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祥运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不断理性化的“巫史传统”，是从文化传承和族群信仰层面对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作出的理论诠释。巫术和各种卜筮活动是“巫史传统”的核心。作为上古卜、筮活动的资料汇集和系统总结的《周易》，一方面，上承“巫史传统”，系统荟萃了上古以来的巫术及卜筮活动的经验成果；另一方面，在其长期的成书演变及传播过程中，形成铸就了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文化形态的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以及民间社会层面上的吉凶文化传统。《周易》在演变中形成铸就中国文化三大传统，充分体现了其对于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一、“巫史传统”及其理性化进程

中华上古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脉所在，如何描述和说明中华上古甚至远古以来的文明发展进程，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论题。李泽厚先生对此提出了两大理论诠释：“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1]33“巫史传统”是从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层面对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作出的理论概括。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巫术也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文化形态。“巫史传统”之“巫”，在上古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这种“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