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方语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四书学”实现了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

宋代，从二程首倡“四书”学，到朱熹“四书”体系的构建完成，其根本原因即是排佛斗争的需要。

宋代之前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五经系统，在经学史上，西汉的今文经专注经典的微言大义，但多穿凿附会；东汉的古文经则着重在对于经典的章句训诂与繁琐考据。由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经学依然固守着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解经传统，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字句解释，而不去进行经典文本中的义理阐发，导致经典诠释停滞于文本的字句本身，只去注解疏义，缺乏理论的创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达鼎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对传统儒学的威胁与冲击是巨大的。佛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即和儒学相结合，吸收儒学的某些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备形态的理论体系。中唐时即出现“十族之乡，百族之闾，必有浮图”[1]的景象。由于其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不仅获得了下层民众普遍的信仰与支持，而且在统治者高层也获得了某种支持和关注。此时中国本土的道教由于皇室认老子为祖先，更是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也日益扩大，中唐时甚至“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2]，朝野上下一时热衷道教成风，道教书箱亦与儒家经典相比肩。此时的儒学虽仍是主流的文化形态，其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依然影响着社会的文化精英，但事实上唐代已然形成三教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