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康 杜京容 刘 慧 任贝贝

美国兰德公司在其2018年报告Lessons from Others for Future： U.S.Army Operations in an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中提出，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信息环境变革与重塑有着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复杂性、普遍性、超连接性和指数增长性[1]。此外，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从根本上颠覆了社会信息传播内容、方式与对象，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馆事业也深受其影响[2]。因此，管理者们应优先考虑智能技术、信息环境、信息传播之间的交互作用，以适应社会创新所带来的变革。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推动着从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再到智慧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引发了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秩序在内的全面变革，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替代[3]。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机构，其发展、变革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脉相通。“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三个名词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4]，其中推动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等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治理的重点任务之一。然而，文化体制空转与技术工具去功能化最具消解力和破坏力,将在较长时间内不同程度地导致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体制固化[5]。我国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需要创新思维、创新技术以及创新制度来完善、提升，避免体制的固化而影响整个公共文化领域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执行机构的图书馆，开展了一些变革性的创新举措，如人脸识别在图书馆中的应用[6]，智慧型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