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娟

（1.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9；2.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谢觉哉（1884—1971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新闻宣传家。延安时期（1935—1947年），谢觉哉秉持“为党献身常汲汲，为民谋利更孜孜”[1]的政治立场和为民情怀，在《新中华报》专栏《批评与建设》《党内批评》、《解放日报》专栏《小言论》《炉边谈话》《一得书》《案头杂记》、《共产党人》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时评、社论、专论、杂文，新闻实践呈现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现实性强”[2]的鲜明特点。1942年8月17日，毛泽东致谢觉哉信中指出“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3]，肯定其新闻活动的积极影响。深入研究延安时期谢觉哉新闻实践的有关历史，对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者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延安时期谢觉哉新闻实践的主要特征

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党对新闻报刊进行整顿和改造，明确“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4]的新闻工作原则和方法。谢觉哉就非常重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认为新闻宣传工作不到位，解释说服工作做不好，群众对党和政府不了解，会让破坏分子钻空子，“无中生有，造谣破坏”来欺骗迷惑群众，倡导“事要做到，话要说到”[5]。为此，谢觉哉将新闻宣传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理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沟通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作用和力量。

（一）正面宣传为主，配合中心工作开展

1.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鼓与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逐渐形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新局面。1937年5月，党中央确立现阶段苏区的基本任务是“转变与创立特区（边区）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6]，实现政权组织形式从苏维埃制度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为响应党成立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举措，谢觉哉先后发表《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苏维埃运动》《再论边区民主政治的实际》等文章，阐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党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苏维埃工农民主制度转变为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及相关措施；明确党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是“开倒车”，更不是学军阀，弄地盘[7]。这些文章有的放矢，说服力强，既帮助党员群众了解边区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美好前景，又消除一些人士对即将成立的边区政府的错误认识。其次，为解决边区干部群众对“三三制”政权的理解和认同，发表系列文章阐明党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因、政权的性质及作用，声明“三三制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实际产物”，纠正党外人士认为共产党实施“三三制”政权是“故弄玄虚”、拱手让出政权的错误看法[8]。随后，又适时撰写《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县参议会怎样开会》等文章来指导落实“三三制”政权建设工作。爱国人士续范亭用“身体力行三三制，把握政策与主义”[9]诗句来称赞谢觉哉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2.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费心尽力。延安时期，党开展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整风运动，来加强党自身建设。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的讲话指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10]。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开展，谢觉哉在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开辟《一得书》专栏，连续发表几十篇文章，从陕甘宁边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具体情况出发，既针砭时弊、引导社会舆论，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充分了解、领会整风运动的意义，改造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又教育动员干部群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谢觉哉的新闻宣传坚持党性原则，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进行宣传报道，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阐释了党和边区政府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了解接受，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很好地在广大群众中得以贯彻落实。

（二）新闻批评以大局为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

党的新闻工作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同时舆论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1]。谢觉哉坚信党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光荣伟大的。他对党的革命事业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极为敏感、警觉，以“从小处看到大，从近处看到远，从浅出看到深”[12]的政治远见，从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正视和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制度化建设，以期推进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1.批判不良学风，倡导理论联系实际。首先，针对延安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对中央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要么一溜过去，要么“奉行故事”、泛泛而读，要么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诸多不良学风，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对整风文件在克服自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转变作风中重要性的认识，谢觉哉呼吁按照中宣部提倡方法熟读深思学习文件，转变学风[13]。其次，针对讨论、反省改造阶段出现的“不就文件谈论文件”错误倾向，以及对自己掩饰，对别人指摘；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是“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不去追究，对别人的错误，则“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去责备；把反省限在个人的生活圈子；只反省过去，不反省现在等错误行为[14]，谢觉哉一针见血指出这些错误行为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作祟的结果，号召党员干部首先要原原本本学习文件精神，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实际工作进行反省、改造，转变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学会“拿马列主义的箭，射中国革命诸问题的靶”[15]，莫做空谈家。

2.批评游击作风，推进制度化建设。针对边区行政部门交接工作过于随意、不规范，出现“责任不明，交代不清”的现象，联系到边区行政工作一向存在“形式和制度注意不够，游击作风还相当浓重”[16]的不良风气，提出政府工作一定要规范化，建立正规制度，权责分明，照章办事，才能保障各项工作行之有效运行。1942年，在报道陕甘宁边区学生疗养院总务科长、秘书和管理员随意捆绑扣押交通运输员刘世有，致其死亡的“学疗人命案”时，深刻地指出这种随意捆人押人的行为既是“游击作风”，也是不尊重人权的违法行为，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揭发和纠正一切违法事件，致力于“革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17]。而对于边区内出现的不遵守政策、法令的行为，深入分析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缺乏是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束缚的结果，必须承认边区的群众要懂得法令到养成遵守法令的习惯是极为不易的，一方面提出由上而下努力推行，有耐心地进行宣传解释；另一方面呼吁“硬起颈骨来”，严格执法，只有“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18]，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革命的秩序才能建立。

（三）新闻批评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富有建设性

谢觉哉认为，要以建设性的态度，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事新闻的批评监督。“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19]谢觉哉运用辩证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和主流，在充分肯定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政权机关的作风是赛过任何时代的”[20]；高度称赞广大共产党员胸怀理想，大公无私，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牺牲，“建设了人类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崇高道德”[21]，同时客观反映报道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贪污和资本主义思想、官僚主义思想、效能不高、侵犯群众利益等问题。

1.边区政府“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发展下去相当危险。谢觉哉认为边区政府工作有着巨大的成就，也有缺点即“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切中要害提出官僚主义本质就是“脱离群众”，发展下去相当危险，会让党和政府“变成空架子”，失去群众的力量，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22]。提出边区政府要肃清官僚主义，首先要认清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再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同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2.边区政府要警惕与防止贪污和资本主义思想侵入党内。谢觉哉批评一些干部经受住战争环境的考验，却在和平环境的中受到资本主义思想侵蚀，贪污腐化，这既与共产党的宗旨是相背离的，也不符合共产党员品质。他从党内六大类贪污腐败现象深入分析指出党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够，精神懈怠，思想上过于放纵自己，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思想。对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资本主义倾向，提出要通过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党员对党的革命的认识”；要抓好示范引导，发扬党的领导干部吃苦耐劳风范，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采取法律制裁，绝不姑息贪污行为[23]。

3.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政府效能赶不上现实客观需要。谢觉哉在肯定边区政府的工作效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广大党员干部因此创造出踏实苦干、“实事求是、力不虚费、势必有成”的工作作风，同时指出边区工作存在着诸如工作延缓、“调查研究不够”、“工作欠紧张和深入”，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不够”、“忙于事务，不善于掌握枢纽”、“使用干部，未能事当其才，才尽其用”、“满足于文牍”而不顾及文件是否合于实际、“限于一般号召，缺乏具体指示”、“忽视检查”等不良作风，正确指出这些不良作风严重影响政府工作效能，致使政府的工作赶不上客观需要，提出要率先改变领导作风，领导在工作一定要带头做到“有明确的方针，切实的计划，有中心，有检查，实事求是，贯彻始终”[24]。

4.边区存在非法剥削农民，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谢觉哉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制定限制封建剥削，保护外来移民、难民的诸多举措，促使农民、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外来移民遭到歧视、缺乏统一税收条例以及农村非法封建剥削现象等问题存在，侵犯群众利益。谢觉哉为此专门深入安定南区五乡行政村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农村封建剥削问题，详细揭露农村一些地主、富农通过伙种、按庄稼、调分子等方式对无地的农民，尤其是外来移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事实，提出调剂土地，“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制定“限制剥削的标准”等解决办法[25]。针对外来移民遭到歧视甚至剥削现象，提出采取“颁布农村劳动保护条例，规定最低工资”，改造乡村工会等措施来保障移民权益不受损害[26]。针对边区政府实施正规累计农业税的税收政策，由于缺乏统一的税收条例，导致税收中出现“游击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制定统一的征收条例，同时呼吁在制定统一税率标准时注意兼顾“人民负担得起”和“能够相当供给部队的需要”[27]，切实维护保障群众的利益。

可见，谢觉哉在坚持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缺点和不足，实事求是予以揭露反映，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予以客观分析，从理性和建设性的角度出发找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将解决现实工作问题与解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问题有机结合，使新闻宣传有利推进党和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

（四）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引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讲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28]，告诫宣传工作者要学会用群众的语言，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新闻宣传活动。谢觉哉主张报纸宣传工作一定要运用群众所熟悉的话语，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术语变为群众的话；理论变为具体事实，变成听者切身的事实”[29]，将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

1.语言应鲜明生动、通俗易懂。谢觉哉认为新闻作品要引起注意，“说话作文，定要生动泼辣，有起伏，深刻地说明其所要说的道理”[30]，从而增强新闻宣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谢觉哉的新闻写作用语就极为简练通俗，准确贴切。诸如用“耗子”来形容在农村剥削农民的吹手、阴阳先生、神官巫神等。用“头重脚轻”来说明政府工作人员“上边人多，下边做事的人少”的情况。用“削足适履”来批评边区政府部门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用差不多”“一部分”来讽刺批评不了解实际问题、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用“弄到箭、看清靶、射的准”形象生动地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在工作中既要“弄到箭”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要“看清靶”即调查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还要“射的准”即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针对有些同志为自己走路便利，不爱护庄稼，直接从百姓的田地走，老百姓的田地践踏成“斜径”，借用古代民谣“斜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批评这种破坏良田的行为侵害群众利益，是“不道德行为且违反政府法令”[31]，必须要坚决反对并予以禁止。

2.新闻报道主题明确，叙事直截了当。谢觉哉认为，新闻文章“一开头就要说到中心；遥山远水地讲来，‘水多肉少’，不会引起读者的‘食欲的’”[32]，其文章写作突出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不空发议论，针对性强，很多时候文章题目就很直接醒目、观点明确。诸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有些同志对此理解偏颇，认为“精兵简政”是减缩人员，自己要“吃不开了”，发表《简政不是“减政”》一文，文章题目直接表达看法，文章内容开门见山亮明观点，“把应该做的事减去不做，把可以用的人裁去不用，这不是我们的要求”[33]。针对边区居民人口迁移流动频繁的问题，发表《为什么搬？搬到哪里？》一文，文章题目首先就抓住问题要害，行文中引用相关县的群众迁移搬家情况的调查材料，详细分析边区群众人口流动的特点及搬家原因，题文可谓相得益彰。

二、延安时期谢觉哉新闻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原因

新闻宣传舆论工作者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水平，超高的政策把握能力，才能透彻领会中央精神，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做到准确宣传阐释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保证新闻宣传工作实效性。谢觉哉认为“真正的革命家，至少具备有两个条件：渊博的学识和奋斗的精神”[34]，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利用办报和为报刊撰稿开展革命斗争，为其延安时期的新闻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理论学习

1.投身革命后坚持理论学习，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秀才出身的谢觉哉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经历新文化运动启蒙、五四运动洗礼以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广泛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大量的进步书刊，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投入革命洪流中。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挤出时间读书学习，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坚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1941年4月，谢觉哉在《自传》中回忆自己1929年在沈阳阅读了《列宁主义十二讲》，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消解对大革命失败的迷茫困惑。在延安时期，用“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35]诗句表达自己坚持理论学习的志向，为此更是克服政务繁忙及身体状况不佳、年龄大等多种困难，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熟读领会党的文件、决议精神，坚持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备超高的驾驭和把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能力，为其新闻活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锤炼忠诚于党、为民负责的政治素养。1925年谢觉哉正式加入共产党，1943年在《六十自讼》里骄傲地回忆当时自己“居然没落伍，赶上了历史，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36]，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革命工作中，无论是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又或者是在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恪守纪律规矩，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并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和号召，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使其在新闻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当好党和人民“喉舌”。

（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丰富经验

主编或参与了诸多报刊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谢觉哉在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新闻活动，1920年8月，受好友何叔衡邀请主编《湖南通俗报》，1926年1月出任《湖南半月刊》主编。1926年7月出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创办机关报《湖南民报》主编，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深受当地工农群众欢迎，“发行量达七八千份，成为湖南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对当时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37]。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的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做过短暂的编辑。1928年到上海至1931年离开，这期间参与《红旗》《上海报》《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是1930年8月《上海报》与《红旗报》合并成立的）的编辑工作，大胆揭露国民党政权黑暗腐败，反映工农群众的斗争，鼓动工农坚持革命。1931年秋天到湘鄂西苏区，兼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帮助中共甘肃工委创办机关报《西北青年》。

在报纸杂志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谢觉哉在大革命期间揭露军阀统治下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呼吁群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及封建残余势力；大革命失败后大胆揭露国民党政权黑暗腐败，反映工农群众的斗争，鼓动工农坚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兰州，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参与抗日救国。在革命实践中长期以笔为战斗的武器，为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积累丰富经验。

总之，谢觉哉在1943年《六十自讼》中不无自谦指出，“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38]，而事实上，谢觉哉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过硬政治素质，坚持党性原则，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从事新闻活动，做到“报国多方笔一枝”，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树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