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507）

20世纪初期，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世界迅速产生了重要理论影响。因而，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构建不可能回避这一重要学术思潮。霍氏认为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势不两立”，拒斥形而上学成了其一般特征。但是，实证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复杂关联，它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征程中面临着深层的悖论。实证主义并未驳倒形而上学，反而被其绑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沦为朴素的形而上学。在一定程度上，逻辑经验主义丧失批判性特征，变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民众的深层哲学基础。正是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霍氏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深度挖掘和批判，认真梳理了其演变的历史以及其自身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霍氏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为其批判理论的构建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实证主义实现经验主义和现代数理逻辑的糅合，演变为新的形态，即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为和霍氏论述一致，下文统一以“逻辑实证主义”表述）。数理逻辑始于莱布尼茨，后经弗雷格、罗素的发展，并被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维也纳学派①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及形成历史，在此作简单介绍：20世纪20年代初期，石里克（M.Schlick）在维也纳大学担任为马赫特设的归纳科学哲学讲座教授之职。在这之后，汉恩（H.Hahn）、赖特梅斯（K.Reidermeister）、弗朗克（Ph.Frank）和纽拉特（O.Neurath）组织了以石里克为中心的“石里克小组”（derSchlicks Kreis），讨论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新发展以及有关认识论问题。当时参加者还有卡尔纳普（R.Carnap）、门格尔（K.Menger）、米塞斯（R.von Mises）、魏斯曼（F.Waismann）、克拉夫特（V.Kraft）、费格尔（H.Feigl）以及哥德尔（K.Godel）等人。20年代末期，汉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在“石里克小组”的基础上又建立“维也纳学派”（der Wiener Kreis），成立马赫学会，并出版一本宣言式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点——维也纳学派》，阐明这个学派的基本纲领。1936年石里克被枪杀后，维也纳学派实际上已经瓦解。参见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6-97页。的开创者石里克等继承和发展了罗素的数理逻辑思想，并将其与实证主义结合，开创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潮。石里克的学生洪谦先生认为“从数理逻辑中发现这个逻辑的新见解的，不是弗雷格或罗素，而是著名的逻辑理论家维特根斯坦，但是应用这个逻辑的新见解而创造一个新的哲学趋势的，则不能不归功于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了”[1]。无疑，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维也纳学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按照洪谦先生的理解，石里克正是在其指引下发生了由纯粹的“实在论”到“马赫主义”的哲学思想转型。与老实证主义一样，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基本论断，认为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问题。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一文中认为哲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命题体系，更与科学无关。因而，“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2]。维也纳学派成员普遍认为形而上学就像艺术或诗歌一样，但与科学毫无关联。他们认为，知识和形而上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一个陈述在逻辑和经验上既不能证明是“真”或“假”，那这个命题就毫无意义，应该被排出知识的领域。卡尔纳普认为：“一个词（在一定的语言里）具有意义，通常也说它标示一个概念。如果它只在表面上有意义而实际上没有，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假概念’。”[3]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维也纳学派把“本原”“神”“理念”“绝对”“无条件”“无限”“绝对精神”“本质”等形而上学的术语当作毫无意义的词汇加以拒斥。因此，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整体态度是：“它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但不能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只能作为艺术作品，不能作为真理来评价。形而上学学说所包含的，有时是科学、有时是诗文，但决没有什么形而上学”[4]。

与洛克、休谟、孔德、斯宾塞等老实证主义者强调主体“感觉经验”不同，在逻辑主义那里无视这种关系，转向“记录句子”的纯粹的命题系统。霍克海默认为：“经验标准不是感觉印象（像洛克和休谟那样），而是表述印象的判断。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推出这类命题的系统，正如这类命题能由观察者的判断、由‘记录句子’证实一样。”[5]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数理逻辑原则和经验验证原则构成了知识的必要条件，即当且仅当一个命题既能满足数理逻辑规则（在语义与语法构成上不产生歧义）又要能被经验所证明（能满足原则上认识原则或满足事实上认识原则）。因而，逻辑经验主义既反对传统的理性直观论亦与真理融通论相抗衡。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老实证主义者的“感觉经验”仍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既不能被逻辑所证明，也不能被他人所感知，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体现的是“主体性原则”。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体验”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个人感觉”，就像对颜色的感觉一样，不同的人对“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感觉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颜色的感觉也是有区别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所感者对颜色的体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物自体”，不同的“物自体”之间缺乏“主体间性”。维也纳学派者认为“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6]。无疑，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击中了老实证主义的要害。

而在霍克海默看来，逻辑实证主义者与之前老实证主义者相比，缺失的恰恰是因过度强调“逻辑实证原则”而流失的“能动性”原则。靠分析词义、语法和记录句子，人的主动性被掩盖了。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这种“客观性”原则，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赢得了广大市场，它不仅以科学研究的姿态赢得了民众的追捧，同时也为官方所推崇。霍克海默认为：“经验主义在各个阶段对知识对象的看法，实际上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不愿意看到非人事物的人性基础。”[7]因而，逻辑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犬儒哲学 ”。

二、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困境

霍克海默认为，虽然逻辑实证主义标榜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但其理论体系日益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脱离了社会现实，无视人性基础。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显然和提倡进行社会哲学研究并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霍克海默格格不入。霍克海默虽然也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未因此而流入绝对的“形式主义”，其整个批判理论的基础正是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奠基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他反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中“肯定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主体性本身。

（一）忽视主体性，走向抽象的同一性

逻辑经验主义的建构原则是“逻辑证实原则”，其方法是典型的“物理主义”的还原法则。霍克海默正是沿着这种思路对逻辑实证主义忽视“主体性”展开了系统清理和批判。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就提出了排除“主体因素”的主张，认为主体就是“躯体的神经而已”。马赫的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这种思想在后来成为这个学派的集体共识。维特根斯坦曾说：“命题虽能叙述所有的事实，不可能叙述逻辑的形式，因为命题是逻辑形式的反映；什么反映在语言之内的，什么就不能用命题为之叙述；否则我们必须将命题置之。”[8]维也纳学派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并展开排除“主体性”的“重言式”的研究。他们认为知识就是一系列命题的总汇，如果一个命题不能被证实或证伪，这个命题就是假命题，是毫无意义的。老实证主义者如洛克、孔德、斯宾塞等强调“感觉经验”的法则显然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这里也遭到拒斥。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感觉经验”就是一种个人体验的“主体性”原则，这种体验是无法得到证实的，因而是一个形而上学式的伪命题。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专门通过逻辑的法则对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一个知识的命题必须在“词义”和“语法”上合乎逻辑规则，而且能被证实，而形而上学显然与这些法则不相容。和卡尔纳普一样，维也纳学派内部虽有诸多意见的分歧，但在主张“逻辑实证原则”这一点上却有普遍共识。因而，一个命题或真或假，除此再无其他。他们以此原则，判定形而上学的命题属于假命题，不属于知识的范畴，至多是一种信念、艺术或诗歌而已。在实证原则的指引下，维也纳学派认为观察要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否认带有任何“主观成分”的经验性记录，认为这种记录和观察的方式会造成一系列的假命题。霍克海默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排除主观性”的证实方法实际上是流入到“记录句子”的“形式主义”。

霍氏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排除“主体性”的主要方法就是把一切还原为“物理主义”，依照物理学的标准对命题进行检验①关于何谓“物理主义”，洪谦先生在《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所谓物理主义，简言之，就是以物理学为基础，应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方法，从物理的物的语言（physical thing language）方面，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将心理学命题译为物理学命题，从而把‘心理的’与‘物理的’、‘身体的’与‘心灵的’统一起来，进而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参见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页。。为避免老实证主义者“现象主义语言”的私人性和主观性，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立不久的维也纳学派就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基础进行了言说范式的转变，即过渡到“物理学语言”。维也纳学派认为这种语言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即能通过“主体间性”使不同主体联系起来。按照他们的逻辑进路，一切命题都必须先还原为“物理学语言”，因而“物理学语言”自然就变成一种“元语言”。霍克海默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还原论”，把一切科学语言还原成“物理学语言”，本身就隐藏一个先验的“预设”，是向形而上学的回归。通过“物理学还原”能够真正排除主体性吗？霍氏认为，这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走向“绝对论”的一种狂想。霍氏认为：“至少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发表以来，人们就应该知道，最直接的经验、感觉和直觉，作为给予的东西，似乎只对狭隘的知性来说才是终极的东西；人们应该知道，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东西。”[9]这直指逻辑实证主义的要害。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科学语言像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那样可以在保持原意的情况下还原为“物理语言”。其实，观察、记录、检测都是有人参与的过程，不同的观察者的主观意向性自然不同，因而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事实的观察结果也必然有不同，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被列入机械主义的范畴。霍氏认为：“从莱布尼茨到目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证实下述看法：知觉世界既不是简单的摹本，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同等程度上的人类活动产物。”[10]事实上，康德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断定知识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过程，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而非来源于经验，先验范畴和经验的联结才能形成知识，而这一联结的载体无疑要发挥人的“主观性”。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马克思通过“自由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实现了康德范式的转型。因此，逻辑实证主义竭力排除“主观性”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概念推理游戏，脱离社会实践

逻辑实证主义试图通过概念及命题的推理与演绎为知识奠定可靠的基础，这种理论努力是值得尊敬的，但这种理论活动无疑日益偏离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纯粹的“学院式”的研究，这与霍克海默倡导的重视社会现实研究有原则性差异，因而遭到霍氏的强烈批判。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理论视阈中，“价值”“意义”“目的”等概念都是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词汇，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就像康德的“自在之物”一样既无法认识，在经验中也无法证明，是一堆伪命题。在霍克海默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已经完全抛弃了“辩证法”范畴，走向孤立，变成了僵死的结构体系。霍氏认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僵死地看待知识结构，从而也同样僵死地看待现实结构（就现实结构能够被认识而言）。”[12]在他们看来，社会仅仅就是一堆事实而已，因而“情感”“意志”等也只能被还原为事实才有意义。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机械主义的翻版。事实上，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的代表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强调了诸如“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知识的重要意义，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已证明“非理性因素”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就像霍克海默所言，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大弊端乃在于忽视了真实的人性基础。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视野中人变成“符号”或者是“机器人”。试问，这种抛弃了人的情感因素的教条主义理论对人的发展而言有何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很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式的伪命题而不假思索地加以抛弃，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规则。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一切形式的演绎推论，事实上仅是一种符号的语言关系，用不同的同值的形式作成变式而已，因此，我们对于分析命题的效用性，是毫无可怀疑的：因为我们对于某个语言的应用法则已经明白，那么，每个语句的变式的内容和意义，自然而然随之而明白了”[13]。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永远活在“逻辑推演”的“虚假”世界中，唯独没有活在人的真实世界之中。因而，他们从来没有也不能看到造成的人的压抑、生活中的苦难，更不会预示未来。因此，在霍氏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是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他们孤立地把一切真实的生活看成一大堆“方便速记的符号”，“在他们看来，当科学家参与行动时，他们就从科学家转变成了活动的生物，即变成了元素、数据和事实。不过，他们一旦反思自己的行动，就重新变成了科学家”[14]。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狡诈和诡辩，因此，一旦他们遇到“发展”“趋向”等概念性问题，他们要么就把它们解释成重复观察到的事实，要么就会把这些问题抛给心理学家来处理。总之，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活在“语言逻辑”的世界中，他们从来不谈论社会生活。霍氏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迎合了极权主义社会统治的需要，理论的狭隘性最终将变成一场灾难。

就像霍氏所言，“堆在科学家那里的‘纯粹感觉经验的事实’，就跟堆到不中用的政府那里的自发拥护政府的示威活动一样多”[15]。这种长期教条式的思维方式，预示了“人”在他们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而已。因而，在我们看来，霍氏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和他强调“人本主义”情怀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揭示和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推演”法则，霍氏真正的目的乃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生存世界。

（三）无法解决的悖论逻辑

霍克海默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悖论乃在于强行对“逻辑”和“经验”两个要素的杂糅。在霍氏看来，这两个要素仅仅是表层的联合，它们之间隐含着深层的悖论。这种悖论一方面体现在形式逻辑重视纯粹命题之间的推演，因而主张排除任何经验内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从经验中不可能判定分析命题的有效性。在霍氏看来“对逻辑这个没有内容的语言形式系统的解释，马上就表明自己是不可靠的，并在反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被迅速抛弃了。分离形式和内容，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16]。在纯粹的理论物理学中这种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一旦进入社会系统，逻辑的解释必然被赋予确定的含义。逻辑一旦遇到“公正与否”“应不应该”“合不合理”等价值判断就会遭遇问题，因为这些判断都和“主体”因素相关。霍氏认为：“思想借以传递给予的东西、借以揭示、区分、转换对象之间的联系的方式以及借以表达思想和经验间的相互作用的语言结构，都是表象的样式或类型。这是形式逻辑无法逾越的障碍。”[17]在这个问题上，蒯因的理解和霍克海默比较相似。蒯因是美国逻辑实在主义的代表，他的观点既不同于罗素的原子主义，也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有区别。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蒯因对传统经验论的两个教条①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参见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蒯因认为，在“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很难严格的划出一条界线来。分析陈述的秘密在于“同义转换”（例如诸如“单身汉”就是“未婚的男子”的命题等）或者“保全真值”，而这两种做法事实上都容易导致“循环论证”。事实上，完全隔离“内容”的形式判断是不可能的。蒯因认为“带有语义规则的人工语言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捉摸不定的东西’，它对于了解分析性概念是毫无帮助的”[18]。因此，蒯因认为通过语义分析把分析命题割裂开来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面的悖论乃是从经验中如何检验分析命题的有效性。对此，霍氏认为逻辑和数学问题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大难题，从零碎的经验事实中无法检验分析命题的有效性。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并不能完全无误地把社会语言翻译成“物理学”语言。蒯因认为：“翻译的困难主要源于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剪接世界，不同的语言后面隐藏着不同的本体论。”[19]另外，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在面临诸如“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时更表现得软弱无力。

霍氏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既和其他理论流派对此产生了共鸣，但又表现出了明显不同，即他的批判是建构在“社会哲学”基础上的，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逻辑实证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统治走向融合，从而忽视了被“异化”社会的“人性”诉求，因而，霍氏的批判展示了一种试图回归“人道主义”的理论诉求。

三、逻辑实证主义走向欺骗的形而上学

霍克海默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揭示和批判是和他提倡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哲学研究风格分不开的。在霍氏看来，逻辑实证主义不仅无法解决自身的悖论，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日益无视社会现实，走向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忽视社会现实中的人性基础，最终沦为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的帮凶，变成欺骗民众的“犬儒哲学”，是一种带有独断论倾向的朴素形而上学的新变种。

（一）逻辑实证主义沦为欺骗的工具

逻辑实证主义试图通过逻辑推演和经验证明的方式为知识寻找可靠的基础，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一旦他们诉求的可以确证的知识与真实的人的生活日益偏离，这种理论研究也将失去意义。然而，在霍克海默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霍氏自继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来一直提倡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研究方式，这和他对当时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批判是分不开的。在霍氏看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研究日益变成极权统治的帮凶，成为欺骗民众的工具。从表面上看，逻辑实证主义标榜进行的是一种与“政治运动”无关的纯粹的科学研究，提倡“客观性”，正是打着这种学术“幌子”，他们赢得了一大批的信徒。在霍氏看来，民众没有真正了解这种哲学的本质，反而被其操纵，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肯定性”思维方式的现代翻版，这种思维让民众日益变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顺民”，面对极权统治，他们通常表现为“集体失语”。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证即能说明逻辑实证主义的“高明”之处，1936年勒古藤贝格在《瑞士印刷工人联盟机关报》上说道：“希夫教授对那些想要检查大学实验室的反活体解剖协会会员们说，虽然动物没有沉睡，但参观者决不会听到一点声音。很简单，切断动物的声带，动物就没法由于痛苦而嚎叫了。”[20]动物解剖学家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一般特征。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根本看不到情感因素的存在，一切情感符号都会被还原成物理语言，并最终变成一连串被摘录的语句，人以及人的真实的生活存在彻底变成了“空洞的符号”。在霍氏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无视人性的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法西斯主义的心声，变成一种半官方性质的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哲学”。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就专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中产阶级”的矛盾心理进行了详细考察。赖希认为，中产阶级既反对权威又渴望权威，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脆弱，在经济危机爆发时不得已要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寻求庇护所；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比他们还要贫穷的无产阶级进行压迫以显示他们的权威。中产阶级这种对权威的双重性格特征，被赖希称为“小人精神”，因此，“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是中层，即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反常的性格层次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小人精神，即既渴望权威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典型的下中层人士的性格”[21]。在霍氏看来，这种“小人精神”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对现实的盲目遵从，正好迎合了正在崛起中的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浪潮。

（二）逻辑实证主义走向新的独断论

霍克海默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攻击理性主义的“先验预设”，并认为这是一种通过实证无法检验的独断论。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能脱离理性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大部分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应该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概念”“词义”“判断”以及“命题检验”每一个环节都打上了理性思考的印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逻辑实证主义绝不是彻底的反理性主义，而是反理性的“独断论”。问题的关键是，这一任务他们完成了吗？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标榜要反对“先验预设”，然而他们把经验说成是检验一切知识的标准，这无疑又预设了“经验”的永恒形式，把其他语言还原成“物理学语言”，这也隐含着新的独断论。按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的分析，各种语言之间因“游戏规则”不同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并不存在一种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元语言”，科学语言仅仅是众多语言形式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语言更优越。所以，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在反“先验预设”中走向了新“预设”，在反对“独断论”中走向了新的独断论。霍氏的这一批判，无疑抓住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要害。事实上，理论建构完全排除“预设”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来，这一见解已深入人心。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把康德、黑格尔等看成是疯子，把“智力”看成空洞的“逻辑符号”，这显然是幼稚可笑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利用就是这样一套严格的科学分析方法，它可以确定命题的有效性，但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霍氏认为，把这样一套机械的方法运用到分析社会问题或心理问题，就会明显出现问题。把“智力”因素还原成“符号语言”，就彻底剥夺了“智力”的“主动性”，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因而，“计算”和“技巧”就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特征，霍氏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他假设有一个关押了数百名囚犯的监狱，为了更好地生活，囚犯必须善于精打细算，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获得食物①在《理性之蚀》一文中，霍氏认为这种“计算”和“技巧”乃是“主观理性”的典型特征，在这种理性指导下人们以为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结果却遭遇了自然的反叛。参见Max 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74，p.64，p.83.我们认为，霍氏对“主观理性”的批判和分析思路是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延续和发展。。但是他们却永远没有关注环境的变化，并视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这些罪犯永远还是处于监狱之中，他们没有想去改变这一状况，这是典型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缩影。霍氏的这一说明，隐喻了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社会中“真实人”的生活状态。

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典型的“工具理性特征”，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做法。那么，怎么能消除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呢？霍氏认为，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要注意利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辨证理论中，整个社会表现的主要兴趣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事实没有被看作是错误的标志，而被看作是知识的内在因素”[22]。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显然没有像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把一切事件包括社会事件和心理情感全部看成不动的“速记符号”，而是充分考虑到它们的能动因素。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霍氏批判理论的影响，“与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否定在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截然分离；但是，他既不以主观唯心主义及其现代实证主义变种的方式把客体归入到思辨的主体，也不向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投降。霍克海默呼唤着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达到一个合理社会的前提条件”[23]。霍氏认为，辩证法中有极其深刻的理论内涵，这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不可能领会的。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辩证法不会停留在无聊的“命题推演”之中，而是强调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关注。与经常忽视社会现实中的人性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相反，辩证法一开始就视其为理论前提。因而，在霍氏的理论视野中，表达了把辩证法融入批判理论的努力。

（三）逻辑实证主义充当了形而上学的新变种

能不能消除形而上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像整个形而上学的演变历史一样，从来没有停止，但从来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学派都剑指形而上学，“古代的唯物论和怀疑论，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和近代经验论，无疑都是反形而上学的逆流。但它们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思想的视野”[24]。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更是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其基本目标，但是，事实证明，形而上学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倾向，并未完全被驳倒。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霍克海默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霍克海默认为，形而上学不是追求一个人类的特别利益，它掩盖人们正确理解生活。”[25]因而，和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霍氏一般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但是，在我们认真考察霍氏的文本后，就会发现，霍氏对待形而上学的真实态度应该是“欲罢而不能”，即他既认为应该抛弃形而上学的“肯定性”的思维方式，但又同时流露出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认为不可能真正取消和抛弃形而上学。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我们可以印证这种说法。霍氏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哲学家一样都忽视了对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考察，“形而上学向人类提供不能用科学手段证实的存在并借此而用希望喂养人类，这确实是错误的；但当科学自以为是唯一的知识和理论，当它甚而至于蔑视哲学即蔑视一切对待科学的批判态度时，它也的确变成了朴素的形而上学”[26]。后现代主义学者利奥塔也同样认为，科学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他通过“语用学”的考察方式，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比其他知识更高明，甚至它经常要求助于叙事知识。霍克海默也认为把科学知识当作唯一的知识的形式，是幼稚、偏执的独断论的做法。

霍氏认为，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一样，具有“肯定性”的特征，变成了一种安慰的学说和精神的避难所。他认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家那里，还能看到“主体性”的光辉，甚至也不乏有一些深刻的洞见（有时虽然以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却越来越变得敌视人了。霍氏认为：“形而上学家无疑对现行普遍状况负有责任，因为它颂扬这些状况并发展出了一种荒谬的表达方式。可是，在新实证主义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说话。由于实证主义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中间地位，他们在两边都看到了敌人。他们反对思想，不管思想是倾向于前进还是倾向于后退到形而上学。”[27]霍氏的这一批判是深刻的，它击中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要害，揭示其倒退为“朴素形而上学”的真正本质。国内有些学者，认为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在为形而上学辩护。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是很恰当。在考究霍氏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时，一定要联系其批判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极力提倡一种社会现实研究的风格，其对文化工业、权威主义和科学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霍氏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质乃是清除其“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思维构成“极权社会”的哲学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实践情怀，霍克海默展开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详细批判和考察。霍克海默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实质是向一切脱离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统治帮凶的“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开战。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方式，恢复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向一切奴役人的社会制度“说不”，因而在他的理论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