏衬衣”“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一个不修边幅、只顾埋头写作的骆宾基形象跃然纸上。

40年代的桂林受战争的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正常社会生产被破坏，经济萧条，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严重。在《北望园的春天》中有相关情节，当赵人杰向“我”借五块钱时写道：“你知道，如今的五块钱还当什么用呢！五年前可以包一个月的月膳，三年以前还能买二三十个鸡蛋，可是现在呢！现在只可以吃杯红茶。”③可见抗战后货币贬值速度之快，五块钱早已微不足道。据桂林版《大公报》1943年2月13日刊登的文章，一位教师写道：“桂林市立各中小学教师，月收入共170元，除灯油费及杂费外，所余无几，要吃饭得想办法每月弥补数百元，殊难生活。”同一天报纸刊有“糙米每担由100元增至180元，而私人粮商一担食米仍售320元。”④除了米以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跟着不断上涨，人们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难以为继。

这一派民不聊生的景象，骆宾基亲身经历着、感受着、思考着，并写入作品中，国统区落魄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于他笔下主人公赵人杰的身上可见一斑：一户是单身汉美术教员赵人杰，在他那狭小房间的地板上布满碎纸片、烟头……连买盐的钱都要借，“年龄比叶蕻大，面貌又比梅溪苍老、枯槁”⑤。这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者，经济相当拮据：日常温饱难以保证，有病也没钱医治；生活自理能力差：整月不刮胡子，春末还穿着一件“五年也没洗过一次似的”冬大衣，床底下堆着一团团脏报纸，混合着鼠粪、饭粒和苍蝇；性格自尊过度：没有剃须刀也不问邻居借，为熬过生活难关宁愿卖掉珍贵的意大利油画集，也不愿开口借钱；对艺术有着固执的坚持：再穷也要画画，心中一直怀抱的愿望是把街角一个摆糖果摊的孤独老妇人画成一幅油画，但穷苦现状又使他担心自己活不到完成这个梦想，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接受别人的一点点资助，这幅画终究是一场梦了……从生理到心理，将一个生存艰辛、执拗清高的底层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但赵人杰并非一直谦卑窘迫，他亦有自信耀眼的时刻，文中出现两次“我”与赵人杰滔滔不绝的谈话：当谈到对艺术、对中国小说的看法，赵人杰脸上便焕发光彩，侃侃而谈心中的绘画之梦，还提出中国画家的普遍不足及中国小说家创作存在的问题，认为他们“不注意人物的思想灵魂，而一味追求语言的雕琢与故事的曲折”。这些实际上是骆宾基艺术观、小说观的呈现。当谈到对北方故园的思念时，赵人杰激昂地回忆往事：成熟的麦场、小时候害怕的望坡人呼啸声，现在都变得有诗性……浓浓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联系骆宾基的人生经历不难猜到为何会设计这样的情节：骆宾基1917年生于吉林珲春，在这里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沦陷，骆宾基被逐出故园，从此被迫辗转流亡。骆宾基寓居桂林时，日寇已占领东北家园十年，他真切感受过失去家国之痛，也曾用尖利的笔端写下救国的怒吼。他深深怀念着那片土地和受压迫的人民，渴望着抗战胜利收复失地的那一天。而随着七八年的背井离乡，身在后方桂林的骆宾基开始追忆相隔万水千山的沦陷家园，他将最初的抗战呐喊转为对故土的怀恋，将这家国情怀注入笔端，以自我意识渗透笔下人物。透过赵人杰的生活和命运，可窥探当时后方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赵人杰即使穷困潦倒也不改赤子之心、身在异乡也心系北方家园。赵人杰记忆中那些“北方麦季的滚滚麦田”“吆喝的望坡人”“夜晚躺在打麦场歇凉的风味”，北国之美，实则就是在写骆宾基自己心中坚守的文学梦，写他儿时的那片乐土，写那始终萦绕在心、挥之不去的归乡梦。北望园，正是千千万万个如骆宾基流离失所的中华子女在北望故园。

二、群像之二：享乐主义附于安逸之躯

骆宾基笔下也书写部分追求享受和安逸的知识分子，《北望园的春天》中留洋海归的知名政论家杨村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既有经济实力也有社会地位，住在北望园洋房那边：天晴日暖的时候，住在红瓦洋房的人们都在走廊的高台上晒太阳、喝茶、谈天。有的还搬出沙发、靠椅，孩子也坐着四轮车出现在这里⑥。生活悠闲自得，时不时还要约“我”一同进城呼吸新鲜空气，与矮茅房乏味清苦的日子形成鲜明对比。但杨村农这个养尊处优的“绅士”却有两面性格：一面是在妻子胡玲君面前担惊受怕、畏畏缩缩，进城都要窥探其脸色，一副失去自我的模样；另一面则是离开家庭压抑氛围后异常活泼而欢快，仿佛离开警局的赌犯。明明受过西方的良好教育，却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会，吃饭时弄出各种声响，和赵人杰共进晚餐后刻意“大声打着饱嗝儿，用牙签剔牙齿”，以提醒别人自己的身份高赵人杰一等；和“我”进城喝茶时总要对妇女品头论足，兴奋得忘乎所以。

诸如杨村农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桂林躲避战火，不仅贪图安逸、游手好闲，还仗着资本的力量和自我优越感，在这座小山城里肆意挥霍。一边做着社会米虫，一边嘲笑辛勤劳动的底层人民，这些富人骄奢淫逸的背后，是一具具赵人杰般羸弱的身躯，是一双双赵人杰般布满红血丝和沧桑的病眼。

骆宾基写于此，心中必有讽刺和怜悯。讽的是杨村农一类海归贵族在日军入侵后安然住在美丽洋房里过着小资生活的中层享乐知识分子，将桂林这座恬静的文化城浸染成商业闹市区。怜的是赵人杰一类挣扎在温饱线上却依然坚守着艺术初心的底层爱国知识分子，给桂林这座淳朴的文化城带来不尽的精神养分。

三、群像之三：理想幻灭于现实之中

1942年5月，邵荃麟曾谈道：“我以为今天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更主要的倒是从我们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去感觉他们的爱与憎，愤怒与欣悦，从琐屑与平凡中间去窥察他们的新生与没落的过程……从这些方向上以达到典型创造的境界，这也许是有意义的。”⑦这段话可知当时整个文学界的创作主题都在转变，提倡从日常生活关注后方人民的喜怒哀乐。

从骆宾基40年代前后的创作便可看出其中变化。早期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由于缺乏自身经验和情感共鸣，对知识分子的剖析显得浮泛而表面。如1940年在桂林完成的《吴非有》，主人公吴非有出身没落地主家庭，年少时勤奋努力，梦想着到南方的游击区闯出一番成就，还鼓励他人要趁年轻多为国家做贡献。他于高等师范毕业后在上海创办了《经济批判》杂志，以此带领一群进步青年，并渴望凭自身能力对社会进行改革。虽然人近中年在经济领域已有所成就，却依然没实现理想，他觊觎县里“第一科”的职位已久，又苦于“没有人帮”，在理想与现实中纠结一番后做出选择，开始频繁出入社会上层场合，与各名流拉关系、阿谀奉承。为得到赏识竟囫囵地把教过陆军大学附属子弟学校说成是教过“陆大”，并“渴望见到战区司令长官”，结识国民党某部的秘书王大炮后终于要见某战区司令长官，便到处打听这位长官的性格，还特地买长官所著的书来细细研读……然而即使做足了准备，王大炮事先也叮嘱了他“只管吹”，加上吴非有早已练就虚与委蛇的厚脸皮，但“功力”还是不够，在司令面前支支吾吾，官场梦就此化为泡沫。从踌躇满志到屈服于现实，吴非有并不是个例。担任省报主笔的刘南波，年轻时也曾斗志昂扬，写下一篇篇鼓励人们积极应对抗战的文章，在文化界谋得功名后，却开始一边鼓吹“修身方能治国”，一边安然过着精致悠闲的日子。吴非有去他家做客时，他还在赶写提倡当局注意国民健康的“注意青春期卫生”报道，见吴非有来了忙拉他观赏自己精心栽种的紫薇、木槿，又炫耀他的茶道，一直喋喋不休，只为博取吴非有的羡慕和夸赞，“抗战”于他而言不过是个抬高身份的口号，实际只追求独享清福的生活……透过全篇尖锐的讽刺，可窥视一群打着抗战旗帜却沉溺于平庸享乐的上层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

40年代初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持续的战争破坏、生命无力的荒凉感以及国民党的压迫统治不断侵蚀着后方一群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吴非有和刘南波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缩影，通过吴非有的串联将商界、文界、军界知识分子藏在笑脸下的假面具一一揭开，也体现了骆宾基对抗战中部分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些思考：当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现实的无奈感逐渐吞噬往日的斗志，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于他们而言，抗战只是一个宣传口号，一面标榜爱国的旗帜，一条求财求官的捷径。面对全民族正遭受的战争苦难，他们不仅毫无责任感和使命感，还麻木旁观、逃避退缩，反映了现实中部分知识分子思想、生活状况的真实面貌。骆宾基的创作开始尝试从前线转向叩问后方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失落和彷徨，并试图将个例进行剖析以描绘一个时代催生的知识分子群像，这具有一定探索意义。但从艺术成就来看，虽然他有意探寻知识分子内心却对其采取冷峻的旁观姿态，没有将个人情感融入人物内心，且对人性丑恶与爱憎欠缺敏感度，导致人物塑造的手法过于单一，形象呈现模式化。从根本上看这是骆宾基个人经历与艺术上的沉淀发酵不足所致，但已表现出对细微事物和人情世故的捕捉力，为其之后的创作转型做了铺垫。1943年完成的同样以国统区知识分子为原型的《北望园的春天》，从艺术手法与精神内核来看都是对《吴非有》的继承与发展，延续了骆宾基对细节把控的敏锐洞察力且更胜一筹。从角色塑造来看，赵人杰和杨村农是吴非有人格撕裂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崇高理想，一面是势利现实，是战争中各阶层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抉择。所不同的是，《北望园的春天》将触角伸向了更贴近生活的知识分子群体，塑造了现实再残忍也不愿屈就的清高艺术工作者赵人杰、骄奢淫逸的庸俗海归杨村农等典型形象。于日常生活挖掘更真实的人情世态，人物形象也更丰满生动，虽亦暗含讽刺，却卸掉了以往冷漠的外壳，真正融入战时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饱含着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人性关怀和慰藉。

从暴露黑暗现实到挥洒温暖人情，《北望园的春天》是较《吴非有》更高层次的抗战书写。骆宾基的知识分子创作既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对于1942年重返桂林的骆宾基来说，经历了父亲离世、萧红逝世、战争残酷、流离失所等坎坷苦难后，他的心境开始发生变化，向内审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时代定位；第二，他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中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茅盾、冯雪峰、邵荃麟、聂绀弩等人都曾给予他一定的创作指导和影响；第三，当时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聚集在桂林，晚上经常聚在一起举行故事会，与会者如聂绀弩、许之乔、舒强、罗迦等人，或讲述自身经历，或讨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家，这些文化的熏陶不仅给骆宾基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还给予他许多写作思想、技巧上的启发和思路。

结合深厚的人生体验，加上桂林浓重的文化氛围，骆宾基在桂林的创作经历了从成熟走向高峰的重要时期，他的主要代表作都创作于桂林且大部分在桂林发表。除了《吴非有》《北望园的春天》等反映后方知识分子的小说，骆宾基还创作了《生与死》《1944年的事件》等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小说，《罪证》《胶东的暴民》等抗战小说，以及《人与土地》《幼年》《红玻璃的故事》等渗透浓浓思乡情的乡土小说。这段时期的作品从创作手法到主题形式，都蕴含着骆宾基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观察，以及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战时的紧张与温情并肩而行，他以细腻的笔触，将诗意铺满字里行间，虽显寂寞却不乏对生命的热忱，这种情感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共性，逐渐形成独特的“骆宾基式”风格，被后人称赞。

四、结 语

战时的桂林文化城，承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忧愁与灵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旅桂作家所创作品类别中以小说为主，包括长篇40多部，短篇小说集近120部，短篇小说1200多篇，再加上文人荟萃的各种创作、交流活动，无疑为抗战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骆宾基在这里完成的优秀代表作《北望园的春天》，全文没有一丝火药味，却能令人深切感到战时后方民众的辛酸，这是更深层次的“抗战文学”，也给予我们新的思考：在那样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被迫成为流亡者，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骆宾基一样，被迫逃至抗战大后方，无论是与友人聚居，还是孑然一身；无论是与苦闷、寂寞为伴，还是遵从自己内心、打破生存迷局，都是对战时知识分子的考验，必须以自我意识的驱动与面对现实的勇气，冲破生活枷锁，获得时间与空间、身体与心灵的自由。骆宾基通过描写没有硝烟的北望园，将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从中折射出抗日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全方位展现了那段特殊时期各阶层知识分子的群像，并以自我意识渗透至每个人物叙述中，通过赵人杰之口写东北的美丽风光，表达对北方沦陷家园的深沉怀念，道出了“北望园”的深层意蕴；通过对林美娜的情感，表达对已故好友萧红的情思；通过对北望园春末景象的回忆，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期许。骆宾基在桂林近三年的创作，基调与《北望园的春天》一致，虽没有气势恢宏的宏大叙事，却都蕴含着自身的生活哲思。他写对现实的感悟、对小人物灰色人生的慨叹、对抗战国民的思考，透过他笔下所呈现的一幕幕人生喜剧或悲剧，我们能更好地感知那个抗战年代桂林文化城各阶层知识分子在命运裹挟下的不同选择和归宿。这些触及心灵的书写无不渗透着骆宾基丰富的人生体验及其深厚的创作功底，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的。

注 释：

① 苏关鑫，雷锐，黄绍清，等.旅桂作家·下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658.

②骆宾基.混沌初开——姜步畏家史[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560.

③ 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87.

④ 桂林市教育志编纂小组.桂林市教育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348.

⑤ 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62.

⑥ 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62.

⑦ 邵荃麟.邵荃麟全集 第八卷 剧本 散文 序跋 书信 附录[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