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七大的筹备时间是最长的。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但1945年4月七大正式召开时，抗战已临近胜利，其筹备过程几乎与八年抗战相始终。筹备时间如此之长，与七大曾经五次延期有着直接关系。

1938年：七大第一次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全新的目标，这就是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作为具体措施之一，他提出要“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已公布的党的文献中，这是最早召开七大的倡议。

当时，召开七大是客观形势的要求。1928年召开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已有9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期间党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经历了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需要对这些斗争经验进行总结;遵义会议后党走上了正确路线的轨道，毛泽东逐渐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党各方面的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名义上他还不是党的最高领袖，所以党的领导层也需要做出调整。更重要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在展开，这给党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党对这些新问题进行分析，做出回答，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七大，正是为了适应上述各个方面的要求。

召开七大的任务提出以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他的回国，使党面临两个新问题。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抗战爆发以后，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领导权，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但王明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争中不能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而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产生了思想分歧。二是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使七大的召开产生了新的迫切性。七大的召开从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暂居上风，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七大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决议规定了七大的中心任务和各项议程，并指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强调七大的“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为了筹备七大的召开，决议宣布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由25人组成，其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有重要的领导人，例如毛泽东、陈绍禹（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博古）、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等，毛泽东任主席，陈绍禹任书记。筹备委员会之下，还成立了负责经常性工作的秘书处，以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陈绍禹组成。

上述决议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七大召开的具体时间，但由于它强调七大应该在“最近时期内”召开，这表明当时党内高层对于召开七大的大致时间是有共识的，这就是1938年。但在1938年，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原因何在呢？

首要的原因是战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召开七大的决定之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紧张、最危急的关头。侵华日军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个战场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隊难于组织有效的抵抗，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失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刚刚在山西战场初步站稳脚跟，尚未完成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而新四军则刚刚组建，部队尚未集中完毕。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务是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难以抽出时间完成七大的准备工作;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由于军务在身，难以脱离部队回后方参加七大。此外，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有包括组建新四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这也牵制和分散了中共中央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这些情况决定了当时并不具备召开七大的客观条件。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两次谈到七大为什么没能在1938年如期召开。在报告开始的时候，他说：“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报告结束的时候，他又说：“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可见造成七大第一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战争，以及主要由战争导致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完成。

但除了战争以外，当时党内高层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存在的分歧和不统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七大的按时召开。这种分歧和不统一主要是由王明造成的。他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负责处理原由毛泽东担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领导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会议结束后，他受蒋介石之邀前往武汉，并负责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在武汉，他将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并，并担任了长江局书记。他不经中央批准，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表宣言;也不经毛泽东同意，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发表谈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在他的领导下，长江局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延安的中共中央的“第二中央”。在思想方面，王明继续坚持他的右倾错误观点，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强调独立自主，在军事工作中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而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要王明回到延安，在中央工作，但他置若罔闻。由于王明这些问题的存在，七大不可能顺利召开;即使能够召开，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9年：七大第二次延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和右倾错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了全党的步调，这就为七大的召开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会上，召开七大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还提出了七大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了七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同意开始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七大提交的政治报告。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即向全党党员解释七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动员全党“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

由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何时能够完成实难预料，所以这一决议对七大的召开日期仍没有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从决议中“在不久的将来”和“在较短时期内”这些提法来看，中共中央迫切希望七大能够尽快召开。如前所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表示，由于战争紧张的原故，七大不得不推迟到明年召开。这些都说明，在1939年召开七大在当时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会议作出的决议，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但在1939年，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

七大第二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开始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在山西、河北等地，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企图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交出在这些地方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抗战初期相对良好的国共合作关系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这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国共关系，针对国共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新的斗争策略。这必然会影响到七大的如期召开。

另一方面，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后，开始回师“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八路军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摩擦，又要对付日军的“扫荡”作战，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七大也难于从容召开。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后来七大选出的5位中央书记中的4位，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时或者不在延安，或者是在1939年过去好几个月后，才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不在延安的领导人是朱德和任弼时。朱德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就返回了华北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战和反对国民党军事摩擦的斗争。任弼时则是在1938年3月去了莫斯科，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直到1940年3月才返回延安。刘少奇和周恩来属于第二种情况。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了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然后离开延安辗转前往河南，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直到1939年3月底才回到延安。周恩来则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尚未闭幕的时候，就离开延安去了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1939年初，他又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解决新四军的内部矛盾以及发展方针问题。当他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6月中旬了。由于这些重要的领导人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就使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及时讨论解决，甚至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能按时召开。例如原定1939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周恩来不在延安，后来改期到当年8月才举行。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因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不在延安，或者没能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也是七大第二次延期的重要原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