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藏传统复合式纹样，分别代表着汉藏两地在美术纹样中的各自特点和审美情趣。本文作者以两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为纽带，以两地复合纹样特例为基本研究对象，尝试探讨汉藏两地传统复合式纹样造形样式间存在着的审美相通性。

关键词：汉藏;复合式纹样;审美相通性

传统纹样，其本意是人们寄予带有人文情怀的可见图绘纹样，以一种“物化”的形式传递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对话，使得人们能够从这种图像形式中获取吉利祥和的信息。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纹样样式极为丰富，常见的如“回文”、“云纹”、“团花纹”等等。传统纹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的观念性、实践性、族群性以及社会性相结合，而孕育、创造出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中的纹样种类庞杂，地域分布广泛，创造的时间跨度久远。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传统纹样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延绵不断，保留至今。而复合式纹样，是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传统纹样视界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复合式纹样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象不一的纹饰组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纹样，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和寓意表达，形成既包含纹样内不同纹样之间的不同意味。同时，又在其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出纹样整体性的新寓意。本文从汉藏两地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谈谈两地民族复合式纹样造形样式的审美相通性。

早在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及古老的岩画等实物史料上，就能够看到许多复合纹样清晰的图像。这些今天来看具有强烈装饰意味的纹样，其真实意图较为神秘。一般人们认为，一些带有一定指意的纹样，大多与类似 “祭祀”“巫术”等原始社会神祇召唤仪式活动有关。良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中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玉器兽面纹是我国原始社会玉器雕刻工艺的一朵奇葩。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反山良渚文化墓地12号墓中出土的那件被称为“琮王”的玉琮。玉琮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器形扁方、柱状，上刻有四组神人兽面复合纹样和单独四组兽面纹。“神人的脸部呈倒梯形，眼圆睁，横鼻的两翼向上翻卷，呲牙咧嘴，面目刚强威武。头带冠，冠上满饰放射状的长羽毛……四指并拢，作引体上升状。”“……神人的身子为兽面纹，兽面的一双圆眼与人乳的部位相重合，鼻横宽，张开的嘴中露出两对上下错开的獠牙。”琮，最早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周礼》“以黄琮禮地”。同时琮又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身份。这件玉琮上的雕刻纹饰是以人与兽相复合而成。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珍品。陶盆内壁有彩绘纹样，盆底纹样由两对鱼纹和人面纹相对构成。整体图像呈十字相向间隔对称结构，人面纹为陶盆图像主体。人面纹由圆形正面人脸纹样和五条近似几何状鱼纹组合而成，纹样极具童趣，且原始象征性气息浓郁。人面几何状鱼纹双关语意独特，除具有鱼本身特征外，兼具人面部不同部位形象特征。如“双耳”、“胡须”、高耸“发髻”。更为有趣的是，面部鱼纹与相隔对称鱼纹形态极为不同。一种是抽象几何形态，另一种是接近自然物象的具象形态，造形手法差异甚大。人鱼复合造形纹样在半坡类型纹样中，不只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人面鱼纹彩陶盆”，类似纹样的陶器还大量存在。“人鱼复合”至今说法很多，但从其功用性看，应该与巫术有关。鱼纹图像的产生，是受到渔猎文化生活的影响。从创造出的众多的“人面鱼纹”纹样器物看，该地早期很有可能是渔猎生活的地区。以上这些传统装饰纹样，一定程度的体现了远古先民祭天、礼地、崇祖、思亲的生活观念，包涵了祈吉避凶、希顺求福的特定心理意味。与其相当年代的，还有例如具有代表性的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阴阳人彩陶壶”的“人蛙合一”复合纹样等，这些有着深刻精神寄托含义的远古器物，始终围绕着人的特定活动和特定信仰展开，并且也始终与现实环境息息相关。新石器中晚期，汉地农业文明已高度发展。物质种类认知的丰富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的人的感知、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使人与自然间关系的认识变得更为独特和更具有深度。

藏地早期历史研究中，前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带给人们对藏族历史更多的久远“记忆”。藏西阿里地区日土岩画、阿隆沟岩画等述说者藏地先民鲜活的生活图景。塔康巴岩画组中，有一组特别有意思的场景描绘。一排看上去像后背背着背包的行人，从草原的一处向草原的另一处、更远的地方行进。在人群中有个较周围人高大的人的形象纹饰。这一纹饰的有意思之处在于，肩以下符合人的形象，头部却像个大鸟形。据专家分析，这一现象大概也属于人类早期巫术活动的表现。相关感知中，一样潜藏着某种特定环境下人的特定活动与特定信仰。据推测，人鸟合一的这个形象描绘的是位部族大巫师。这种人鸟合一的复合式纹样，在同一时期藏地之外的一些的岩画中，也有许多类似表现。这种样式的岩画纹样图像虽具有较为现实的写实性，但从艺术形式来说，应该是十分新奇的表现。展开历史的画卷，在横跨欧亚草原不同地域，几乎同一时期许多民族也留下了同种样式的远古人兽合一的复合式纹样。藏民族生活的区域为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山间隔之中，幅员广阔。“藏地文化”的特别缘由在于藏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高原边际，四周有山间夹谷通道与各方相联，自古与周边各国交往甚密。就人鸟复合纹样图像早期创造和影响而论，近代发现的西亚两河流域前8-10 世纪的铜质马具马饰、食器碗具造型或纹饰上，人头、展翅鸟、兽身复合纹样图像较为古老。可能受其影响，古象雄时期的雍仲苯教大“琼”鸟（象雄的“雄”字一词与藏文khyun“琼”相关，而金翅鸟可能与大琼鸟在形象或表述上有别），有着与其极为相似的造型。同时印度中的“迦楼罗”即金翅鸟形象，也如出一辙。同样在中国古代《山海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穀。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等人面鸟身或鸟面人身的人鸟复合形造形样式的描绘。西汉帛画“导引图”中，玉璧下方，一对左右对称的人首鸟身神秘形象，蹲于缓缓拉开的帷幔之上。可见，包括汉地文化在内的、连接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直到伊朗高原的广大地域范围，鸟人符合纹样的出现，表明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与动物的复合纹样长期被人们所使用，且在观念中得到尊崇。这些纹样的共通的审美意味或是精神层面的指示意味，认真想来神秘莫测，至今难以清晰解释。但以现在来看，存在于广大地域中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有着鲜明信仰差异的、不同文化生活体现的这种“人首鸟身”纹样，将彼此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宏大的、富含着浓郁神话色彩的文化现象;又不得不以巨大的视觉诱惑力，强烈的促使现代人妄图用更大的勇气，去穿凿时空，回到“原初”，拨开层层迷雾、一睹那遥远文明的天地间，先民们“掘土开山”、“炼石铸金”、“编穗采果”、“牧畜射猎”……的生活情景。早于印度、源于西藏古象雄王朝的雍仲苯教，在此青藏高原地区至少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中一件双头单身尊神铜像很具苯教形象代表性，这尊造像除了具有苯教意味的功用性外，其复合式造像样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也存在着与周边文化在审美趣味表达方面的相通性。汉文化古典文学《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哪吒形象的塑造，较为独特而鲜明的融入到此例范畴之中，渐渐广为人知。

至唐以降，以两地为代表的相关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汉藏文化相互渗透更为浓郁。汉地出现文化上的“藏味”——我们熟知的具有藏地鲜明纹样特征的“八吉祥”、“八瑞物”吉祥寓意的复合式纹样渐被汉地接受，同时期汉地的复合纹样“五谷丰登”、“双喜临门”等吉祥纹样也已创造出来并与之相应和。这些纹样从形式构造看，采用了重叠、对称、均衡等艺术处理手法，巧妙地将含有特殊寓意的多类物象组织在一起，形成了相关语境合一的新纹样，纹样的形式与内容的表现得到增添、扩大，并在更大的范围上有了新的升华。到明清时，这种汉藏文化间的复合式吉祥纹样的种类和范围达到极盛。囊括了生活用品吉祥饰纹，建筑配件雕刻彩绘饰纹、年画图本边角饰纹，民间善本书籍章节、语句插图装饰等方方面面。

绵绵无尽的汉藏传统复合式纹样跨越历史重重岁月，渐渐剥离早期难以揣测的神秘纹样氛围，释重般地沿着现代人能够识得的纹样图像一步一步走来，充满热情、更为吉祥。如同土壤中的种子，拨土而出，继而繁华。随两地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保有民族各自文化本源情趣特征上，不断涌现出的新的复合式紋样造形样式的审美相通性意味将趋向一致。两地民族在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表达着中华民族敬天礼地、祈求吉祥的美好生活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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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hn Curtis Niel Tallis.THE HORSE FROM ARABIA TO ROYAL ASCOT. Printed in Italy：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2，P98-119.

[3]曲杰·男喀诺布;向红笳，才让太 译.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前言P6.

[4]罗伯特·比尔;向红笳 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P79-82.

（内蒙古农业大学哲社科研项目《汉藏吉祥图案审美造型对比研究》/2012YB7/2013.03）

作者简介：许春雷，1971年10 月，男，籍贯，呼和浩特市，工作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职称，副教授，硕士学位，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