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国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而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以非公有制为主要力量的“边缘革命”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进而主张未来体制改革要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取向[1]。但是，考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可清晰看到我国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辩证统一；在重大制度、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特征，具体表现为党的理论和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与实践智慧、价值诉求及时吸取和回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一方面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进而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2]。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作为指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的现实应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启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实施者，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在改革开放重要关口，冲破意识形态束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要求我们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习惯中解脱出来，站在人民立场对过去实践中的成功和挫折展开深刻反思，进行理论上的伟大创新，进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和法律空间。这一伟大理论创新毫无疑问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和深入推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尤其是关键节点上，重大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尤其重要。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两大理论创新，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改革任务及内容等。二是1992年面对国内思想领域中的分歧和混乱，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相关论述，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接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之所以说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至关重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创新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经济基础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反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本身即是“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3]，改革内容和任务决定其实施路径必然包含从上而下推动型和自下而上推动改革两种方式。

人民群众在既定的政治和法律等框架下开展活动，从现实生产力和自身物质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在实践活动中必然涌现出一些新的做法和经验，产生一些新的利益诉求和制度要求，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实践、新经验、新要求、新问题的出现作为内在动力，必然要求党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人民需要，总结经验、提升规律，进而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新的创新理论要能够回答问题、总结经验、提升规律。因此，是否能够有效反映最广大人民需要，基于实践基础进行理论创新，是衡量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准与建设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基于实践基础进行理论创新要求坚持人民立场，第一，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人民合力的结果，要尊重人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第二，要以人民利益的尊重、维护和增进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理论要反映人民的需要和诉求，人民立场是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第三，理论创新的评判标准是人民，而非其他。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主要判断依据，并辅之以其他逻辑标准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重要理论创新都是对人民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例如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认识的深化、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都是人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的理论反映。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不断进行，而实践创新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深入发展，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与党领导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过程。

二、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肯定市场力量，突破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核心问题是肯定市场力量，厘清市场和计划关系，突破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到党的十八大，核心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需要进行价格改革、税收改革、国企改革等；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改革核心问题是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通过党政作用的发挥使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更好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确立为经济建设，并指出计划经济的缺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历程。在此阶段，由于党本身对市场经济认知的有限性，因而采取的是一种边实践边总结、干中学的思路和态度，邓小平所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陈云所提倡的“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共同体现这一改革思想方法。综观这一阶段，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上，是随着市场力量、市场机制的不断成长、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作用增强，实践对原有意识形态不断形成挑战，理论不断适时创新的过程，最终回答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命题。

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对原有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以及国家经济体制等领域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改变以往行政分权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给予国有企业在中层管理者聘任、产品数量、利润留成、用工制度方面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国有企业的改革终结了中央计划对工业生产的垄断。第二条线索是计划经济体制外因素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兴起，这些经济改革就其实施路径而言，略有差异，但都带有鲜明的自下而上特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先行突破，主要变现为农民自发的实践创造得到党和国家的政策认可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四川、安徽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其他地区农村由此开始纷纷效仿，并取得良好成效。面对农村自发制度变革的成功，1982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包产到户。基层人民的实践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实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创造。非公有制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和农村改革相同特征。改革开放初，为了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就业问题，党和国家允许通过发展个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随着部分个体经济经营规模的扩大，雇工人数的增加，私营经济开始出现，并成为中国经济的必要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缴纳税收、解决就业、满足人民丰富的生活需要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经济特区的建设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给予4个经济特区更多的主动权，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资源，抓紧有力的国际经济形势，加快发展。经济特区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发挥地方主动性，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探索、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金融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挥等领域展开实践，在经济建设和其他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

党及时总结基层实践中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在制度和政策上予以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进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传统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创造性阐述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并初步论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生产目的、能够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商品关系的范围等一些基本内容。《决定》的颁布，系统全面地推进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机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多种经济形式改革等。

整个20世纪80年代，总体上是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过程，这一实践变化对党原有理论产生重大挑战，该如何认识和解决实践和理论不一致问题，在解放思想中进而实现统一思想，成为关键时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在此阶段，邓小平持续、深入思考问题，卓越回答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冲破了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科学结合。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再次实现了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的辩证统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包括以下内容：其一，社会主义本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手段、过程和目的的辩证统一，最终是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其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国情要求采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多种经济形式。其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带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四，二者作为手段和方法各有优劣，各有其适用范围。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但只搞计划经济，缺点就在于缺乏灵活性[4]。市场经济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把经济搞活。其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5]其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要体现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上，“没有这‘四个坚持’，尤其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6]

三、第二阶段（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很快在党内形成共识，思想的再次统一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开始进入充分利用党政力量来构建体制框架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结束了上一阶段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激烈争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7]。

在党的顶层设计之下，我国开始了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税收改革等各项改革。1992年，政府开始实行价格改革，解除一系列商品的价格管制，社会原材料、生产资料和运输服务的项目价格大部分由市场供求来定价，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也大为减少，1993年，粮食价格全部放开，到2001年，政府控制项目仅为13项[8]。随着价格改革的完成，消费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形成，微观企业开始根据价格变动决定资源配置。1993年，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展开，一方面，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对一般中小国有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进行改革，也可以出售企业产权；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企业成立各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所有者职责，国有企业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厘清企业法人财产、出资人财产、内部管理经营者、企业职工之间的激励约束关系。1997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获得批准，并在2000年之后，进行了力度更大的改制浪潮，至2003年，国企改革基本结束。与国企改革相适应，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覆盖面不断扩大和保障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税收改革，将原先的地方财政包干制度改为分税制，新税制下对制造业企业征收17%的增值税（少数为13%），对服务业企业根据商业性质征收3%～5%的营业税；在中央和地方的划分上，增值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财产税，以及增值税中未涵盖的营业税划归地方政府；增值税和消费税比上年增加部分以1∶0.3比例返还给地方。新的税收制度让企业摆脱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其直接快速影响，同时也使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中分离出来，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之前的价格扭曲，更使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在总财政收入的50%[9]。新的税收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划归地方，直接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兴建各种经济开发区、提供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直接组织和拉动经济发展，产业集群不断形成，各地开始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探索地方发展途径、方式。在所有制的改革上，党的十五大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沿用这一提法。对外开放不断扩大，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经济交往不断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建构特征，国家和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出企业、市场、政府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在一系列体制构建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贯穿其中，并渗透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一阶段，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其理论成果也体现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其二，更为充分全面地认识到市场的作用，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效益的环节中，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而且，市场对各种信号的反映也是灵敏迅速”[10]。但是另一方面，市场也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其三，提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缺一不可。阐述了“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因此在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放开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11]。其四，正确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内容。明确指出，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合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搞好更快地发展[12]。其五，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的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3]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蕴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力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四、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全面深化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如何更好地认识和适应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战略，成为当下经济需要破解的问题。在其中，政府和市场关系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涉及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作用双重优势的发挥，又涉及对当前经济发展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把脉与对策，同时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至关重要。在回答中，要求党和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遵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在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社会主义科学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新路。

在实践中国家通过各种举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包括：其一，政府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改变地方政府直接插手资源配置现状，强调其注重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经营提供良好服务；大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食品药品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国务院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放管结合改革等”[14]，并于2018年人大会议调整了政府机构。其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打断地方垄断和行政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截至2016年底，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的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15]在市场规则领域，简化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对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准入门槛，自贸区的清单2017年比2013年由190项减少至95项，外商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农村土地由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进一步转化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其三，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不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资产监管领域，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能由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明确界定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边界，给予国有企业更完整的经营权，并初步确立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形成了包括监管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等在内的监督约束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鼓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发展各种股权结构甚至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控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混合所有制由宏观层面推进到微观领域，进一步发挥不同资本的优势。

习近平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包括：其一，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16]。这将市场机制、微观主体、宏观调控三者辩证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以及二者优越性的同时发挥，是对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第一，市场机制有效是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建立公开、透明、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机制有效是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7]的科学认知和实践应用，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他进一步指出，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在产权制度改革、准入制度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领域深入推进。第二，微观主体有活力是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市场负面清单制度，调动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微观主体有活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这种经济主体设定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完全不同，能有效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和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第三，宏观调控有度是指党和政府作为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代表，从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确定和实施多个维度创新与发展宏观调控，发挥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不同类型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积极发挥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的失灵”[18]的积极作用。其二，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深入和认识深化的理论概括与学术提炼，代表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问题的准确把握。其三，跳出就经济论经济的传统改革模式，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为改革提供强有力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和运行环境，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断加大顶层设计力度[19]。其四，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方法，在坚持问题意识的同时，将“两点论”与“重点论”贯彻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方方面面，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及时有效地解决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从多重维度概括提炼其科学内涵，把握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重点问题，既深刻认知和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又凸显了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和内在要求。

五、现实启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维护群众的利益诉求是理论创新的内在推力和主要内容，而党的正确领导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回顾我们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互动，对我国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性质上属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并非自发形成和发展，需要国家在产权清晰界定、市场体系建设、市场规则制定、加强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所作为，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有效框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企业竞争以实现优胜劣汰、提高效率，容易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不同能力者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具有财富自我强化的内在功能，资本成为主宰财富增值的主要力量，分配结果对于那些贫困者极为不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党不断维护和提高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起点公平、规则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多重维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竞争的能力。从而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存在失灵，比如结构性失衡，这就需要通过党的领导平衡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以及城乡区域、不同行业间的平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谋划未来发展，主动自觉正确认识和遵从经济规律，并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

（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坚持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与价值尺度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基于美好生活的“合力”形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的实践经验，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及时将人民的经验与利益诉求反映到党的理论创新和方略制定上来。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尺度，要求在商品的确定上有所选择，保障和改善民生，将重要的民生问题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对市场运行的结果进行规范和调节，在结构平衡及总量平衡上体现党和国家的调节与规范作用，加大对基层群众、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缩小相对贫困的差距。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势，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向互动与互相适应。这种结合围绕着以下两条主线进行：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经济既要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主体，同时还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其中国有企业改革和效率提升是重要内容。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作为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代表，要在科学的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规范市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弥补市场不足，促进高质、高效、公平的经济发展。

（四）坚持经济体制改革正确方法论

其一，要坚持鲜明的问题意识。理论创新是在对问题回答中实现和得到检验的，必须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要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作为切入口，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要准确把握问题中的内在规律，进而上升为理论。其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落实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要继续推进产权改革，用法治思维解决经济纠纷，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养全体人民在经济领域法的意识等。其三，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不断增强，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方向。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强调要重视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差别化探索”[20]，二者辩证统一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

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加强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统筹处理改革中的各种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运行框架和内在动力，不断推动经济的高效高质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